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处:人民法治网 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在西北政法大学书记朱开平(左一)、校长贾宇(右一)的陪同下,陕西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左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右二)为西北政法大学揭牌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曾育栋梁砥华夏 今日飞跃再扬帆 (孙江 段兵)西安电:2006年11月18日,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中国著名土地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黄河教授正在用自己多年收集的近现代地契进行实物教学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69年前,党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强烈地吸引着千百万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毛泽东主席亲自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主席说:“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四年后,在陕北公学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综合大学-----延安大学,而这就是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69年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练,几多风雨,几多辉煌,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见证了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西北政法大学,如今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在18日举行的大学挂牌仪式上,师生们看着崭新的大学校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整洁、美丽的校园也显得格外的富有生气。马朱炎,一位在在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了近60年的老教授说,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到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我们走过了太多的路程,学校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法制发展的曲折历程。 11月17日晚,被更换的旧校牌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占地一千多亩的西北政法大学校园内,掩映在园林中的教学楼、实验中心、宿舍楼不时扑入眼帘。建有法医、物证技术、法律诊所、广播电视、计算机、模拟法庭、心理测试等众多实验室的西北政法大学目前是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刑法学科、法制史学科、哲学学科等都已经成为全国实力领先的学术团队,教师队伍中有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英雄模范、司法部优秀教师等一批享有各种荣誉、奖励和称号的专家教授。同时也是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学校设有哲学学院、刑事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经济法学院、行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教育院等13个学院和体育部。每个学院各有特色,其中的新闻传播学院,现为全国两大法制新闻人才培养地之一。学校高度重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德国汉堡大学、法国巴黎第二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40多所著名大学建立了校际关系和学术联系。 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指着新建的实验中心说,其实我们发展的应该更好。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坐落于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仅是在陕北公学时期,就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可是随着时间的迁移,我们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学校悠久历史所孕育的丰厚革命传统、浓郁革命精神一直都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精神动力。69年来,学校传承老延大“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恪守“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立足陕西,面向全国,培养了一批批栋梁之材,为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6年11月18日上午,前身为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的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在西北政法大学工作40多年的老教授石文琰家里,他高兴地让2006级的新生为他们佩带上新校徽,并为大家讲述学校的发展历史。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朱开平说,工作就是拼搏,工作就是奋斗,做任何事情,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建设全国一流的教学研究型政法大学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 时年42岁的贾宇现在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校长,作为久负盛名的我国刑法学专家,多年从事法律研究让贾宇在大学管理中也颇有裨益,他把现代法学中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运用到管理中,将法治精神、人文传统融入到大学管理中去,大力倡导服务型管理。“大学不是机关和企业,其核心是教师和学生,主体是教学和科研。”他崇尚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他说,崇尚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以培养学者,这是遵循学者成长的规律、学术自由的规律而提出的。大学里有两种权力,一种是学术权力,一种是行政权力。学术权力要交给学者们自己掌握,学术要学者来管理,这就是学术自治。如果行政管理权太大,就会浸染了学术权力。科研成果的水平评价,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需要高水平的学者们来作出独立的判断。基于这样的理念,贾宇没有担任刑法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职务,下一步也不想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有校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他希望这些职务,都要交给德高望重的纯学者来担任。他说,这样,就可以引导教师专心致志于教学科研,不必羡慕一官半职,不必存心疏通关系。一个人评了教授,可以认为理所当然,不需要去感谢什么人;一个人没评上教授,也会承认学术欠火候,不会归咎于没跑到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学术自治的好处。 在西北政法大学挂牌仪式上,同学们打出展翅飞翔的旗帜,预示着学校更美好的明天。人民日报 杜江 摄 贾宇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实现了学校发展史上历史性跨越,为学校可持续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对满足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对高层次法学人才的迫切需要,起到积极作用。我们提倡广纳贤才、跨越发展以建设学科,坚持立足现实、打造特色以创新学术,崇尚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以培养学者,激励博学笃行、求实创新以优化学风。贾宇表示,要把西北政法大学营造成学术自由、服务为主的外向型大学,要使其成为学术乐园和学问天堂, 翻开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有过辉煌,也充满了曲折,曾错失过机会,也面临过重创,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如今,站在新起点上的西北政法大学正在以蓬勃的生机迎接美好的未来。 相关链接: 1937年,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毛泽东主席为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学员们说:“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4年后,在陕北公学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综合大学——延安大学。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到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69年来,学校见证了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我国法制发展进程。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学校占地1347亩,在校本科生1.5万人,研究生2400多人,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是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府,是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 资料图片:
2006-11-20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本报西安11月18日电 通讯员宋飞鸿 记者台建林 西北政法大学设置暨揭牌大会今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以及陕西省委、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大学挂牌庆祝仪式。 陕西省副省长朱静芝宣读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陕西省代省长袁纯清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为西北政法大学揭牌。中央政法委等五十多个单位发来贺电、贺信。 西北政法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以本科教育为主,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的任务。该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
2006-11-20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图片说明:中国著名土地法专家、西北政法大学黄河教授正在用自己多年收集的近现代地契进行实物教学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图片说明:11月17日晚,被更换的旧校牌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图片说明:2006年11月18日上午,前身为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的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在西北政法大学工作40多年的老教授石文琰家里,他高兴地让2006级的新生为他们佩带上新校徽,并为大家讲述学校的发展历史。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图片说明:在西北政法大学挂牌仪式上,同学们打出展翅飞翔的旗帜,预示着学校更美好的明天。人民日报 杜江 摄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图片说明:在西北政法大学书记朱开平(左一)、校长贾宇(右一)的陪同下,陕西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左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右二)为西北政法大学揭牌 人民日报 杜江 摄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资料图片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 资料图片:毛主席给陕北公学的学生作报告
2006-11-19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本报讯(记者 江雪)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一起揭开崭新的校牌时,师生们欢声雷动。昨日,西北政法大学设置暨揭牌大会召开,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法科大学,从此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1937年,为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69年沧桑巨变,学校历经延安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干部学校等变迁,“文明公正,严谨求实”的校训始终一脉相承。今年11月,经教育部批准,由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昨日的大会上,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更名通知,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分别讲话。赵大程说,西北政法大学的成功更名是我国法学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杨永茂在发言中指出,西北政法大学的更名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并代表省委对西北政法大学提出了五点希望。 大会之后,刑法学专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还为师生们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2006-11-19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正式更名升格为西北政法大学。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大学在长安校区隆重举行设置暨揭牌仪式。揭牌大会由省委常委、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教育部更名通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虹揭牌;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先后在会上讲话。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省委常委宋洪武、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遵义、省高院院长赵郭海、省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等出席会议。 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的陕北公学,历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建校以来学校培养出法律等各类专业人才5万余人,为陕西、西北乃至全国的法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学校专业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商学、工学四大学科门类,学校在校本科生近1.5万人,研究生2400多人。 杨永茂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学校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是学校综合办学实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标志着西北政法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国家布局在西北地区的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西北政法大学在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杨永茂希望西北政法大学的领导和广大教职工以更名为契机,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始终牢记为人民办教育、为社会办大学的基本宗旨和历史使命,不断探索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认真贯彻“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原则,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以改革为动力,不断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切实加强人才师资队伍建设,把学校教学、科研、管理等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记者 王鸣琦)
2006-11-19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延安大学(1941-1949)——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1941年9月,经党中央研究决定,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延安“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行政学院依次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历时8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培育了“立场坚定、公正无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老延大”精神,积累了创办综合大学的宝贵经验。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党的教育事业、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育方针: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提高学员的革命理论水平;加强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修养,以培养学生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校教育和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便使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与用的统一。 学风:自由思想 实事求是 埋头苦干 遵守纪律 主动自治 团结互助教风:教师有讲学与研究的自由;教师与实际有密切联系;教师与学院打成一片;教师经常进行自我教育。 延大教师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兼职教师,即实际工作部门的负责干部;一部分是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大家云集。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1953) 1949年,为了培养适应新中国政权建设所需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兼任校长。1949年民大校部和二部迁驻高陵县通元坊;一部、三部迁驻泾阳永乐店。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坚持党对学校的领导,有优良的校风、学风,有充实的学习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她办学4年,为西北五省区培养了各类建设干部11000余名,为西北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校风:忠诚老实 实事求是 团结互助 艰苦朴素 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3-1954)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54-1958) 1953年3月,为了提高西北地区政法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改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成立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4年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为西北及周边一些省份培训县级民政、司法、检察、监察干部。校址由通元坊迁至西安南郊。 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在办学5年中,为西北五省区和内蒙、河南、山西、四川等地培训在职公、检、法干部2154人;举办民族班17期,培训民族干部305人。 西安政法学院(1958-1962)——西北地区第一所高等政法院校 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2-1963) 西北政法学院(1963-2006) 1958年8月,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从此开始了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 1962年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将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院合并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 1963年8月,国务院作出把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分为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安财经学院的决定;同年9月1日,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到“文革”前,学校成为全国著名的四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培养了一批哲学、法律、新闻等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为西北地区民主法制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期间,学院惨遭破坏,直至1972年撤销。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将学院教师安置在部分高等院校,保存了师资力量,为学院的复办储备了师资队伍。 1978年8月国务院批准西北政法学院在原校址复办。1979年开始招生,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以后划归司法部主管。90年代末,学院形成以法学为主、多学科、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办学体系。 西北政法大学(2006-)——全国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西北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 2005年12月西北政法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更名大学的评审,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今天的西北政法大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办学规模和较强的学科实力、师资力量、学术环境、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成为了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 西北政法大学将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为建设法学特色鲜明、人文、经济、管理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开放性、高水平的教学研究性政法大学而不懈奋斗。
2006-11-19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来源:人民日报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11月18日上午,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1941年,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1949年,延安大学南迁西安,改建成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改组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次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1963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0年,学院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的学校。近年来,该校为全国、尤其是西部政法基层系统培养了大量的司法干部,被誉为“政法干部的摇篮”。 2006年11月西北政法学院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据了解,更名后的西北政法大学将成为一所以法学为主要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学府。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 辉煌的历史:从陕北公学到西北政法大学 新华网西安11月18日(毛薇薇)大雁塔旁,终南山下,历经风雨的西北政法大学已走过69年的光辉岁月。西北政法大学坐落于六朝古都西安,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高等学校。 学校的前身是1937年中共中央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建立的延安大学,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1962年与陕西财贸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980年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五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2000年,学校划转为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主管; 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陕北公学(1937-1941)——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高等学校1937年,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校址定在延安东门外。校长是成仿吾,副校长是罗迈(李维汉),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与“抗大”齐名,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海外的进步青年奔赴这里。陕北公学开创了党办高等干部学校之先河,为党的干部高等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办学4年培养了13000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子。”他豪迈地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 校歌: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教育方针:坚持抗战 坚持持久战 坚持统一战线 实现国防教育 培养抗战干部校风:忠诚 团结 紧张 活泼 阅读全文 教育部关于同意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 经批准 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西北政法大学
2006-11-19本报讯(记者 呼延思正)西北政法学院更名设置为西北政法大学,昨日在长安新校区举行了隆重的揭牌挂牌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以及陕西省领导袁纯清、杨永茂、宋洪武、朱静芝等出席了大会。 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延安的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曾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经以后多年发展变化,1963年定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后成为司法部主管的全国5所高等政法院校之一。 在昨日大会上,副省长朱静芝宣读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的通知。经教育部批准,西北政法学院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为多科性本科学校,同时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5000人。西北政法大学由陕西省领导和管理,其发展所需经费由陕西省统筹解决。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纯清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大学新校牌揭帷。新校牌使用了书法家舒同的字体。舒同生前曾两次为原西北政法学院书写过校牌,所写牌匾笔力雄劲、气势飞动。 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党委宣传部配图 摄影 杜超英)
2006-11-19(党委宣传部刻录自陕西卫视11月18日18:30陕西新闻联播) 西北政法学院今天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代省长袁纯清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为学校更名揭牌。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委副书记杨永茂分别代表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致辞祝贺。 西北政法大学前身为1937年党中央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后经调整、合并,于1958年成立了西安政法学院,1963年更名西北政法学院。 省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主持更名设置大会。 赵大程说,作为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西北政法大学不仅为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办学思路、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他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师生以更名为契机,把学校建设成为西北地区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 杨永茂说,西北政法大学的更名标志着陕西在建设高教强省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希望西北政法大学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不断提高办学治校能力,要坚持规模和质量的统一,建立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推动科学创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要以改革为动力,推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推动教学改革,要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特色鲜明、吸引力强的主题教育活动,为广大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氛围,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构建和谐陕西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省上领导宋洪武、刘遵义、朱静芝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更名仪式。 (陕西台报道)
2006-11-18740)this.width=740" border=undefined>2006年10月27日,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熊晓芳女士专访(冯卫国拍摄)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用現代法律精神建一流服務型大學 香港文匯報駐陝西記者 熊曉芳 借西北政法學院將於11月18日正式更名為西北政法大學之際,記者專程採訪了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 秉承老延大傳統繼往開來 西北政法大學坐落於聞名中外的古都西安,是一所中央與地方共建的高等政法院校,是西北地方高等法學教育與法學科研中心。其前身是1937年9月成立的陝北公學,後經歷了延安大學、西北人民革命大學、西北政法幹部學校、中央政法幹部學校西北分校,1958年經中央批准,組建西北政法學院,承擔起為西北地方培養政法類專業人才的重任,2005年12月經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建校以來,西北政法大學已培養法律及各類專門人才近6萬人,同時,隨著近年來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逐漸邁向以法為主、經、管、文、哲、工等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多科型大學。 我國著名刑法學專家賈宇教授2006年6月出任校長以來,積極宣導“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辦學新理念。他表示,現代法律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對於他所從事的大學管理亦有很大幫助。今年6月份上任的他決意要把西北政法大學建成一所學術自由、服務為主的外向型大學。 賈宇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西北政法大學在近70年的辦學歷史中,“老延大”傳統成為西北政法大學不斷創新、進取的精神源泉,長期的法律研究更使他認識到,將法治精神、人文傳統融入到大學管理中去,會促使西北政法大學成長為21世紀的現代大學,使之服務於西部,服務於更多的來西部創業的企業、客商。 服務於教學科研全力營造學術樂園 西北政法大學是現任校長賈宇的母校。1963年出生於青海省貴德縣的賈宇,1983年畢業于西北政法學院,獲法學學士學位,1986年在該校獲法學碩士學位;1992年考取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師從著名刑法學家馬克昌教授,1995年畢業後回母校任教,2006年出任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教授主要學術研究為刑事法學和國際刑法問題,他長期關注的學術問題是“全球死刑的存廢問題”,學術造詣斐然,2002年被武漢大學法學院聘為刑法專業博士研究生導師,同年被聘任為國家司法考試命題委員會委員。 多年從事法律研究讓賈宇在大學管理中也頗有裨益,他把現代法學中民主、自由、平等、秩序、公正的精神運用到管理中,大力宣導服務型管理。他認為,管理是一個方面,更多的是服務,行政和後勤部門的管理者要更好的為教師和學生服務,而作為校長,他則會更多的為管理者服務。“大學不是機關和企業,其核心是教師和學生,主體是教學和科研。” 賈宇表示,要把西北政法大學營造成學術樂園和學問天堂。建設學科,創新學術,培養學者,優化學風,廣納賢才。 “在不違反國家法律的前提下,學術無禁區。”賈宇認為,學術管理行政化是學術的天敵,學術自治是所有學者的理想,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野亦是學術自由的核心問題,大學必須有學術創新的廣闊空間。他崇尚學術自治、學術自由,而且帶頭不擔任學術委員會主席和職稱評定委員會主席。 賈宇表示,近期將著力改善教師工作條件,增加學生對學校事業發展的參與度,規範管理後勤部門工作制度。快速建立現代化大學治理模式,管理權力下放,工作重心下移,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樹立教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促使各學院進入良性發展軌道,擴大校領導思考更多大發展的空間。 為港企法律服務有得天獨厚優勢 “香港是與我校交流時間最長、交往最頻繁的地區,至少有10多年的歷史了。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深入和CEPA的實施,港企北上、西進已成為一大趨勢和潮流,投資西部的港企、港資、港商越來越多,由於兩地社會制度的差異,他們在西部投資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法律問題,西北政法大學願借自己得天獨厚的優勢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法律服務。”賈宇告訴記者,願與香港各界開展更廣泛的深入合作、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在為港商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務方面具有其他任何機構無可比擬的優勢。第一,西北政法大學歷史悠久,人脈廣播。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的陝北公學。2005年12月通過教育部專家組評審升格為大學。在近70年的發展歷程中,為社會培養了近6萬名政法專業人才,被譽為“政法幹部的搖籃”。第二,西北政法大學新建占地1078畝新校區,環境優美,功能齊全,全日制在校生達15000人。第三,西北政法大學是西北地方惟一的政法類大學,在辦學中,與西部地區的黨政和法律界建立了良好的人脈關係,在西部各省工作的校友也都可以隨時、隨地提供相關法律服務。 冀港生“北上”盼與港更多交流 賈宇介紹說,西北政法大學與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律師協會之間存在長期的合作,雙方多次互派學者和學生訪問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雙方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今後將拓展協定交流範圍,簽署交流協議,深化交流程度,除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外,加強教師長期進修和科研合作,例如聯合培養碩士生和學歷教育等。 賈宇極力推崇開放式辦學,他表示,要把眼光投向海外,擴大合作區域,把西北政法大學辦成近6萬名校友共同的大學。盡可能地擴展海外和港澳臺地區的優秀生源。西北政法大學擁有面向香港招生的名額,賈宇表示,歡迎香港學生踴躍報考,來十三朝古都西安學習。
2006-11-1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2023年12月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集中性、系统性、纵深化发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中央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后,面向全党发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无疑是对这一战略性问题的生动回答。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和鲜明特色。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明纪律严执纪、立制度定规矩、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凸显了在不同时期的主题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在曲折艰苦的长征中已骤减到原先的十分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伴随着中共中央吸纳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党员数量和军队人数得以迅速扩增。但彼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革命斗争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新、老干部在能力方面都暴露出较大问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其中,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熟悉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亟待提高。一部分党员干部放松政治警觉,衍生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党员干部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想倾向造成根据地内部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纪律松散、贪腐严重等问题,对根据地政治社会稳定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纪律教育,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在全体党员中以党纪统一思想、以党纪锤炼党性、以党纪淬化精神,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全体党员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破解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问题,促使全体党员自觉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强化党的纪律为首要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严明党的纪律和统一。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系统性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其主要指向在于通过整顿党内作风强化党的队伍建设,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重点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采用逐字逐句地读,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地读,联系党的历史、路线的读等方法,并通过组织漫谈会、小组谈论会、支部谈论会、答疑与考试等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讨论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探索。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作为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要求的思想认识,促使党的纪律成为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警示性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辅相成,总的实践倾向是坚持从重惩处、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促使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针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作为重要内容。根据上述相关法令,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中央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1942年1月15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一百七十五两的案件,将其依法撤职查办。林伯渠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的赵文源对婚姻问题缺乏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虐待妻子,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四百二十元。党组织在进行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在担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时,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三千零五十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通过法治实践,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推动党内形成知敬畏、严纪律、守规矩的清风正气。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完善组织建设,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尤其强调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纪律制度。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巩固党内团结和组织纪律。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关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同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具体表现,指出党内要严格遵守“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意义。重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这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有效手段。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李伟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实践经验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4-05/10/content_239693.htm?div=-1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14日在日内瓦举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就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国际合作以及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指出,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说,中国在发展和促进人权的历史上,长期高度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是解决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赵健舟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推进的非政治化议程追求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人权交流。在国际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时,非政治化的人权话语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弥合分歧。 在关于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发言中,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说,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申天娇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契合宣言和行动纲领宗旨,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规划和指引全球人权治理。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权保护、脱贫攻坚对保护人权的意义、中国人权教育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者石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1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边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反恐、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交流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具体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何晓娜表示,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促进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郭淼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认为,中国构建了一套既符合宪法精神又尊重人权的反恐法律体系,在开展反恐行动时,中国始终坚守宪法规范的基础,并将人权保护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新华网】中外专家交流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f3e02e7cd24889f98e1ded4ae8b5a171×tamp=78074
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企业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