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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徐鹏：延安时期党如何在高等干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延安时期党如何在高等干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徐 鹏 王梦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安全之基、民族团结之本、中国精神力量之魂。延安时期，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高等干部学校开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如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蒙古青年队、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国女子大学的少数民族班等，形成了符合实际、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民族团结教育理论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工作者，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渠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干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方针政策，根据边区抗战需要及各民族学员的实际情况有区别、有侧重地联系实际安排课程，主要开设了政治课、文化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课三大课程体系。政治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课程，为提高干部人才队伍战斗力夯实了基础。该类课程主要对各民族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国家的民族政策教育和时事政治教育，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等课程，旨在激发学员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文化课是学习其他课程的重要基础，主要包括语文、体育、历史、地理、算术、音乐等方面的课程。通过文化课的学习，学员在文化知识水平上有所提高，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也变得更加轻松。特别是语文课的学习为各民族师生搭建了沟通与交流的语言平台，增进了彼此的认识和了解。少数民族相关课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课程，如少数民族语文课，旨在培养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优秀干部；民族发展史和民族问题专题研究等课程加强了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学习研究，为以后的实际工作打下理论基础。 雄厚的师资队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为陕北公学的学员进行授课。据统计，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8月，毛泽东曾先后九次为陕北公学的学员讲授革命战争的基本问题，著名的《目前的时局和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根据他在陕北公学的演说整理出来的。艾思奇、王铎、何干之、李培之、李凡夫等也都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公学兼任教员、每月都要到学校为学员至少作一次时事报告。此外还有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和工农干部及来自国统区和其他地区的知名学者、文化名人为陕北公学和民族学院的学员授课。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专门聘请熟悉各民族文化的语文教员，提高学员运用民族语言的能力。如陕北公学的蒙古青年队开设了蒙古语文课，聘请曾在蒙古学习过、蒙文熟练的张禄担任蒙古语文教员。延安民族学院搬迁到定边以后，根据形势需要新增了一门关于伊盟蒙古族和陕甘宁回族概况的课程，为了加强蒙古语教学，特意从伊强请来了蒙古族教员。 多样的教学方式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延安时期，高等干部学校的干部人才培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日常教学与抗战工作相联系，用革命的理论联系具体的实际。陕北公学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忠实践行者，融课堂教学与实践工作为一体，使各民族学员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到基层政府和民众组织中去做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组织学员参加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各类实践演习活动。延安民族学院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教学以及调查研究的方法。学院成立了蒙汉秧歌队，通过戏剧作品展演的方式向伊盟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调查和取材于当地的实况”，增强了宣传效果。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乌兰夫根据中央指示从民族学院抽调了一大批学员到内蒙古开展工作，通过积极向农村地区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等基层工作强化了广大学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党注重发挥少数民族英雄的榜样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模范英雄运动，树立了一大批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少数民族英雄，如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李红光（朝鲜族）、陈翰章（满族）、马本斋（回族）等。并通过《解放日报》对民族英雄的抗日事迹大力进行宣传报道，促使边区高等干部学校形成了学模范的热潮，充分激发和强化了各民族学员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动了各民族学员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抗战的全民族力量。 和谐的校园氛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各高等干部学校延续了这一政策。在宗教信仰方面，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日常宗教生活习惯。如每逢周五或重大节日时，延安民族学院允许少数民族的师生到清真寺做礼拜、进行宗教节日活动。在饮食方面，学院尊重回民学员的饮食习惯，不仅专门开设了回民灶，而且要求其他民族学员不得使用回族的器具，不得在回族学员面前吃猪肉等。同时，延安各高等干部学校始终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原则。陕北公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团结民主的统一战线作风。学校在开学第一天就把教育计划向学生公布，经过学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延安民族学院秉持“平等民主、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校训，学员们通过民主选举的原则成立了学生会、选举出了自己的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候选人，各民族师生之间呈现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延安时期，党在高等干部学校开展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提高了各民族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进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力推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进程。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陕西省教育厅2022年青年创新团队建设科研计划项目“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会制度及其当代启示”（22JP093）阶段化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04-07

• 【学习时报】徐鹏：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十二小烈士——直罗镇战役十二小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十二小烈士——直罗镇战役十二小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徐鹏 直罗烈士陵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直罗镇直罗街宝塔山下，主要安葬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走近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静静伫立于苍松翠柏之间的20余米高的纪念碑。1985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直罗战役烈士纪念碑。陵园内建有纪念馆、革命英烈墙、长征精神纪念碑等建筑。英烈区埋葬着此役阵亡的648人，其中有630位是无名烈士。拾级而上，在山腰一侧，可以醒目地看到十二小烈士纪念亭，亭内竖立着高约两米多的那座让所有瞻仰者动容落泪的直罗镇战役十二小烈士纪念碑。经过党史专家的多方考证，这些小战士牺牲时，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和任何影像资料。雕刻着红五星的纪念碑，向后来者述说着那段悲壮的革命故事。碑文内容如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罗镇战役中活跃着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的一支少共营，他们大多数都是十二、三岁到十四、五岁的少年，因为家境悲惨，亲人离散而投身于红军队伍。直罗镇战役前夕少共营十二名红军战士化装潜入国民党军驻地黑水寺侦察敌情，情报送出后在返回途中与国民党军遭遇，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其俘获，国民党军将他们押解到直罗镇关在一个油房大院的房屋内，关押期间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被围歼的国民党军败退前，惨忍的将十二名小红军战士杀害。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只留下带血带汗的脚印、只留下英勇的事迹。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军指战员们将他们十二位集中安葬在一起，为了铭记烈士勉励后人，立碑永记。 碑文简要记载了12名小战士在侦察敌情返回途中与敌相遇，不畏艰险、宁死不屈的英勇事迹，表达了对12位年轻英雄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缅怀，读后震撼人心、令人肃然起敬。 （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陕北的红15军团在甘泉下寺湾胜利会师，恢复组建了红一方面军。这对国民党的统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陕甘苏区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也成了国民党军“围剿”的重点。10月28日，蒋介石命令西北“剿总”重新调整战略部署，调集13个师另5个旅的兵力分别由鄜县（今富县）、合水东西对进，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围歼红军主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彻底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11月17日，参加“围剿”的东北军第57军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前进，19日其先头部队第109师、第111师632团进至直罗镇西北的黑水寺地区。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敌人骄纵麻痹、盲目冒进的有利时机，要求歼该师于直罗镇西北地区，令红15军团进入直罗镇东南地区，红1军团进至直罗镇东北地区做好战斗准备。 11月20日晨，国民党第109师第625、626、627团在飞机掩护下，分别沿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下午4时进入直罗镇，中央军委即令红军当晚将其包围。21日拂晓，红1军团从北、红15军团从南向直罗镇发起猛攻，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十分慌乱，左冲右突，均不得脱。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残敌500余人在师长牛元峰的带领下退入镇东南的土寨内固守待援。红一方面军当即以第15军团第75师225团予以包围，主力部队准备打击由黑水寺东进的增援部队。红225团接受攻打寨子、歼灭残敌的任务后，立即发起猛烈进攻，一营冲到距寨墙几十米处时突遭敌猛烈火力拦击，被压制在干涸的河川里，前进受阻，伤亡很大。在此紧急时刻，周恩来来到前线指挥所，认为强攻不利，先要把敌人逼出寨子，在运动中将其彻底歼灭。23日黄昏，围歼战斗再次打响，我军以猛烈火力将敌压制，很快逼近寨子，并用手榴弹将敌人打乱，战士们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冲进寨子，与敌展开激烈的肉搏战。23日夜，敌从南门逃窜，我军猛追不舍，一直追出20多里，终将敌全部歼灭，师长被击毙。 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1个师又1个团，击毙击伤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大大改善了红军的装备。 （二） 此役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倾其全力，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陕西省富县策划和组织了直罗镇战役，亲自指挥三部分红军力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毛泽东评价直罗镇一仗“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是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联合作战，为中国工农红军重新团结与发展，为未来的大会合和统一指挥举行的奠基礼；是彻底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央苏区的重新建立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把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是地方苏维埃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和奋力参战，尤其是红二十五军团这支年龄很小的少共营（因为这些战士都特别年轻，陕北老百姓亲切地叫他们娃娃营，12位无名小烈士也是少共营成员）主动参与战斗，确保战役取得最终胜利，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力量的充实扩大举行的奠基礼。这个奠基礼，为在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辟出新的天地和道路。从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有了较为稳固的立足点，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走上了新的征程。

  2023-02-24

•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我校徐鹏老师和研究生贺敏共同撰写的文章：从《红星》报看早期军报如何宣传动员

  《红星》报创刊号 《红星》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全面指导红军建设的第一份军报。它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到1935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陕甘地区终止出刊。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实践中，《红星》报聚焦报道重大军事斗争，重视思想政治建军；坚守军事宣传动员的根本，积极服务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夯实强化军事宣传动员的基础，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宣传动员经验。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军 共产党领导军事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军报姓党”。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建设的灵魂。《红星》报发刊词《见面话》（1931年12月11日第1版）一文，明确将自身界定为“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为此，积极宣传党中央路线、方针和总部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命令，灵活指导红军开展军事战斗。通过刊发文件的形式，发表《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公开报道，但是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形势下，这是需要很强的政治勇气和敏锐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对遵义会议进行宣传介绍和表示拥护支持的红军公开报道。 同时，《红星》报广泛传播红军纪律、党对少数民族群众及其上层的统战政策，先后刊发了系列理论阐释类文章和介绍典型政治工作经验的专题文章，分门别类指导红军开展具体政治工作。该报特设了“党的生活”专栏，发表指导开展党建工作的文章《小组会是怎样开的，应该怎么开？》，介绍党小组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当好党小组组长和支部书记等诸多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工作经验，这不仅是对三湾改编以来，特别是古田会议突出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作风的很好继承，而且对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意义重大。 密切服务军事文化生活 《红星》报密切贴近红军官兵的文化生活实际，追求宣传策略多元化，生动报道红军内部的军事文化生活，协助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指导和服务红军军事文化建设。宣传体裁既有辛辣的社论、评论，又有朴实的消息、通讯，也有故事、唱歌、民谣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还有活泼的漫画、谜语，较好地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和持续关注。 《红星》报特设“列宁室工作”专栏，从广大红军官兵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指导军队建设列宁室，发表《列宁室的工作怎样做？》，要求列宁室建设“绝对不能只偏于体育运动和娱乐等工作，特别要注意到理论训练和文化教育”。多次刊发《本刊启事》征集红色娱乐素材，设置了“红军歌谣”“红军歌曲”“红军诗歌”等文化建设类副刊，广泛发表征集到的红色歌曲和民间歌谣，刊登与军事有关的测试题目、谜语、武器装备图片、漫画等。此外，报纸还发表了诸多专题介绍文化宣传方法和经验的文章，如唱口号、办墙报、开晚会、作宣讲、猜谜语、画漫画等，大量刊登文艺题材和娱乐题材的稿件，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便于操作和效仿，为部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和军事游戏提供了宝贵的素材，既十分有助于丰富和提高红军军事文化生活，又增强了报纸的吸引力和宣传效果。《红星》报因而被广大红军战士誉为“良师益友”。 全面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 据邓小平回忆，他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因此，建设一支来自广大红军的强有力的通讯员队伍十分迫切。《红星》报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报纸编辑部积极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约稿，周恩来、王稼祥、洛甫、陈云、朱德、彭德怀等近20位中央和军队领导人是报纸的积极撰稿人，他们阐述中央精神、分析革命形势并提出斗争策略与方法，积极扩大《红星》报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通过《红星》报而保存下来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大量早期军事理论文稿，为后人开展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此同时，《红星》报编辑部非常重视培养和拓展通讯员队伍。设置“通讯员”专栏，尤其注重在一般的工农群众中发掘和培养通讯员，建立广泛的通讯员网络，并经常刊登指导和提高通讯员业务工作的文章，以帮助其提高宣传业务工作水平。据《在本报的一周年向我们的通信员说几句话》（1934年8月1日第8版）记载，此时的报纸已有通讯员500余人，骨干通讯员100余人。据《编者的话》（1932年3月23日第4版）报道，“近来收到的稿件颇多”，但是因为报纸版面有限，不能同时刊发，随后将陆续发表，这也从侧面充分说明了报纸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利用通讯员群体这个桥梁和纽带积极密切联系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4年的军事宣传动员实践中，《红星》报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内部和农村社会实施了宣传、动员、整合和改造，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红军建设，活跃红军生活的阵地，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新闻舆论工具的政治作用。作为党的军报史上的早期杰出代表，《红星》报为后来党报、军报的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办报经验，也深远地影响了延安时期党报的办报原则、办报方针和具体新闻实践，这对于新时代党报军报新闻宣传工作的守正创新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202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