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李清霞教授2018年8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文章《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两年多来先后被人民网、光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社科网、乡村振兴之路微信公众号等多家媒体转载,受到广泛关注。 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 李清霞 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文化遗存。近年来,许多地方将传统文化村落作为乡村文化旅游的经济增长点,那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村落”,越来越难以承载现代人的精神乡愁,村落研究也成为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选题。 去年,参加地方政协组织的“精准扶贫”调研活动,委员们欣喜地发现:在陕西关中农村,有亲属的贫困户,大多数人都受到亲属的扶助,其生存状况明显优于鳏寡孤独。这些亲属都是自发自觉自愿地扶持身边那些生活困难、劳动能力弱,或者因病致贫的亲人。亲人族人间相互扶持的优良传统在陕西周原与渭北地区传承较好。 陕西周原是周朝礼乐文化的发祥地,周礼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准则,也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更是历代文人完善道德人格的教育方式。《周礼—地官—族师》中就有乡村自治的内容;北宋张载曾撰写《井田议》,按照《周礼》的模式,带领学生在今周原眉县横渠镇崖下村验证井田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吕大均制定的《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民间法规,直接影响了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周礼村落是周礼文化的“活化石”。 《周礼村落》选取的调研样本就是陕西省岐山县周礼北村(北郭村)和周礼南村(堰河村),北郭村和堰河村是周原地区形态保存完整的周礼文化传统村落。调研团队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宗教信仰、饮食起居、民俗文化、现代民俗旅游等,探讨了周礼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民俗旅游发展,及社会变革中家庭互动下周礼文化的辐射作用及其文化传承等社会问题。 该著是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样本选取具有重要意义。罗新远教授带领的调研团队经历了两年多的调研与写作,完成了这部田野社会调查专著。《周礼村落》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影响,探究乡土礼俗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1]传统文化村落的现代转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周礼村落》提供了传统文化村落及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新的路径。周原在今陕西境内,西起汧河,东濒漆水河,北倚岐山,南至渭河,包括今天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分区域和宝鸡、眉县、乾县、永寿的小部分区域。《周礼村落》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周“礼仪文化”与民俗文化传承,考察了二十年来周礼村落以周文化遗存为依托的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对周礼村落的深刻影响,及周礼文化与现代文明、农耕文明与市场经济等的矛盾与冲突。调研发现,周礼村落虽然经历了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但是周礼文化的民间积淀深厚,生命力顽强,当地人自觉地将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与周礼文化的道德意识及关学的求实精神有机结合,形成了“功”“利”与“德”“礼”相融合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样的传统文化村落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也将具有长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周礼村落》采用了“政府—市场—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周礼村落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历史文化观照,将其土地流转、村庄管理、民俗旅游、家庭结构、民风民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和论述,使读者对周礼村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人文精神等有一个立体而全面的把握。研究团队还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精神基因和现代形态的基础上,对周礼村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精准脱贫”目标,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愿景,提供启示与借鉴。 文字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8月17日 第 07 版)
2021-04-16陕西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 成全勃)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围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迎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举办营造良好氛围”活动主题,组织开展了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系列教育活动。 4月8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委国安办在“法宣在线”陕西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平台举行国家安全专题学法考试,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习掌握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着力抓好领导干部的国家安全普法教育,将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提升领导干部国家安全意识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4月11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组织各地各部门参加全国普法办在智慧普法平台(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举办的“齐参与”“4·15有奖竞答”活动,在全省掀起国家安全法律知识普法热潮。省委普法办还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王东明录制《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内容与时代使命》、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医药卫生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进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编制《校车安全法律法规手册》等,于4月15日前联合省教育厅在中小学进行全网推送,让青少年从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省委普法办和省司法厅还在法治陕西网开设“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专栏”,推送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资料、挂图、展板模板,推出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小课堂,开展网上普法。在省司法厅网站、“陕西司法”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家基本法律知识宣传应知应会电子题库》,突出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30余部法律法规,加深社会各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增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促进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2021-04-15□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
2021-04-1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学习“四史”的重要指示精神,4月13日,“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全国巡展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举行。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关负责人、部分学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与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就此活动签订了合作协议 “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全国巡展活动,是由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深圳全接触党支部联合承办。活动通过以Vlog、短视频“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创作,讲述建党百年来引以为傲的故事,生动呈现大学生视角下的百年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活动发起之后,学生们积极热情,投稿踊跃。接下来,项目组将对作品进行综合评选,选出100个优秀短视频,在校内外媒体上进行展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重温历史,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去努力,去拼搏。”现场,参与投稿的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而且用互联网短视频的方式讲述‘四史’故事,符合时代特点,是当代大学生非常喜欢的方式,也为我们青年学生搭建了很好的学习成长平台。”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西北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孙江表示:“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方式,是教育大学生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我们对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有很深的感悟,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讲述。通过这次活动,对于广大青年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观西北政法大学大数据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 启动仪式上,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与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就此活动签订了合作协议。朱贵彩表示:“这也是继深圳全接触成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实习基地后,又一次校企合作新举措。这样的‘联合行动’不仅能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热情,让大家自觉听党话、跟党走,同时也是企业宣扬党的形象,传播党的声音,回馈社会的一种创新方式。我们要凝聚力量,共同为党的百年华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此外,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联合编写《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书籍,作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并在仪式上宣布正式启动。 据悉,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是由广东省委网信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指导,广东省互联网行业党委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活动于2018年12月开始筹划,2020年5月全面启动,主要通过遴选100件党的历史上“第一事件”,以绘画、视频、讲故事等形式展现大学生网民视角下的百年辉煌历程。“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是其中以“短视频创作”为主的分项活动,受到广大学生欢迎和社会各界好评。接下来,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国其他高校,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用创新的方式学“四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拥护党的领导,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洪流。
2021-04-1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治理目标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以实现人民自我管理为目标,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降低了政府成本,也培育了公共精神。 在治理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性、节约性和高效性的原则。人民性原则,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办大事,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节约性原则,体现为节约行政成本,遏制“三公”消费,崇尚节俭、耻恶浪费。高效性原则,体现为“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提高办事效率,讲究工作实效。 在治理道德上,中国共产党人彰显了仁爱、谦逊和诚信的政德品质。仁爱之德,表现为爱惜民财民力,为民减负,使人民富足安定。“十三五”新增减税降费超7.6万亿,宏观税负降至15.2%。谦逊之德,表现为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诚心诚意拜群众为师,甘当人民的小学生。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去拜群众为师,接受教育。诚信之德,表现为对党和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在治理措施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善治之道。通过加大机构整合力度,优化政府职能,使政府效能得到全面提升;通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通过健全党和国家监督的制度体系,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使监督机制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通过规范和完善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遵循,提高了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等建设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为实现“十四五”规划中的“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中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生态与廉价政府的互动影响机制研究”(编号2016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鲁洋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浩 西北政法大学纪委综合室副主任
2021-04-08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四史”教育。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四史”教育的价值主旨,即讲清楚“三个为什么”。 一是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能”,是指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危机和挑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成功密码蕴藏在“四史”之中。“四史”虽然各有侧重,但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浴血奋战,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初步取得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历史。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砥砺奋进,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功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在“四史”教育中要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的引领地位和核心作用,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创造力、凝聚力、生命力、执行力,是其“能”之所在。 二是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行”,是指马克思主义自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以来,就在中国大地上放射出灿烂光芒、结出丰硕果实。其理论奥秘也在“四史”中得以寻索。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中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的历史。改革开放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发展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实践,进而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见,“四史”中贯穿的另外一个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因此,“四史”教育中必须突出讲授马克思主义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之间的生死攸关性,要讲清楚其“行”之所在,即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三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又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广泛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和关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开展“四史”教育的另一个主线。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都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史。因此,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之所在,是“四史”教育的又一个价值主旨。具体而言,就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换言之,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就好在: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之新境界;秉持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提高了中国综合国力,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必须学好的一门必修课。只有把握好“四史”教育的三条主线、价值主旨,才能真正使“四史”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注: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重点教改项目(XJY201804)阶段性成果】 李云: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21-04-06吉同钧(1854—1936),字石笙,陕西韩城人,是清末著名律学家、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大清律讲义》《现行律讲义》《秋审条款讲义》《审判要略》《乐素堂文集》《乐素堂诗存》等。吉同钧十九岁考取秀才以后,科场蹭蹬,经历五次乡试、四次会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七岁时方中进士,分到刑部任职。刑部向分两派,当时的当家堂官是陕派律学大家长安薛允升,重视“乡谊”,对吉同钧格外提携和指点。薛允升“谆谆以多看秋审相告语,并为摘要指示”。从此,吉同钧“在家埋头读律,手抄《大清律》全部,皆能成诵。旁搜律例根源数千卷,并远绍汉唐元明诸律,参考互证,必求融会贯通而后已”。 崇芳曾说:“秦人钟太华严肃之气,代出法家,长安薛大司寇为其大宗,所著《读例存疑》一书,风行海内,然亦止贯穿古今,若云博通中外,尚须让作者独出头地,统观各著,始知余言非虚誉也。”(《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谨跋)吉同钧身处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通过对中西法律优劣短长的系统比较,对传统法律更加自信和坚守,而不能简单地以顽固保守视之。萧之葆《吉石笙先生圹志铭》:“盖先生于法律一门,寝馈其中者数十年,晚又博考欧美各法,故能荟萃今古,淹贯中西,非仅娴习例案可比。论者谓薛公法学亘绝千古,承薛公之后者先生一人而已。” 1906年,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法部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其在法律学堂讲学,专主唐律清例。其在孔教会演说,专尊四书五经”。民国时“犹拖小辫,一言一动,推之衣服器用,均不变旧日面目,有人笑其顽固,讥其迂腐者”。吉同钧也自号顽石山人,但他真的思想顽固守旧吗? 实际上,吉同钧“尝慨慕外国轻刑之刑,思革重典”,早在“甲辰八月”(1904)便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提出减轻刑罚建议,比沈家本、伍廷芳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还早一年。吉同钧认为“现例死罪多至一千五六百项”,比《唐律》还多。也许有人会说“今与古异,例缘时定,不得不为时变通”。但他又指出同时期西方国家“俄、法、英、德诸国死刑亦止于斩,均无缳首、凌迟、戮尸之制,且斩首之刑,英、法不过十余项,德、俄仅止二三项”,也较中国减少百倍。也许有人会说“欧亚相去数万里,风俗民情不同,未可以彼例此也”,但日本近在咫尺,其“风俗民情与我当无大异,乃彼此相较,彼之新订刑法仅四百三十条,死罪不过二十项,且止绞而不斩,虽以故杀与强盗之犯亦不处死,以视中例,多至二千数百条,死罪一千五六百项者,其轻重繁简岂可以道里不哉!”吉同钧后来奉命纂修《现行刑律》,就将《大清律例》中“凌迟、枭示、戮尸尽为废除,一切身体之刑如枷号、笞杖等刑分别改用外国监禁工作、罚金”,吉同钧减轻刑法之意得到实现。 当时国内对废除律例中备受中外指责的酷刑,不分新学、旧学,意见似乎空前一致。但当日本刑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一出台,遂引起轩然大波,“旧学以《草案》为败俗、为斁伦,新学又以《大清律》为严酷、为迂腐”。在新旧交讧之际,吉同钧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他撰写《论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一文,调和新旧学之间的矛盾,他说:“治内地可用《大清律》,而租界华洋杂处之地则宜《草案》;治国人可用《大清律》,而对旅居中国之外人则宜《草案》。且现时可遵用《大清律》,而数十年后宪法完备之时,则可参用《草案》。” 实际上,吉同钧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他以自己数十年用功甚勤的法律学识及丰富的司法审判阅历,主张“刑法无论今古,不分中外,总以不背习惯、推行尽利为要。现处中外交通、潮流共趋轻刑之时,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致与各国大相歧异,然止当损过就中,与外国不甚触背,以求适本国之用”。并引“西儒斯宾塞尔”的名言“一国之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及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流弊不可胜防”,“无论何国政令,须合于本国国情,若舍己芸人,效颦学步,必贻削足就屦之讥”。 《新刑律》一经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反对者认为“千年之礼教、服制、名分剗除殆尽”,吉同钧则居间调停,力主“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他说,“夫《大清律》者,乃历代相传之法典,斟酌乎天理人情,以治中华礼教之民,犹外国之有习惯法、普通法也。《刑律草案》者,乃预备外人收回治外法权、办理华洋交涉之案,犹外国之有特别法及成文法也”。 吉同钧一直在对中西法律“絜长较短,辨别异同”,“孰得而孰失者,不惮反复推详”。他在《刑律缘宗教而生与宗教相表里论》中指出,“中外宗教不同,故刑法各别,未可以中律为尽是而外律尽非也”。本着这样持平中立的立场,吉同钧认为不应有“新旧之见横于胸中”,当然也不必有中外之互相歧视,“惟研究法律之精理,择其可行者肄业焉”。 蔡枢衡在《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中指出,“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三十年前的中国法不联接,只是具体的不联接,不是抽象的不联接;清末的变法只是旧法的扬弃或改造,不是旧法整个抛弃。抽象看来,三十年前的中国法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是联接了的。旧律中的积极的成分在新法中是被保存了的”。他又进一步说,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国有法律意识,而没有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也很少有意识的体系”。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所以创造的材料在中国国境范围内;认识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中国的法律、判例、风俗、习惯、学说和思想,不是外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不是外国的法律、判例、学说和思想。换句话说,创造者的感觉、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根据是中国的法律、学说、判例、习惯、思想和第二阶段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理想等等”。 蔡枢衡受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的陶铸,他的文章作于1940年,是基于对清末以来变法及后遗症的历史考察而做的理论思考。吉同钧饱读诗书,认为“《论语》一书非但道德之渊薮,而亦历代法律之鼻祖也。即如夫子之答叶公,不以证父攘羊为直而以父子相隐为直。斯言也,盖融铸道德法律於一炉,并以道德救法律之弊者也”。凭着他的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直觉,在变法之初,预感到“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并指出:“平心而论,外国法政,各有精意,固当采集所长以资补救,惟《大清律例》恰当乎中国风土,尤当深切究明,以为判案之资。”(《京师法律学堂开学演词》)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的忧虑,吉同钧晚年似乎趋于保守,他在《日记》中表明心迹:“吾之斤斤欲复旧律者,盖以古律为经学之支流。欲扶孔教,必先昌明经学,而昌明经学,又必自规复旧律始。”吉同钧“有鉴于此,惧新学之心醉欧风,数典而忘其祖也,故法政、法律学堂均设《大清律》一科以示保全国粹之意”。因此,吉同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者,而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顽固守旧者。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24_5321197.shtml
2021-03-25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莹莹: 重构我国公司法中商事连带责任 连带之债起源于罗马法的整体之债,形成于中世纪注释法学的理论抽象,发展于近现代民法。近现代商法将法定原因连带责任引入商事规范,构建了商事连带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与民法连带之债共同具有给付与清偿的整体性特征,但商事连带责任也具有自身的商事特性。由于商事信义义务的道德标准高于民事诚信义务,商事法定连带责任相对于民事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基于商事领域的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可为有限连带也可为无限连带。我国公司法未来的修订应在我国民法典连带之债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事连带责任进行体系化贯通,谨慎设定法定连带责任,厘清连带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关系,对有限连带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补充清偿责任进行细化区分。 原文链接:http://newspaper.jcrb.com/2021/20210323/20210323_003/20210323_003_3.htm
2021-03-24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建设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平安、祥和、稳定。“十四五”时期,“平安中国”这张国家名片必将更加亮丽。 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安全应急响应体系,及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员中引发热烈反响。作为司法工作者,我们在审理案件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手段的作用。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巩富文认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我们要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人才体系和运行机制,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十三五”期间,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言献策。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提出,确保生态安全,研究生态产品价值理论体系和实现机制,有助于生态脆弱地区筹集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并缓解政府治理资金压力和治理难度,形成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方兰认为,发展和安全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包括生态、经济、粮食、卫生等方面的安全,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到国家根本利益。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十四五”规划从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穆兴天表示,面对安全治理对象的系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由过去主要集中于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迅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拓展。所以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不断增强国家安全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持续丰富和不断拓展,在发展中保障安全,至关重要的是要做好安全监管和风险预判,提高驾驭风险的执政本领和防范风险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切实维护新型领域安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在穆兴天看来,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践呈现出全要素的特征,其涉及的议题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国防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领域,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及食品药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也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成为治理的对象与目标。 穆兴天认为,“平安中国”推动的是“大安全”理念,安全贯穿于发展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国家安全既包括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日趋严峻的各类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久久为功,唯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包,在发展的各个环节和时段都充分重视安全,才能在发展过程中确保安全,在安全保障下实现发展。 只有安全才能更好发展,唯有发展才能更加安全。方兰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化解风险挑战,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记者 陆航
2021-03-22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作出部署,要求“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与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脉相承,又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进行了创新发展,成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首先,要深刻洞悉创新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深刻认识三者的不可分割性,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人类现代化历程表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统一于创新,三者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科技助力教育改革发展创新,提升教育水平;人才是教育和科技进步的智力支撑;三者之间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互为支撑,必须一体部署、统筹推进、协调发展。 其次,要充分认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战略意义和内在要求。迈上新征程,以改革助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尤为迫切。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通过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方能走出一条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浪潮、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突飞猛进,既是科技实力、人才实力、综合国力的比拼,更是制度机制的较量。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贯通;教育、科技、人才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要“三位一体”推进改革,从体制机制上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 再次,要构建协同联动的重点任务落实机制。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突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提升、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要紧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深入实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大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着力推进育人方式变革;二要紧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加速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三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在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方面建立突破计划,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聚焦破解产教深度融合这一难题,推进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试点示范和标准建设;四是要着力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机制。坚持“四个面向”,构建适应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型举国体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要求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在事关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关键领域发挥好国家实验室核心和龙头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加强建制化体系化科研攻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担当好基础研究主力军,合力产出更多基础性战略性成果;在事关产业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必争领域,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对创新链产业链的牵引整合作用。二要优化国家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实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类管理的组织模式,建立地方、企业重大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新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和组织化实施,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三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融合发展。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源头创新能力,提升原始性颠覆性创新成果供给能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四是加强制度性开放,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要着眼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二要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西安日报】魏奇: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https://xafbapp.xiancn.com/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50697/6968983.html?isShare=true
商洛台讯:今天上午,市直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商州举行。 会议邀请省专家宣讲团成员、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三级教授魏奇作宣讲报告。魏奇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概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全会《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宣讲内容丰富,既有深入浅出的理论解读,也有联系实际的体会思考,对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以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 商洛市妇联四级调研员党务干部 刘丹: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妇联党务干部,我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妇女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贯穿于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儿童、服务家庭的各个方面,积极引导妇女群众与党同行、跟党奋进,努力成为心中有梦、眼中有光、肩上有责任的新时代女性,在奋进新征程中彰显巾帼担当作为。 商洛市自然资源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肖文明:要把全会精神学习宣讲好,贯彻落实好,把落实全会精神同自然资源领域改革结合起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持续优化要素配置,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商洛台袁梦)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于8月10日至8月25日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及周边地区开展为期15天的访谈、参观等活动。 走进老兵之家:传承红色基因,铸牢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暑期实践团队走进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老兵之家”,开展调研访谈活动。实践团队在讲解员兼秘书长俄丽杰带领下参观老兵之家,讲解员向团队成员们生动地讲述了每一个历史文物后的故事以及老兵们的英勇事迹,在俄老师的带领下回顾那一段历史。随后与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徐淑子深入交流,学习其奉献精神与求实精神。 “国安,才能家安”。实践团队成员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访谈,老兵们大多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实践团队指导老师潘璇与老兵们进行深入交流,通过采访了解老兵的亲身经历。老兵们向实践团队成员们讲述着抗美援朝战争最真实的岁月,叙述着自己的故事,展示了志愿军的风姿。 此次调研访谈活动,不仅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团队成员将以自己的行动传承红色基因,积极促进民族团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吉社保局实践活动:重温红色精神,铭记历史使命 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赴延吉暑期社会实践队前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参加了“红色之‘吉’,代‘延’有我”主题活动。活动由观看延吉市社保局自制宣传片“红色之‘吉’,代延有我”拉开序幕,团队成员感受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特色的民俗文化,了解到当地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在老兵风采展示环节,抗战英雄们嘹亮的军歌响彻整个会场,他们坚毅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老兵同志们与社保局党员同过政治生日,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共同追忆往昔岁月。 通过本次活动,实践队的同学们纷纷表示,将时刻铭记历史,积极传承和发扬老兵不“老”的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参观延吉民俗园:体验朝鲜族文化,感受民族融合 走进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踏入了一幅生动的朝鲜族风情画卷。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的是那些色彩斑斓、样式独特的传统建筑,每一座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朝鲜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参观过程中,团队成员们参与了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欣赏了朝鲜族的传统歌舞表演,感受到了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 通过这次参观延吉民俗园,实践团队深刻感受到了朝鲜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这里展现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朝鲜族人民的建筑、服装、饮食等等,不仅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有中华民族的共性。 探访延边大学:感受民族团结教育,领略延大风采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在参观延边大学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这所学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与独特魅力。这是一次对民族地区高校的探访,更是一次心灵深处的文化共鸣。 延边大学作为一所位于多民族聚居地区的综合性大学,其办学理念和校园文化都深刻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尊重与融合。延边大学格外注重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学校还积极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此次参观延边大学的活动,团队成员们深刻认识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应该尊重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探索远古世界,学习科学知识 赴延吉社会实践队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观,更是一场穿越时空、探索远古世界的科研之旅。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带领实践团队了解了恐龙的种类、习性、生态环境以及它们最终的灭绝之谜。展馆详细地展示了延吉龙山恐龙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以及延吉地区恐龙动物群的种类特征和一系列珍贵的化石标本和科学复原图。同时,博物馆还展示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相关的科普知识,通过生动的展示方式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 这次参观延吉恐龙博物馆,团队成员们了解了恐龙等古生物的历史和特征,体会到了考古工作的深远意义,深刻感受到了科研工作的艰辛和伟大。 石榴花开别样红,籽籽同心一家亲。在实践过程中,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实践团队的成员将延吉这片土地作为课堂,用实践的笔触写答卷,无数个与延吉相遇的瞬间构成了本次社会实践的珍贵记忆,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社会实践队开展调查研究https://digi.china.com/digi/20240827/202408271566676.html
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来自中国和16个拉美国家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将以“文明多样性与人权实现路径的选择”为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和拉美进行人权对话,正逢其时、恰逢其势。”受邀参会的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中国与拉美远隔万里,在人权实现路径选择上有相似、共通之处也存在诸多差异。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拉美相距万里,为何能实现人权对话? 马朝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正逢其时。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在此基础上,中拉之间加深各领域各层级的对话,都顺理成章。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创下新纪录,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稳定器。世界秩序的重组不再单方面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和拉美作为全球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有需要也有必要开展更深入的对话交流。 另一方面,中拉人权对话恰逢其势。人类文明是由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形成了各自的文明形态。当今世界上有25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发展进程,不同程度上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面作出了贡献,各文明形态并无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一些国家将所谓文化差异描绘为“文明冲突”的观点,其底色是传统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个别国家习惯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包括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指点点,其实质仍是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文明多样性是无法消解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前进。中国与拉美国家围绕人权议题进行对话,既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当代呈现,更体现出双方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儒家传统的“和而不同”理念,其对当今国际交往、人文交流有何借鉴意义? 马朝琦:“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一直所追求的“和”并不是随波逐流、相互依附之“和”,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多样性之“和”,这也就强调了“和而不同”理念在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理念,萌生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和”“同”之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史伯和晏婴,在此基础上由孔子正式提出了“和而不同”概念。 《国语》记载,西周末期思想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左传》记载,晏婴曾以和羹为喻劝谏齐景公,提倡君臣之间应该存在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只有互相启发、协调和接纳,国家才能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成为儒家的核心主张之一。及至后世,“和而不同”理念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和处理外交关系的活动之中,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国际交流的角度审视“和而不同”理念,可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尚和精神、矛盾思维、包容态度和重义轻利四个方面。 首先是尚和精神。“和而不同”理念的价值取向是“和”,实现“和”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不同”。尚“和”精神不止于春秋、不止于儒家,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了串联始终、总揽各方的重要作用。墨子之“兼爱”、老子之“无争”、庄子之“天人合一”,最终都是将“和”的状态作为追求目标。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和”逐渐拓新出中和、和平、和谐等等内容和含义,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重要标识。 其次是矛盾思维。从史伯开始,“和而不同”就逐步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哲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是承认“和”且认同多元状态,甚至将“不同”看作“和”的必要前提;二是认同多元并非是各自对立、隔绝或完全同质的多元,而是在多元互动中提倡相互交流、促进与转化;三是在实践目标上追求稳定与发展,即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争取达到“和”的目的与指向。 再次是包容态度。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要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而不能忽略他人感受,将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强行推广。对他人感受和行为的尊重,既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个体自主选择权利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更获得包括广大拉美人民在内的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出身的人类共识,成为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金律”。这种包容态度在外交实践中也有深刻体现,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积极汲取着其他国家与文明的优长,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对不同国家与文明差异性的尊重和接受,促进世界多样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 最后是重义轻利。从“和”“同”之辩到“和而不同”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是一个不断人格化、实践化的过程。其中,道德品格的实质就是重义轻利的正确义利观。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秩序与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君子人格同样是一个政党、社会、国家所追求的高尚品质,中国提出并倡导的正确义利观获得广泛国际认同,证明其符合时代潮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拉美,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维护文明多样性,选择适合自身的人权实现路径? 马朝琦:一是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间交流合作,让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的源泉。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先后借鉴吸收了南亚文明、中亚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有益成分,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构成要素。 今天,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格局变化,证明了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只是西方的,也是非西方的;不仅有亚洲的,也有非洲的、拉美的,同时还有中东的。开放过程中的各国各地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实践证明,必须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 以民主与人权保障制度为例,各国的民主和人权实现路径和制度设计,成长于各国人民的实践探索和智慧创造,都是民主和人权的不同体现。世界各国需要在承认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同时,承认民主和人权形态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交流互鉴。此为一。 二是通过文明互鉴,推动各文明形态的汇聚和融通,在更高层次上升华为新的多样性,以此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互鉴,首要的是改变西方中心主义把控话语权的现状,让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启蒙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都曾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智慧;中华文明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从中汲取养分。这既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客观实际,也有利于全球意识下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应当尊重世界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的多样性,倡导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保护各民族文化个性,维护文化主权。 最后,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独立的文明形态已不再可能,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明的多元共存。中华文明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文明形态。中国在国际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始终认为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愿同世界各国、各文明形态加强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受访者简介:马朝琦,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主编或副主编学术著作4部,参编学术著作3部。 【中国新闻网】我校副校长、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朝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https://mp.weixin.qq.com/s/KHE9xiLBDg3Z2LekqvFg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