我校多名专家参加“2023年中国亚非学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

11月25—26日，中国亚非学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在广州举行。副校长马朝琦教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桑元峰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侯学华教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金平教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超汉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青年教师梁娟娟博士、洪薇博士应邀参加年会。 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李新烽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主持报告会。外交部非洲司参赞贺萌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就非洲形势和中非关系作主旨报告。马朝琦主持了闭幕式。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常务副主编吴传华在年会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张金平主持了“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议题研讨并作“‘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的非典型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主题发言，张超汉作“中国民营安保公司海外业务法治保障研究——以‘一带一路’非洲投资安保需求为视角”专题发言。梁娟娟、洪薇在全球安全倡议与非洲安全分论坛上，分别作“土地制度变革与苏丹部落冲突”“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发言，其中梁娟娟作为分议题研讨汇报人向大会汇报了分议题四的研讨情况。侯学华在大会青年学术论坛的研讨中作会议评议。 马朝琦在亚非学会工作会议上表示，西北政法大学将进一步整合校内亚非研究的力量，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全面开展非洲国际问题与相关涉外法治研究，积极参与学会工作。 （供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撰稿：侯学华  审核：马光明）

【明德·导师有约第3期】王斌通副教授作题为“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座

11月27日下午，“明德·导师有约”第三期学术活动在“一站式”学生社区（雁塔校区七号公寓）举办。本次活动邀请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王斌通副教授作题为“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座。2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活动。 王斌通向大家分享了学术兴趣对于日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和学习。他以发表在《检察日报》上的文章为例，介绍了撰写报刊文章与期刊文章的异同，并围绕该文章从结构上的谋篇布局，内容上的层层递进，引用文献的通俗易懂等方面，就文章内容向在场同学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观念、法典编纂、纠纷化解上如何符合符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发展规律。 （供稿：研究生院  撰稿：耿健翔  拍摄：李圳瑜  审核：常安）

【明德学术大讲堂】刘秋岑作题为“新时期中亚五国立法文本中的民族、法学教育与国家认同”讲座

11月27日上午10：00，由研究生院主办，国际法学院、涉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中亚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协办的“明德学术大讲堂”在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权研究院讲师刘秋岑作题为“新时期中亚五国立法文本中的民族、法学教育与国家认同”讲座，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哈冠群博士主持，校内师生60余人参加讲座。 刘秋岑从中亚五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管理切入，全面详细地讲述了中亚五国的多民族性在其不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阐释了中亚五国民族立法的主要渊源。她结合自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的学习经历与见闻，生动介绍了中亚五国的立法特征、立法倾向及中亚法学教育体系。 国际法学院教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阳博士、王林叶博士、时杜娟博士与谈，就发展法学教育和推动立法进程、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观念及为中亚国家社会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进行交流。 哈冠群代表研究生院邀请各位青年教师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充分发挥地缘、学科和人才资源优势，共同推进中亚地区法律人才培养工作。 （供稿：研究生院  撰稿：冯若曦  摄影：张君曼  审核：常安）

【“公法与人权”48期】庞从容副编审作题为“学术著作出版中作者应该了解的几个关键问题”讲座

11月25日下午，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8期在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知识产权出版社独立策划室主任、法律编辑室主任庞从容副编审作题为“学术著作出版中作者应该了解的几个关键问题”讲座，人权研究中心讲师赵小静博士主持。 庞从容围绕如何选择出版社、出版流程及关键词、责任编辑的重要性、重大选题备案、出版社能申报的项目与奖项五部分展开论述。著作图书的出版可综合考察出版社的出版范围、主营产品和负责编辑，确定好合适的出版社。出版流程复杂、规范严格，要严格遵循三级选题论证制度，尤其关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表、索引等方面的编校工作，确保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作者同编辑间应积极沟通，充分利用宝贵的学术著作出版资源，共同提升著作品质。 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讲师李佳飞博士、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讲师雷苗苗博士与谈。庞从容就老师、同学们提出的参考文献注释方法选择办法、选题把关问题、如何申请后期资助出版、专家作序时间选择、写作中的规范用语、编辑同作者的沟通等问题进行详细回应。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撰稿：牛凡  摄影：王雨润  审核：曹燕）

“第二届服务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论坛”暨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我校举行

11月25日，第二届服务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论坛暨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主办，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西安市科技局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智库承办，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协办。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迎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胡晓晖，陕西省法学会党组成员、研究部主任申月霞，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姚新动、西安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王泉，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李铨参加会议，副校长孙昊亮主持。 范九利在致辞中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他指出，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是陕西省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推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年会汇聚不同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智慧，定能为陕西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西北政法大学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积极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提供法治智慧。 李迎波代表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致辞 胡晓晖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致辞 申月霞代表陕西省法学会致辞 李迎波、胡晓晖、申月霞分别在致辞中对年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各自工作领域的亮点，并展望了秦创原法治保障建设。申月霞代表陕西省法学会宣读了论坛征文获奖论文作者名单。王思锋、邱洪华、雷西萍等31名专家学者和获奖论文作者代表崔永进围绕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陕西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孙昊亮主持会议 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的全体理事，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部分高校和省内部分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代表共计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供稿：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撰稿：孙栋 审核：李建梅】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第23期】周屈兰教授：基于学生中心的教学设计创新与课堂示范

为提升我校教师教育教学创新能力，11月22日下午，教师发展中心举办了第23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本期工作坊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周屈兰教授作基于学生中心的教学设计创新专题讲座和课堂示范。本次活动由刑事法学院步洋洋副教授主持，我校40余名教师参加。 周屈兰介绍了以教学目标为核心，基于学情分析的教学模型设计方案。他表示，教学设计的意义是为教学的全过程注入灵魂，让教学具备教师个人的风格，让教学的每个环节都是有的放矢，让读者通过设计书了解课堂的面貌。周屈兰将其本人参加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获奖课程作为示范案例，从教学过程的组织实现、教学评价及教学技术等方面做了详细解读。通过课堂教学设计的展示，诠释了一门课程如何体现“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使学生从学懂一门课，到喜欢一门课，最后喜欢“学习”本身。 在交流环节，周屈兰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现场教师提出的在教学设计、教学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参加活动的教师表示，周屈兰教授的讲座干货满满，课堂示范令人深受启发，通过此次学习，深入地学习掌握了教学设计的新技能与教学创新的新思路。 （供稿：教师发展中心  撰稿：白璘  审核：董玮）

【“公法与人权”第47期】洪薇博士作题为“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讲座

11月21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7期、青年论坛（四）在线上举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洪薇博士作题为“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讲座，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曹燕教授主持，校内外100余人线上参会。 洪薇对非洲的粮食危机问题的分析从粮食属性转变的现实状况考量，粮食人权、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非洲粮食人权、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的关联性危机研究，以及中非合作与中国方案四个部分展开。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梁娟娟、2022级博士研究生毛荣、2022级人权法学硕士研究生陈晓萍与谈，讨论了国家粮食安全与公民的人权保障、粮食安全与联合国全球治理等话题。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撰文：吴冰清  审核：钱锦宇）

我校多名专家参加“2023年中国亚非学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

11月25—26日，中国亚非学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国非洲研究年会在广州举行。副校长马朝琦教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桑元峰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侯学华教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张金平教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超汉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教研室青年教师梁娟娟博士、洪薇博士应邀参加年会。 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李新烽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主持报告会。外交部非洲司参赞贺萌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就非洲形势和中非关系作主旨报告。马朝琦主持了闭幕式。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非洲学刊》常务副主编吴传华在年会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 张金平主持了“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议题研讨并作“‘一带一路’沿线恐怖活动的非典型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主题发言，张超汉作“中国民营安保公司海外业务法治保障研究——以‘一带一路’非洲投资安保需求为视角”专题发言。梁娟娟、洪薇在全球安全倡议与非洲安全分论坛上，分别作“土地制度变革与苏丹部落冲突”“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发言，其中梁娟娟作为分议题研讨汇报人向大会汇报了分议题四的研讨情况。侯学华在大会青年学术论坛的研讨中作会议评议。 马朝琦在亚非学会工作会议上表示，西北政法大学将进一步整合校内亚非研究的力量，积极搭建学术平台，全面开展非洲国际问题与相关涉外法治研究，积极参与学会工作。 （供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撰稿：侯学华  审核：马光明）

【明德·导师有约第3期】王斌通副教授作题为“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座

11月27日下午，“明德·导师有约”第三期学术活动在“一站式”学生社区（雁塔校区七号公寓）举办。本次活动邀请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王斌通副教授作题为“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讲座。2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活动。 王斌通向大家分享了学术兴趣对于日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和学习。他以发表在《检察日报》上的文章为例，介绍了撰写报刊文章与期刊文章的异同，并围绕该文章从结构上的谋篇布局，内容上的层层递进，引用文献的通俗易懂等方面，就文章内容向在场同学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观念、法典编纂、纠纷化解上如何符合符合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发展规律。 （供稿：研究生院  撰稿：耿健翔  拍摄：李圳瑜  审核：常安）

【明德学术大讲堂】刘秋岑作题为“新时期中亚五国立法文本中的民族、法学教育与国家认同”讲座

11月27日上午10：00，由研究生院主办，国际法学院、涉外法治研究中心、中国-中亚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协办的“明德学术大讲堂”在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权研究院讲师刘秋岑作题为“新时期中亚五国立法文本中的民族、法学教育与国家认同”讲座，研究生院院长助理哈冠群博士主持，校内师生60余人参加讲座。 刘秋岑从中亚五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管理切入，全面详细地讲述了中亚五国的多民族性在其不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阐释了中亚五国民族立法的主要渊源。她结合自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法学院的学习经历与见闻，生动介绍了中亚五国的立法特征、立法倾向及中亚法学教育体系。 国际法学院教师、涉外法治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阳博士、王林叶博士、时杜娟博士与谈，就发展法学教育和推动立法进程、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观念及为中亚国家社会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进行交流。 哈冠群代表研究生院邀请各位青年教师积极参与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充分发挥地缘、学科和人才资源优势，共同推进中亚地区法律人才培养工作。 （供稿：研究生院  撰稿：冯若曦  摄影：张君曼  审核：常安）

【“公法与人权”48期】庞从容副编审作题为“学术著作出版中作者应该了解的几个关键问题”讲座

11月25日下午，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8期在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知识产权出版社独立策划室主任、法律编辑室主任庞从容副编审作题为“学术著作出版中作者应该了解的几个关键问题”讲座，人权研究中心讲师赵小静博士主持。 庞从容围绕如何选择出版社、出版流程及关键词、责任编辑的重要性、重大选题备案、出版社能申报的项目与奖项五部分展开论述。著作图书的出版可综合考察出版社的出版范围、主营产品和负责编辑，确定好合适的出版社。出版流程复杂、规范严格，要严格遵循三级选题论证制度，尤其关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表、索引等方面的编校工作，确保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作者同编辑间应积极沟通，充分利用宝贵的学术著作出版资源，共同提升著作品质。 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讲师李佳飞博士、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讲师雷苗苗博士与谈。庞从容就老师、同学们提出的参考文献注释方法选择办法、选题把关问题、如何申请后期资助出版、专家作序时间选择、写作中的规范用语、编辑同作者的沟通等问题进行详细回应。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撰稿：牛凡  摄影：王雨润  审核：曹燕）

【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第23期】周屈兰教授：基于学生中心的教学设计创新与课堂示范

为提升我校教师教育教学创新能力，11月22日下午，教师发展中心举办了第23期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工作坊。本期工作坊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周屈兰教授作基于学生中心的教学设计创新专题讲座和课堂示范。本次活动由刑事法学院步洋洋副教授主持，我校40余名教师参加。 周屈兰介绍了以教学目标为核心，基于学情分析的教学模型设计方案。他表示，教学设计的意义是为教学的全过程注入灵魂，让教学具备教师个人的风格，让教学的每个环节都是有的放矢，让读者通过设计书了解课堂的面貌。周屈兰将其本人参加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获奖课程作为示范案例，从教学过程的组织实现、教学评价及教学技术等方面做了详细解读。通过课堂教学设计的展示，诠释了一门课程如何体现“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使学生从学懂一门课，到喜欢一门课，最后喜欢“学习”本身。 在交流环节，周屈兰耐心细致地回答了现场教师提出的在教学设计、教学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参加活动的教师表示，周屈兰教授的讲座干货满满，课堂示范令人深受启发，通过此次学习，深入地学习掌握了教学设计的新技能与教学创新的新思路。 （供稿：教师发展中心  撰稿：白璘  审核：董玮）

【“公法与人权”第47期】洪薇博士作题为“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讲座

11月21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47期、青年论坛（四）在线上举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洪薇博士作题为“人权、主权与安全：非洲粮食危机研究”讲座，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曹燕教授主持，校内外100余人线上参会。 洪薇对非洲的粮食危机问题的分析从粮食属性转变的现实状况考量，粮食人权、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非洲粮食人权、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的关联性危机研究，以及中非合作与中国方案四个部分展开。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梁娟娟、2022级博士研究生毛荣、2022级人权法学硕士研究生陈晓萍与谈，讨论了国家粮食安全与公民的人权保障、粮食安全与联合国全球治理等话题。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撰文：吴冰清  审核：钱锦宇）

【研究生论文写作能力提升系列讲座第4讲】张爱军教授作题为“论文写作的困境与出路”讲座

11月17日晚，由研究生院主办的“明德·研究生论文写作能力提升系列讲座”第4讲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我校网络政治传播研究院院长张爱军教授作题为“论文写作的困境与出路”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研工部副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马成教授主持，国家安全学院李锋副教授担任与谈人，校内师生100余人参加。 张爱军从论文写作的困境、基本要求和形式要求三个方面展开讲授，为同学逐一解答如何确定学术论文选题、标题为何要单刀直入、摘要如何一气呵成、如何避开引文写作“天坑”等重点问题。在交流互动环节，张爱军鼓励同学们多看经典著作，坚持阅读有份量的学术论文，他直言论文写作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多写、多练”“论文写作要落到实处，就是一个字——写”。 马成希望同学们在讲座后进一步消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真正的把论文写作的方法转化为自身写作的能力。 (供稿：研究生院  撰稿:张晰  摄影:张君曼  审核：常安)

“第二届服务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论坛”暨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我校举行

11月25日，第二届服务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论坛暨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人权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主办，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西安市科技局秦创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智库承办，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协办。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迎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胡晓晖，陕西省法学会党组成员、研究部主任申月霞，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姚新动、西安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王泉，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李铨参加会议，副校长孙昊亮主持。 范九利在致辞中对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欢迎。他指出，秦创原创新驱动发展平台建设是陕西省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推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年会汇聚不同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智慧，定能为陕西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西北政法大学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积极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提供法治智慧。 李迎波代表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致辞 胡晓晖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致辞 申月霞代表陕西省法学会致辞 李迎波、胡晓晖、申月霞分别在致辞中对年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介绍了各自工作领域的亮点，并展望了秦创原法治保障建设。申月霞代表陕西省法学会宣读了论坛征文获奖论文作者名单。王思锋、邱洪华、雷西萍等31名专家学者和获奖论文作者代表崔永进围绕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中的知识产权问题、陕西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孙昊亮主持会议 陕西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的全体理事，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等部分高校和省内部分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代表共计180余人参加了会议。 【供稿：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撰稿：孙栋 审核：李建梅】

人权研究中心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

11月1日，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在人权研究中心会议室召开。 本次研讨会由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曹燕教授主持，我校杨强教授、杨立峰副教授、郝少英副教授、王斌通副教授、乔巴生博士、赵小静博士、杨博文博士，部分博士研究生和人权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参与交流发言。与会师生认真学习并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10月27日下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时，本次研讨会还对《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行了学习和讨论。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撰稿：苏银侠 审核：钱锦宇）

我校召开第八届“风险与危机管理”学术研讨会

10月28日，第八届“风险与危机管理”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本届会议由陕西省管理科学研究会与西北政法大学主办，商学院（管理学院）与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公共领域的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来自省内外多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管理学院全体教师、研究生等300多人参会。会议开幕式由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李晓宁主持。 陕西省管理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杨水利在致辞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应不断结合时代背景，加强风险与危机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将不断推进精准识别产业、需求和要素等风险问题的能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的风险危机管理体系，携手共进提高科研能力。 我校副校长、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荣刚在会议致辞中表示，风险与危机管理是多层次的研究体系，应该加强整体原则问题导向，加深对风险与危机管理的重视，激发更多学术成果。同时，应发挥法学背景优势，推进法管结合，提高重大风险的防御能力，促进学科交融，不断深化风险与危机管理研究。 会议主题报告阶段由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杨柳青主持。山西财经大学吴秋生教授、西北工业大学郭鹏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崔永梅教授、中共西安市委党校黄嵘教授、西安市阎良区数据中心刘志强主任、西安和合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谭洪军副总经理以及管理学院黄雯教授、冯颖教授共八位专家学者围绕研究型审计、城市脆弱性、政府治理大数据、数字政府规划、失业保险及黄河流域生态承载力等议题作主题报告。 分论坛学术研讨阶段，分别开展了行政管理与政府应急管理、资源约束与产业风险管理、数字经济与信息安全管理、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治理、财务审计与组织风险治理等六个分论坛主题研讨，各位汇报人与点评人从公共政策、社会保障、自然资源、财务审计、应急管理、数字治理等领域视角，探讨其中蕴含的风险危机因素和作用机理，围绕相关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撰稿：胡玥  审核：李晓宁 】

“行政公益诉讼的回顾与展望”论坛召开

10月13日，由我校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主办，知恒（西安）律师事务所协办的“行政公益诉讼的回顾与展望”论坛在我校雁塔校区召开。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刘志彬出席论坛，校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主任王周户主持开幕式。 论坛邀请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等院校著名学者以及陕西省人民检察院、银川市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法庭、灵武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检察院、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兴庆区人民检察院、知恒（西安）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实务专家近40人，围绕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交流研讨。 刘志彬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西北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近年来产出代表性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特色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汇聚各方资源，持续推进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为我国法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院长姬亚平、知恒（西安）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亚欣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论坛分两个阶段，分别围绕“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研究”“行政公益诉讼实践探索”展开研讨，理论界与实务界专家学者就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情况、实践困境与未来展望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周户在总结中表示，应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我校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经过三年多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已基本形成了学术队伍强、研究领域专、研究问题精、成果应用实的工作格局。下一步将不断优化研究力量，扩大对外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有效组织科研。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撰稿：杨思怡  审核：赵钉钉】

我校主办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学术论坛暨《法学教育研究》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9月23日，我校和新疆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法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承办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学术论坛暨《法学教育研究》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举行。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彤、我校副校长马朝琦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主持。 陈彤在致辞中介绍了新疆师范大学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成就。表示学校以边疆治理为学科凝聚点，统筹多学科发展优势，推进哲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交叉融合，为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马朝琦表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开启新时代教育强国新征程擘画了新的蓝图，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西北政法大学强化使命担当：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传承红色基因。二是主动服务需求，积极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三是加强法学教育研究，推动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理念更新。 主旨发言环节由我校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宋觉主持。我校教授严存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坤轮分别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涅聚”“《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解读”主旨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大学、广州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次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供稿：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校长张荣刚一行参加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

8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承办的“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第一届数字法治大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副校长张荣刚应邀参加本次会议。 本届年会主题是“数字中国的法治模式”。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姜伟主持。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吉林省法学会会长马俊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任刚，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郑万和，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出席并致辞。 开幕式后，年会以主论坛和分论坛结合的形式进行，我校博士研究生尉钏在第六分会场作题为《完善网络交易平台法律责任体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司法实务界人士，共计400余人参会。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召开

8月22日，第二届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在我校长安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召开。本次论坛由我校刑事法学院、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以及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以“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为主题，下设“特色主题演讲”“日本新近刑法理论介绍”“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与实质”“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罪刑法定原则与个罪研究”五个分论坛。 校长范九利致欢迎词。他表示，“留日青年刑法学者学术论坛”的创设，为推动中国刑法学术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来自全国知名学府的青年刑法学者相聚一堂，砥砺学问，增进友谊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他介绍了学校校史、红色基因育人、学科特色和刑事法学院教学科研等有关情况。他指出，近年来，学校依托刑事法学科团队，设立了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企业合规研究院、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等智库平台，为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发展和西北地区法治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各位优秀青年学者既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收获，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理论支撑，也能够加深对于西北政法大学的了解，继续关心、支持西北政法大学的建设发展。 我校刑法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政勋教授，论坛发起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教授，陕西金镝（榆林）律师事务所主任任亚林作了发言。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海道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及我校部分教师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 （供稿：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我校人权研究中心获批四项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课题

我校陈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优秀”结项等级

日前，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消息，我校法治学院陈玺教授主持的《宋代诉讼惯例研究》获得“优秀”结项等级。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诉讼惯例研究》（16XFX002）是陈玺教授继《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后，关于中国古代司法研究的又一力作。《宋代诉讼惯例研究》分为绪论、总论、各论、结论四部分，合计16章，46.7万字。各编之下设章、节，并于每章结尾设置“小结”。该书立足中国古代诉讼规则的生成、发达与运行，以两宋时期（960年—1279年）为历史剖面，以诉讼文明为研究视阈，以诉讼惯例为具体对象。通过勾勒宋代诉讼法律文明的历史图景，诠释诉讼惯例、诉讼制度、诉讼观念、诉讼文化等元素的交互关系。经由系统考察唐宋时期诉讼规则继受与变革的时代背景、历史轨迹与后世影响，最终查明我国固有诉讼规则之发展规律、适用状态、演进模式、转型格局等，为全面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实现提供理论诠释和历史镜鉴。 （供稿：法治学院）

【民主与法制周刊】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汪世荣）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二 谢觉哉：廉洁奉公的楷模 秉公执法的典范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法学的开拓者、人民代表大会创造者、人民政权建设者。谢觉哉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为共和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育有5子2女，除长女谢宏生前是财政部一位处长外，其余都是普通的干部、职工。夫人王定国，被称为百岁女红军，晚年发起并成立王定国扶贫基金会。长子谢飘退休前在原国家外贸部工作，退休后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担任王定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2021年7月14日，在《民主与法制》周刊谭则章的陪同下，笔者采访了谢飘先生。从早上10：30至中午13:30，三个多小时的访谈，82岁的谢飘老人深情回忆了谢觉哉生活、工作中的细节和轶事以及为党为国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谢觉哉是人民的好公仆、好法官，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和建设事业。谢觉哉民主法治思想对人民政权建设、人民司法建设，产生过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孜孜不倦勤勉尽责为人称道 谢觉哉（1884-1971），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斋。清宁乡县九都沙田兰馥冲（今湖南省宁乡市沙田乡堆子村）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父母兄弟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姜氏经常给他讲惩恶扬善的故事，“应该做好人”“为人办好事”，良好的家庭教育深植心灵。在堆子山兰馥冲“谢觉哉故居”，保留有谢氏家族的祖训家规，包括了为人处世的准则：爱祖国、孝父母、敬长辈、睦族邻、为友恭、重育人等。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谢觉哉与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并称“宁乡四髯”。陕甘宁边区时期，谢觉哉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并称“延安五老”。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觉哉考取秀才。宣统三年（1911），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在云山中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走上革命道路。曾协助毛泽东、何叔衡举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开始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刊物。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建议，实行国共合作。同年，谢觉哉加入国民党。先后主编《湖南半月刊》《湖南农民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国在这十年内若不振兴，必至亡国，说不定至于灭种，万不能在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滞。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表明谢觉哉从事革命工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情感真挚。1931年谢觉哉在湘鄂西苏区工作，1934年后调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后当选为中央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1934年，谢觉哉与董必武、徐特立等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经过367天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因为镇上只有11户人家，无法满足七千人住宿，红军将士们大都露宿野外麦地。谢觉哉回忆当时情景与感受，吟诗一首：“露天麦地覆锦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驻兰州代表。1938年9月回到延安，先后担任西北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参议会副议长、党团书记。他在《参议会发言提纲》中，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使代议制的咨询机关转变成为权力机关，要求“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去”，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关。毛泽东回信说：“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1946年，谢觉哉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起草宪法、刑法、民法等法律。“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的诗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定位内务部的工作是：“上为中央排忧，下为群众解愁。”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上，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谢觉哉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病逝，终年87岁。生前著述颇丰，已经整理出版的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诗词选》《不惑集》《一得书》《谢觉哉书信集》等。 推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成就斐然 1936年6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机关由瓦窑堡迁到宝安县（今志丹县），作为办事处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参与领导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觉哉长期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民主选举过程中，结合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他创造了“投豆子选举法”“香头烧纸选举法”，使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民主政治的作用，提高群众的思想观念。1941年陕甘宁边区民政厅编辑出版的《陕甘宁边区乡选总结》，收录了宣传、普及民主政治、民主观念的民歌，包括《选举要认真》（顺天游调）：“田禾儿青青忙锄草，选举个代表也重要。不要说选举不关你，坏蛋当选人人都受欺。选举票上面要认真，好人坏蛋细分清。众人当中挑出能干的汉，大家的事情交他办。众人当中选个女代表，男女平等要做到。”《选举小调》：“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是为了老百姓。咱们要选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选举不分什么人，男女贫富都平等。自己来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贪污欺压老百姓。”歌曲尤其是民歌的哼唱，无需识字为条件。针对陕北人民流行民歌的地方特点，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填词、谱曲，口耳相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民主政治成为陕甘宁边区人民讴歌的对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就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意义，谢飘先生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数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的创举！” 民主政治极大激发了解放区人民的政治热情，调动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民主政府及其形成的“十个没有”（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群众集会发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表明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与国统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针对历史上“苛政猛于虎”的教训，谢觉哉关照边区群众的实际生活，主张边区政府务实的作风，被有些人批评为“施仁政”。但他坚持倡导边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关心边区群众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对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谢觉哉所强调的“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思想，也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努力的方向。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是谢觉哉工作生活的写照。他给家乡的儿子们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教育子女要做“有用”的人，不是“做官”而是对国家、对人民做有益的工作，要求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谢觉哉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先后于1957年、1960年和1961年三次回到宁乡视察，对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批评和建议。例如，看到森林被破坏，提倡植树造林，要树立爱小树如爱小孩儿、爱大树如爱老人的思想。看到一条河上的石桥久毁未修，而通往他家的小路，却扩建成公路，极不高兴地说：“为我一人修路，何不替群众搭桥！”看到妇女参加集体劳动，喂奶要扣工分，建议生产队的管理要改革，以照顾妇女的特点。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要求，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 谢觉哉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有写日记的习惯，时常长久伏案工作。谢飘回忆道：“记忆中，父亲整天埋头写作。而且，母亲下地干活儿，父亲左右腿上各放一个孩子，边哄孩子边写作。记得有一次父亲骑马回家了，我要骑马玩，父亲就把我放在马背上，牵着缰绳在院子里转。忽然间，他想起了什么事，需要记录，就放开缰绳去了书房。马离开院子，越过水沟，将我从马上甩下，掉在水沟里，磕破了额头。后被大人们发现救起，按照当地的土方，挤点大人的奶水，往磕破的地方涂抹一下，就算进行了治疗。”谢觉哉日记详细、具体，记录了诸多重大事件，成为党史研究重要的珍贵史料。例如，关于描写陕甘宁边区自治制度的《张家仡佬村村民公约》，就能反映当时村民自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不吃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多上粪，仔细搂，人畜变工，大家方便；秋地翻，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木树，不准糟践；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又暖；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公约不仅明确了其作为村民守则的性质，列举了具体、详尽的村民行为规范内容，而且对村规民约独特的实施方式作出了说明。 参与立法活动 领导人民法院工作 探索人民司法道路 194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负责人，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全文共分5个部分、24条，规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政权组织形式和各项基本政策。文中规定：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机关，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各级代表，组成代表会议，各级代表会议选举同级政府，政府向同级代表会议负责。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谢觉哉作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会的主任委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合情合理，即是好法。”“新的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够了解。”1948年8月，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司法干部。新中国成立前夕，接收北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兼任校长，为全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1959年，75岁的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上任后，有人相劝：“谢老，您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挂个名算了。”谢觉哉回答：“法院的工作是代表人民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是极其严肃的工作，杀一个人是容易的，而不错杀一个人就不容易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能靠名吃饭的，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多务实。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他还强调：“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了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谢觉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能够强调“不错杀一个人”“对人民负责”，无形中为人民法院的工作确立了严格的标准。 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谢觉哉先后视察了18个省、自治区的71个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中国古代就有上级官员到所辖监狱进行录囚的传统，深入监所，发现冤情，重新审理，予以平反。谢觉哉往往通过调卷审阅的方式，对有些案件提出疑问，经过进一步调查，使案情水落石出，查明事实，平反冤案。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报的一起死刑核准案件，案情是：老百姓遭灾，没有粮食吃，上山捡蘑菇充饥。有一地主成分的妇女捡得的蘑菇最多，交给大食堂。当天，她在食堂烧火，参与做饭。蘑菇煮熟后，大伙抢着吃，她却不吃。结果，一些吃蘑菇的社员中了毒。大家怀疑是她搞鬼，抓起来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认为她是地主的老婆，自己又没有吃蘑菇，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经过层层审批，判处死刑，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对于这样的案件，谢觉哉很快就发现了疑点：虽然该妇女自己没有吃野蘑菇，但烧火做饭，始终没有离开现场，这与一般的投毒案件嫌疑人试图千方百计隐匿明显不同。而且，既然是食用了野蘑菇中毒，是否误食？该妇女仅仅在烧火，洗菜、做饭还有多人参加。现实中，因为乡民采摘野蘑菇食用，中毒的事件并不少见。该妇女是否认识野蘑菇？作案的动机如何？如此等等，案卷都没有说明。案件发回重审后，查明：这个妇女的确不会辨认蘑菇有毒无毒，她在食堂里只烧火不吃饭，是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法院于是撤销此案，将她释放。 司法工作中如何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谢觉哉作出了示范。他到陕西调研，平反了“王为业反革命案”。该案的案情是：某县法院认为，王为业趁整风之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写了十几份信，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判决过轻，改判20年。他抗拒改造，又加刑4年。王为业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将其改判为死刑。谢觉哉认为：“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他建议有关法院对此案重审。当时有人怕重审此案犯右倾错误，顾虑较大，谢觉哉说：“如果不重审，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看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加刑，这可怎么得了？”王为业终于无罪释放。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不让有关人员受连累，他特地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觉哉改的！”谢觉哉以实际行动表明，司法人员只有勇于担当，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终作出公正的判决。 谢觉哉一生光明磊落。对于当年敏感的潘汉年案，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承办该案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司法人员虽然无奈，但也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操守。谢觉哉晚年自咏诗云：“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辛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可谓荡气回肠，展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作者汪世荣，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28期

【民主与法制周刊】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马成）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八 马锡五：平民法官“马青天” 马锡五(1899—1962),本名马文章,陕西省志丹县人。1930年,他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红色游击队。1933年，习仲勋和张策等在南梁领导开辟革命根据地，马锡五负责军需工作，战乱年代全部物资都是马锡五一人经手，被刘志丹称为“红军中的大能人”。1935年，任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任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马锡五任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各分区设立高等法院分庭,由各分区专员兼任分庭庭长,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把这个兼职实实在在地做起来,不单抓生产、管政务,还亲自断案。其夫人李春霖（1909－1993）系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夫妻二人共同生养三名子女：长女马小林（1942年出生）、儿子马秦宁（1944年出生）、小女马延林（1949年出生）。 1943年，毛泽东同志曾题字：“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从出身贫寒的农民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传奇经历，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注重以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成为司法战线上有杰出建树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为中国革命和党的群众路线、司法路线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办案中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人民司法事业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 人民公仆：甘当“农民佬”不当“地方官” 马锡五出身于贫农家庭，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他熟知地方民情、百姓疾苦，也熟稔与群众沟通交流的方式。马锡五虽是陇东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和国民党的专员可不一样。他从不坐在城中的办公楼里等着看案件的卷宗,要想找到他,必须到田间地头去,因为扛着镢头下乡,才是“马专员”的工作风格。 在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马锡五总是深入到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在和群众聊天、劳作中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他的法庭常常设在案发地点,哪里有案子,他就到哪里向当事人直接取证。 有一次，马锡五参与西北行的调研，途经六盘山时，看到当地村庄破落，群众吃不饱，没衣服穿。他当即要求停留在村子里，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一边访贫问苦。他握着地区领导的手沉痛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老百姓生活还不如当年老区了，要善待百姓啊！要帮助群众尽快尽早脱离贫困。为表示心意，他让秘书把他当月三百多元的工资，分发给那些贫困的群众，帮助解决他们生活的一些困难。 不仅如此，马锡五还从小教育孩子不能特殊，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让孩子住在农村农民家里，多多向农场的工人学习农业知识与参加劳动。 马锡五经常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到基层调研，了解民情。他坚持走出衙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民意，把政府法令、群众意见和民间习俗结合起来，不以“钦差大臣”的态度发号施令，不板面孔、不摆架子、不当“官”和“老爷”。 有一次，马锡五到安徽蚌埠检查基层法院工作，他以最高法院普通工作人员“马文章”的身份到了蚌埠法院，传达室说招待所已住满。于是，他就住在法院传达室人员休息的房间里。 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在《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的讲话中，结合“马锡五审判方式”，总结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新经验。他指出：“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当一方有意见，有冤屈向你上诉时，应该细心地听，等到他讲完了，然后根据实际的情况，慢慢地向他解释。” “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实事求是、采用谈话方式、重在询问查证、调解和就地审判。这也是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在解放区广泛推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影响我国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新时代价值的精髓。 马锡五曾经说:“当审判工作依靠与联系人民群众来进行时,也就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不论如何错综复杂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易于弄清案情和解决。”“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他把党的群众路线方针贯穿到自己的工作中,在调查时善于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得以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在切实了解案件本身情况的同时,他还广泛听取广大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供审判时加以斟酌,既保证了案件审理的正确性,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摒弃坐堂问案的审判作风,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不拘形式,方便群众诉讼,充分体现“人民公仆”的本色。马锡五定期巡视所属各县,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不管早晨晚上、地头河边,随时随地同群众谈话,了解案情,受理案件。审理封捧儿案时,就是在一棵大树下。 马锡五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的最大特点是群众观点强，同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常说：“走群众路线最主要的是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如果听不进群众的意见，听不进刺耳的话，还有什么民主，还说什么群众路线。” 马锡五的儿子马秦宁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常说，‘苍天在上，人民为大。’‘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事情，一定要认真了解’。” 司法公正：“放羊倌”成了“马青天” 马锡五从小就在家务农，替村里的富户放羊。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下级干部密切合作，悉心倾听群众意见，依靠娴熟的群众工作方法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此后巧断了许多积案、冤案、无头案，深得群众的信赖。由于各种封建陋习仍然根深蒂固，群众受教育程度不高，对边区政府颁布的法律条例理解不够充分。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在审理诉讼案件时必须深入到群众当中,宣传党的政策，解释相关法律条文，倾听群众意见，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为处理各种案件打实群众基础。 封捧儿与张柏一道长大定了娃娃亲，封彦贵看到女儿与张家的婚事将近,开始后悔当初订婚时没有收彩礼,便以当时的“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与张家解除婚约,私下将女儿许配给城壕南塬的张宪芝之子,并收取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的彩礼。 1943年5月9日，封捧儿找到庆阳马锡五家，要状告自己的父亲。听完陈情，马锡五对她说：“真正自由自主的婚姻是不能废除的。你做得对，为边区妇女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带了个好头，政府是会支持你的。” 1943年7月1日，马锡五在华池县政府外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重审封捧儿婚姻案：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苦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事后，马锡五考虑到事出有因，又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请求减轻刑罚，以假释、缓刑将人都放回了家去。公开宣判封捧儿婚姻案，充分显示了抗日民主政府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让当事人和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1945年秋天，陇东专署的干部在农场秋收刨洋芋，有几个服刑人员做帮手。马锡五担着一担洋芋下山，服刑人员苏发云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向他说起自己的冤屈。原来苏发云卷入了一起杀人案，他与被害者孙某有过矛盾，又被目击与被害者同行，且苏家的炕上、地下与斧头上都有血迹，县司法处便以杀人嫌疑将苏家三兄弟逮捕。秋收结束后，马锡五重调了此案的卷宗，带着干部下乡去核对材料与证据。“结果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把尸体移送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和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子的血，地下的血是苏家有人流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为……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 马锡五是极重证据的人，屡次批评“坏审判作风”：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他曾写文道：“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对证事实，综合研究，然后引证法律，作出无可置疑的判决。” 1944年6月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案、清理监所指示信》中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深入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真正做到了公开公正司法，维护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锡五走上司法审判道路时已经是陇东行署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领导，属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马锡五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案情，符合中国百姓传统的清官喜欢微服私访的良好愿望，深入了解联系群众也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工作要求，因此为马锡五赢得了“马青天”的美誉。 1962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谢觉哉同志为悼念马锡五写的挽诗，挽诗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马锡五的赞颂和怀念：“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多少人民叫你‘马青天’。你一些好的判例并未完全搜辑，《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病，夺去了你的生命，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深入调查：昔日“衙门”变“民门” 马锡五带着通信员去庆阳县桐川乡检查工作。 马锡五进村后,就找人拉家常，他牵着马,一路走,一路同群众交谈。他关切地询问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一切群众关心的事情。结果,在同群众的聊天中,他得知了一件可疑的事情。 有一个姓杨的木匠,为人忠厚老实。一年前,杨木匠姓赖的媳妇突然告诉乡亲们说,杨木匠跟一个朋友合伙到西峰卖毛驴去了。几天后,杨木匠的媳妇又拿了一封丈夫写来的回信说,杨木匠自己已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兵。不久,她就和一个外乡来的年轻人结了婚,过起了夫妻生活。马锡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此事疑点重重:一是杨木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边区政府为了发展生产,严禁将毛驴卖出去,卖毛驴是件犯法的事情,违者要受到政府的处罚，为什么会做犯法的事情?二是姓赖的媳妇得知丈夫当了国民党兵,为什么不叫人去找,还要同别人结婚?又想到在一孔破窑洞前,发现了一个怪现象:一群乌鸦,聚在那孔破窑洞的周围乱叫。他知道乌鸦这种鸟喜欢吃腐尸烂肉,而且对人或动物的尸体气味比较敏感,田野里只要有了死老鼠、死狗、死猫之类的东西,一定会引来成群结队的乌鸦,有时在新坟的周围,也会出现乌鸦聚会的场景。由此推断,那个破窑洞的枯井里一定埋了什么,说不定就是那个杨木匠的尸体! 为了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马锡五不动声色地叫来几个乡亲,拿着铁锨镢头,到村外那个破窑洞的枯井中挖了起来。挖了不到三尺深,下面出现了一些软绵绵的胡麻柴。当乡亲们扒开胡麻柴后,不禁吃了一惊:井里竟然藏着一个男人尸体。乡亲们仔细辨认,正是一年前失踪的杨木匠。 马锡五立即将那个姓赖的媳妇抓来审问。那女人一见杨木匠的死尸,顿时吓瘫在地,供认自己通奸并伙同奸夫谋杀杨木匠的事实,一件疑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后来,陇东分区法庭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奸夫死刑,给那个姓赖的媳妇判了个无期徒刑。杨庄的乡亲们见马锡五查清了疑案,为死者申了冤、报了仇,感恩不尽。 1944年8月至9月,马锡五在陇东镇原、曲子、环县3县巡视检察司法工作时,采用就地和巡回审判方式,客观、民主、公正地解决了6个案件。在处理镇原县新集二区余家湾的土地纠纷案时,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坚持以法律为原则,对案件客观公正地作出判决,使这场拖延多年的纠纷迅速得到圆满解决。在曲子县视察工作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临现场勘察,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纠正了曲子县司法处错判的苏发云“谋财杀人案”,使这个疑难案件最终真相大白。 在马锡五这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影响下,陇东的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蔚然成风,改变了以往以坐堂问案为主的审判方式,审判人员走出法庭亲赴诉讼争议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审判方式和作风焕然一新,解决了一大批遗留多年的案件。 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必须要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这些讲话，既是对边区司法工作的总结，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推广。 1944年1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社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被总结为三点:第一,它是深入调查的。第二,它是在坚持原则、坚持执行政府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生活习惯及维护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合理调解的,是善于经过群众中有威信的人物进行解释说服工作的。第三,它的诉讼手续是简单轻便的,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 1945年1月13日，《解放日报》刊发的《新民主主义司法》一文中,马锡五审判方式被总结为八点:(一)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二)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三)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四)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调解工作;(五)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六)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七)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八)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审判。 1949年，马锡五面对延安大学学生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提问,他的回答是:第一,尊重群众意见。而针对民事和刑事案的区别,对群众意见的采纳程度是不同的:“对刑事案件是十分慎重的,对民事案件则是尽量采纳的。”第二,就地审理。一个推事,一个书记,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一个乡村,便可以就地开庭了。但对于重大且案情复杂的案子,还是不采用这种方式,必须在法院中进行较精密的处理。第三,定期巡回审判。 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从一位民族主义者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这种公心和正义感也体现在马锡五后来的司法审判活动中。马锡五审判方式全面、深入、客观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为旧日中国人民在黑暗之中点亮了一盏灯，缓释了部分矛盾，让民众有了盼头、有了希望、有了主心骨。 谢觉哉曾评价马锡五：“你做司法工作：能深入、能显出；既细致、又自然……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这不仅是对马锡五个人的褒扬，也是对“马锡五审判方式”重要特点的高度概括。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研究生院副院长、法治学院教授，该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创新团队成果；西北政法大学教改重点项目XJY201803“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汪世荣：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科学设计基层治理体系，优先提高基层治理水平，通过完善各类自治章程的方式，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推动基层治理转型升级，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重视自治章程建设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城乡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建立和运行的法律依据是自治章程，虽然我国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大多数社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自治章程。作为社会规范，自治章程不能通过中央或地方立法的形式完成，恰恰需要自治组织自身制定并监督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深化，首先需要解决有章可循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能代替村民、居民组织的自治章程。村民组织和居民组织作为自治单元，起草、通过并实施自治章程，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完善实施的重要内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则是基层群众实施自治的组织形式，其本身并不解决自治事项和范围等问题。因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自治章程必不可少。自治章程是村民、居民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实行村民、居民自治的基本规范。 “枫桥经验”重视自治章程的制定。枫桥镇陈家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详细规定了“村民权利与义务”“自治机构及其职权”“经济组织与财经事务”“道德组织与文化生活”“附则”5个部分。作为自治活动的基础规范，自治章程从宏观上构建了社区治理体系，并成为社区开展自治的依据。新时代，只有进一步完善自治章程，才能更好地实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转型。 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章程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的依据，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还需要详细的社会规范。加强社会规范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制度供给问题，才能为依法治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除村民自治章程、居民自治章程、社区自治章程等总体性自治规范之外，各类社会组织都必须重视各类章程的建设，做到依章设立、依章运行。具体到社区治理，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社区自治组织，诸如社区医疗卫生组织、社区治安保卫组织、社区调解组织、社区文化组织、社区各类志愿组织，都必须依法登记，依法参与社区治理。 制定明确的章程，是各类社区自治组织成立的前提。社区组织能否发挥积极的社会治理作用，章程对社区组织目标、任务、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的约定非常关键。实践中，往往出现社区组织重登记但活动不规范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区自治组织不重视章程的作用，在运行过程中背离了章程的规范，随意性较大，以致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因此，社区治理中最关键的是形成以村民、居民自治章程为中心的各类社会组织自治章程体系，并充分发挥章程的作用。对于社区组织而言，章程不仅是依法设立的基础，而且是依法活动的依据和指南。社区章程的完善，要重视组织成员的资格规定，重视成员的权利义务内容，重视章程的监督实施机制。只有高度重视社区章程体系建设，才能为社区自治组织“有章可循”、充分发挥作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凝聚共同体意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以全面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路径，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治理共同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实现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的负担。通过自治章程建设，明确自治组织的功能和自治事项，实现在党组织领导下基层群众的依法自治，推动社区高质量发展。 推动党委、政府和基层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同心同向，形成合力。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社区医疗卫生、环境、治安乃至社区文化，都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大力推进社区治理升级转型，才能更好地提高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我校王瀚教授应邀出席并主持中国-中亚仲裁论坛圆桌对话会议

11月1日，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年中国－中亚仲裁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我校国家智库基地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瀚教授应邀出席论坛并主持圆桌对话会议。 论坛当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陈建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陈明国现场出席论坛并致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发表视频致辞。开幕式由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主持。 圆桌讨论环节由王瀚主持。塔吉克斯坦律师协会会长Alisher Khaydarov，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兼企业改革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杜江波，孟加拉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孟加拉最高法院出庭律师Ajmalul Hossain，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风控部总经理助理曹红程，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法律与风险管理部/内控审计部总经理黄慧娜，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美国大学副教授Natalia Alenkina分别就仲裁助力新兴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仲裁等多元争议解决方式、跨境投资贸易与法律风险防范等内容进行了分享与交流。 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蒙古、老挝、阿富汗、格鲁吉亚、伊朗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仲裁法律专家、仲裁机构负责人和代表以及商协会代表出席了论坛，新华社、人民网、法治日报、中国贸易报等十多家媒体记者对本次论坛进行了报道。有关政府部门代表、法官、仲裁员、学者、律师、公司法务等专业人士、媒体记者400余人现场参加活动，全球约1000万人次通过直播观看论坛盛况。 （供稿：国际法学院  审核：李立）

副校长张荣刚一行参加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第35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

10月14日—15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暨第35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及实务界人士共计300余人参会。副校长张荣刚教授应邀参加。 本届年会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财税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杜宇主持。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鸣起，上海市法学会会长崔亚东，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许征，中国台湾地区税法学会理事长葛克昌，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张荣刚在开幕式大会第二单元作题为《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税法规制研究》的主题发言。他指出要依靠税法基本原则的立法指引完善税法对平台经济纳税主体与扣缴义务主体的认定标准，并明确相关权义与责任划分，在执法上加强技术对税收基础设施的支持，形成激励相容的税收服务平台。 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席晓娟、博士徐楠芝、博士赵菁、博士生哈乐群在分会场作主题发言，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 【供稿：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撰稿： 哈冠群  审核：李建梅】

商学院研究生参加第二十五届（2023）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

10月14日至15日，第二十五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武汉召开。我院2022级市场营销与危机管理专业研究生孟敏霞、隗晓丹，2023级数字治理专业研究生陈娜娜参加会议。 本届年会由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承办，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管理科学”为主题进行学术交流。 孟敏霞在“乡村振兴”分论坛以《数字经济赋能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制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为题进行学术汇报。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撰稿：杨柳青  审核：李晓宁】

王瀚、孙尚鸿教授应邀参加2023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

9月23日，由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和台湾地区国际私法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政法学院与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承办，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协办的2023年海峡两岸国际私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共有来自海峡两岸20多所高校的近40位知名国际私法学者以及涉外私法实务界的律师和仲裁员参加。 我校国际法学科带头人、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王瀚教授和国际法学院国际私法研究所所长孙尚鸿教授应邀参加会议。王瀚教授主持了议题一“国际私法的立法问题”交流讨论，并在议题四“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作专题发言，孙尚鸿教授在议题三“冲突法特别规则的司法实践问题”担任评论人。 （供稿：国际法学院）

我校人权研究中心参与承办“《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

7月1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和我校人权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部分与会嘉宾在线上参会。有关专家就《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的国际合作、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我校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教授，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哈冠群博士，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博士、倪文艳博士，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参会。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特别是把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钱锦宇在发言中表示，单向度的西方人权文明一元论否定人权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人权文明发展的无限性。而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哈冠群认为，作为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近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广泛深入的合作，成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生动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保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倪文艳认为，中国通过法律的完善和探索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以及法律和制度的有效实施，实现了对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全面、实质、有效保护。 杨博文认为，人权的个体化保障模式不限于以司法方式保护人权，也不限定被保护者的资格。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国的诸多民生保障政策正是以体系化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人权。 王姝琪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无障碍服务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国无障碍环境造福全社会的应有之义。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我校师生参加“第七届国际涅瓦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近日，由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七届国际涅瓦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俄罗斯在多极世界形成中的作用：挑战、机遇、前景、管理决策”。我校师生代表近20人在线参会，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潘俊武、行政法学院周敏副教授、公安学院教师胡德葳、刑事法学院教师潘晨子、行政法学院教师雷苗苗作主题发言。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挑战与最佳实践”主论坛上，潘俊武作题为“高校法学教育的跨国合作和新发展趋势”主题发言。在“法律在塑造现代世界多极化中的角色”分论坛上，潘晨子、胡德葳、雷苗苗、周敏分别以“深度合成技术对网络安全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路径”“智能合约技术下虚拟货币诈骗的机理与证据运用”“比例原则在公民数据隐私权保护中的规范适用”“中俄行政诉讼法相关内容比较研究”为题作了发言。 “国际涅瓦论坛”是由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西北管理学院牵头发起的国际性学术交流盛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七届，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家的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受邀出席，该论坛致力于推动国家间、商界与民众、俄罗斯与外国学术群体间就当代国际社会焦点议题开展友好对话。 （供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刘璞教授、康韩笑博士参加“教育法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高峰学术论坛

6月30日，由北京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和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主办的“教育法体系化与教育法典编纂”高峰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我校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执行主任、行政法学院刘璞教授及康韩笑博士参加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在主题报告一的研讨中，刘璞以“智慧教育时代受教育权内容、体系与教育立法价值取向的嬗变”为题展开发言，认为智慧教育时代的受教育权强调公平与优质并重，自由权属性更加彰显，未来教育立法需增加“数字教育接入机会权”“数字素养培养条件权”等内容。 在主题报告四的研讨中，康韩笑以“教育法法典化进程中<学位法>立法的现实诉求与实践进路”为题展开发言。她认为，在教育法典编纂的背景下，既要从单行立法的层面完善《学位法》，也要为未来《学位法》编入教育法典做好准备。 西北政法大学教育立法研究基地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我校共建的省部级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基地向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提交并采纳要报22篇，参加政策法规司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工作会议28场，向地方政府部门提交并采纳资政要报2篇。未来，基地会继续立足于法学学科研究平台，充分挖掘教育与法律交叉学科的优势，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教育法治建设工作。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