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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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华赴铁王村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

7月29日,校党委书记孙国华、副校长李玉朝一行赴临渭区三张镇铁王村看望慰问驻村干部,与临渭区委书记刘宝琳、副区长张占权等座谈,实地考察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座谈会上,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李燕宣布校党委关于轮换调整驻村第一书记有关事项的决定,铁王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民通报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有关情况,原驻村第一书记陈同法谈了感受体会,新任驻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长于文祥作表态发言。 孙国华表示,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对驻村第一书记进行调整。他充分肯定了陈同法驻村期间的工作,对第一书记调整后驻村工作队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在临渭区委区政府和各有关单位的指导支持下,扎实做好驻村工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防止群众返贫。要认真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准确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精神内涵、重要意义,推动入脑入心、落地见效,推动铁王村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实效。要继续发扬“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增强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谋幸福。要对照乡村振兴目标任务,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勇担责任,不辱使命,推动发展,严格自律,展示西法大干部的良好作风。 刘宝琳代表临渭区委区政府对我校在铁王村脱贫攻坚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感谢,对驻村工作队前期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临渭区各级各部门要精诚配合、协调发展、接续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要积极支持配合新调整的驻村工作队完成好乡村振兴相关工作。希望区校之间持续增进脱贫攻坚工作中结下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校区精诚合作,打造校地合作的示范典型。 座谈结束后,孙国华一行到学校与三张镇政府联合帮扶建设的铁王村林下土鸡养殖基地,实地查看养殖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情况,详细询问了解村产业发展、务工就业、经济收入等情况。党政办党支部将优秀党支部奖金捐赠给基地,人事处、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用创收经费奖励部分购买了基地特色农产品。 校党政办、组织部、人事处、乡村振兴办负责人,临渭区乡村振兴局、三张镇、铁王村等单位负责人陪同调研。 (供稿:机关党委 摄影:朱风翔)

综合新闻

我校接受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授牌

7月29日,由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承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暨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授牌活动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授予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5所高校“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称号。我校党委副书记郭武军,科研处、统战部部门负责人及基地部分研究人员等参加了会议。校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基地主任常安教授代表学校接牌。 会上,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王爱民发表讲话,他指出,设立“陕西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具体行动。此次授牌,标志着我省民族工作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强调,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高校既要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高地,也要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高地。他提出,高校各基地,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研究基地的政治建设;二要充分发挥优势,做好理论研究阐释;三要开展交流合作,提高基地作用效能。会议还邀请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党委书记、社长张庆安在会议上作《全面完整准确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专题辅导。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基地将依托校人权研究中心,以基地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发挥我校办学特色和优势,紧紧围绕陕西省民族事务工作的发展需求,开展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理论研究、民族团结法治保障研究、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法治保障研究、城市民族工作法治化研究,从法治保障层面为国家和我省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支持。 (供稿:科研处、统战部、人权研究中心)

院部经纬

“追寻红色记忆 凝聚奋进力量”——学生处党支部与党政办公室党支部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7月29日,学生处党支部与党政办公室党支部赴渭华起义纪念馆、渭南市博物馆等地开展“追寻红色记忆 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活动。校党委书记孙国华、校党委副书记郭武军、副校长李玉朝等同志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相关活动。 渭华起义纪念馆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高塘源上,是西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早期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到达纪念馆后,全体党员在“渭华起义烈士纪念碑”前敬献鲜花,重温入党誓词,集体参观了渭华起义陈列展厅和革命旧址、渭华起义廉政展厅。通过听取讲解、观看实物和历史资料照片等活动,共同上了一场深刻生动的党课。 下午,全体党员在渭南市博物馆参观了“奋斗之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和“清风弥万世 廉韵润秦东——渭南廉政文化主题展”,通过学习、观看丰富详实的图文音像资料,深入开展了党风、家风和廉政主题学习教育。 此次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是学生处党支部和党政办公室党支部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强化全体党员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全体党员纷纷表示,将充分继承和发扬革命烈士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持续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主题贯穿在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中,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作风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 (供稿:党委学工部)

学术频道

人权研究中心举办第七期“公法与人权”讲坛

7月2日晚,由人权研究中心主办,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协办的“公法与人权”讲坛第七期在雁塔校区举办。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郝铁川教授主讲《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两大目标八大挑战及十大应对措施》。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严存生教授主持,《法律科学》编辑部何柏生编审、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王斌通博士与谈。法治学院、法律硕士教育学院第六学生党支部全体研究生党员,我校部分教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等50余人参与本次讲坛。 何柏生教授谈到,郝教授从经济角度谈法治建设,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性,给人启迪。王斌通博士谈到,郝教授的讲座实现了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转化,尤其注重宏观问题的把握与微观问题的化解相结合,令人受益匪浅。 严存生教授最后总结到,在构建法治国家的一系列指标设置中,可以将中国的古代法治观念和法治传统文化考量进去,寻找源头,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 (供稿:人权研究中心)

媒体报道

【人民法院报】【学习强国】陈玺、白婧霄:良法善治 薪火相传

(《人民法院报》2021年7月2日第5版 学习强国 2021年7月28日转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我国法治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历经磨炼、与时俱进。中国古代有着历史悠久的文明典章,完善发达的制度设计,灿若星河的法治传统,并且我们党也历来重视法治建设,了解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有助于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 回望祖先们走过的历程、留下的创造、挥洒的情感、坚守的风骨,更能让我们体认中华民族究竟曾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过什么,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如何贯通过去的苦难辉煌、体现今朝的日新月异、描画未来的光辉前景。开创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既需要我们不忘来处的既往,又要我们不畏前路的开来,习近平法治思想因此应运而生。习近平法治思想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建设长期探索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法者,始之端也”,国家治理的开端在法律,根本在法律,途径也自法律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纵观我国历史,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而国家的倾颓与法律的缺位同样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依靠法令严明,从“六国卑秦”的边缘小国,一跃成为“虎狼之国”,促使秦始皇统一六国,成就千秋霸业;汉初高祖与百姓“约法三章”到文景时期改革肉刑,再到武帝时期形成的“汉律六十篇”,法的发展为汉家天下的稳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唐以降,帝王励精图治,中兴盛世,一部《唐律疏议》震烁古今,不仅成为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基石,也奠定了后世中华法系不朽的根基。与之相反,秦末专任酷吏、妄加刑戮、苛法暴政招致二世而亡;隋末宪章遐弃、杀戮随心、刑罚无度、遂至于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纪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产生于秦朝,隋唐时期日臻完善,清末以后中华法系的影响日渐衰微。与其他法系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律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汲取了我国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思想精华,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古代先民早在西周时期,便确立了“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的治国之策。到两汉时期的“德主刑辅”主张,再到隋唐时期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中国古代一直强调“为政以德、明德教化”的治理之道和“引礼入法、礼法合一”的立法精神。“刑”即“法”,“礼”即“德”,二者互相联系,综合为治,均为国家治理所必须,但是德礼重在通过感化教育的方式,劝民以礼、导民向善,刑罚主要通过惩处犯罪的方式,禁暴止奸、彰显善恶,这是中国古代经国家、定社稷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刑法赋予安邦定国的手段,道德造就纵横千年的信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久浸润下,我国提倡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的“德”即道德,是我们代代相传、赓续不绝的文化底蕴与根基,内含家国情怀、孝悌忠信、劝善止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道德操守,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治理国家与社会,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法律规范行为,用道德缓和矛盾,将道德的教化功能与法律的强制作用结合起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良法善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在古代,“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语。将国家的治理、君主的权威与民心联系在一起,民心的走向关乎社稷的存亡。儒家提倡统治者以人为中心,施行“仁政”,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认为统治者只有爱民、信民、尊民、惠民、保民、护民,才能实现政权稳固、国运昌隆的目的。这一思想发轫于神权天道观动摇之际,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发展为“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的社会价值,后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初步形成了维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法律原则,成为君主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饱含深情、意蕴深刻。“同民心而出治道”,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也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休戚与共。以人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今年是民法典元年,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立足中国实践,彰显中国特色。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紧扣时代变化的需要、引领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凝聚人民最广泛的共识,反映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构建起更为规范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极大地增进民生福祉。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古代一直秉持以和为贵、亲仁善邻的价值取向。宗法等级社会中,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府还是民间,上至明堂天子、朝廷大员,下至斗米小官、亲族邻里,中国社会一直强调严律己、明教化、知进退、息讼端、促和谐。在处理民间的纠纷时,更强调调处息讼,以此来稳定统治秩序;同时诉讼的繁简也是地方官吏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州县官吏处理民间细故时都注意贯彻“调处息讼”的原则,调处为先,合理、合情、合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力弘扬承载着新中国红色司法文化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中华优秀法律文化传统,培育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在办案过程中了解群众的需求,注重调解审判结合、情理法结合,维护实质的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在西周时,我国就已经确立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统治阶级强调要宽省刑罚、谨慎用刑,不能草菅人命。慎用死刑,防止滥杀,提倡慎杀、少杀,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宽仁慎刑、爱惜民命的法律传统。如在法律中逐步废除肉刑,限制刑讯,控制死刑的决定权,司法实践中实施三复奏、五复奏的死刑复核制度,践行“则天行刑、顺天行赦”的赦免制度,保障定期录囚的会官审录制度,完善处理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与审判制度,明晰告诉程序、确定审级制度、明确证据适用、强调死刑复奏、纠正冤假错案等等,无不是这一法律传统内核的体现。 今天,刑法当中的谦抑性原则与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都强调慎用刑罚、保障人权。例如在实体法中,严格设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在审理程序上,死刑案件由中院审理,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国家救济,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冤假错案,实行国家赔偿等等。在程序法中,也规定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人员回避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宽严相济、公道仁恕,实现司法公正。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虽然在我国古代,一直强调的是尊卑有分,但是也不乏对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价值追求。早在夏朝时期就有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刑法原则,认为罪疑惟轻,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罪刑法定原则的滥觞;秦朝时也倡导“皆有法式”,用法律规范行为;在唐朝时,审理案件更强调要依律令做出判决;清朝时,确立了有限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限制官吏在审理案件时比附的权限。从中国法律发展的传统来看,援法断罪历史悠久,展现出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向往,但是在封建王权专制压抑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皇帝擅权和比附断案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法制的发展。 所以,在现代刑法适用中要彻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原则,让古代的平等观念真正扎根于今天中国法治建设之中。司法实践中适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只有法律能确定人是否犯罪,犯罪后以何种方式进行处罚,疑罪从无,禁止类推,保障人的基本权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西周时,就已经确立了“三赦”制度,即对幼弱、老旄、蠢愚三类人的犯罪行为,可以从轻处罚甚至赦免;西汉时期,将“矜老恤幼”原则正式纳入律典,对于妇女、老人和孩童,监禁时免于佩戴刑具,除特殊的犯罪和诬告及杀伤罪外,符合年龄规定的老幼犯一般都可以免刑;南北朝时期又规定,对于家中老者无人赡养的罪犯,暂缓执行刑罚,允许存留养亲;唐律规定对于废疾、笃疾者一律可以收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于老弱妇孺的优待是一以贯之的,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慎恤悲悯、怜惜老幼的恻隐之心,展现了国家治理的仁德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精神蕴藉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千年不绝。 刑法当中对妇女、老人、未成年人适用特别处罚的规定与我国古代的恤刑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怀孕的妇女、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审判时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于残疾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进行特别保护和审理,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国家的人文关怀。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承接汉唐盛世辉煌留下的治国之道,涵盖宋明兴旺繁荣延伸的富民之义,是祖先伟大的创造,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是华夏儿女的信仰,在今天依然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其中传递的信息和能量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性的发展,新的时代也将赋予其全新的价值与内涵,再现大国之风范,创造出法治文明的新高度! (本文系陕西省“三秦学者”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成果) (作者分别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