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展现良法善治多维图景 　　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揭示出法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检察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有力支撑。检察机关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与首要任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法律监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国是世界著名古国，法制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伴而生，是中华民族卓越法律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对中华法治文明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揭示出法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良法善治反映了中华民族缔造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 “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善治是有效、有序、健全的治理，它建立在法治秩序之上，以良好的立法、执法、司法及普法等为重要支撑。良法善治有着深厚的法文化基础，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善于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艰难险阻，迎难而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善于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和举措，谱写适合实际国情、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恢宏篇章，不断丰富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良法与善治实践。在对善治蓝图的描绘中，孔子的大同理想对国家治理和民族心理影响最为深刻。在孔子的构想中，天下为人民共有，而执政者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政治才干；人人讲求信用，各展其长，不仅能尊老爱幼，善待亲人，也能发散爱心，参加公益，使弱势群体得到安抚。如此则邻里和睦，社会安宁，国家大治。大同世界的政治图景蕴含了民主公正的法治秩序、和谐友爱的社会关系、诚信敬业的个人品质等，是超越时空的人类文明共同追寻并努力实践的治理目标。 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高度关注“人事”，知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形成了一条以民为本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在法律起源上，皋陶造律广为流传。皋陶是舜帝时的司法官，他在审案时，从案例中总结普遍性经验，再转化为法律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从实际出发的传统。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公开、法令统一、立法简明、缘法而治等深入人心。在法律观念上，既隆礼重法，又追求无讼，以德礼预防在先，以法律制裁在后，而又不尚重刑，明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在于案结事了、民安国治。在法律形式上，以律为核心的诸多法律形式不断发展，令、格、式、典、敕、例在不同时代调整着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各种法律关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法律体系日渐成熟。在法律内容上，捍卫道德伦理、维护公平正义、重视农业生产、矜恤弱势群体成为立法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立法，综合发挥法律的惩治与教育功能，在化民成俗、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古代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建立在治国理政和生产生活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一价值追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影响力和穿透力。 中华法系以良法促善治的多维图景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制定良法方面，中华法系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勾勒出良法善治层次分明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样态。 （一）立严整统一之法，促国家富强之治。内容科学、结构整齐、系统完备的立法，既是卓越法律思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集中呈现，也是实现富国强兵、天下大治的有力支撑。历史上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都有良好的立法作为依托。尤其是唐律奠定了大唐盛世的法律基石，维持了长期鼎盛局面。唐律的代表《唐律疏议》在中国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唐律疏议》具有许多亮点：一是内容完整，覆盖全面。《唐律疏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涵盖多个领域的法律关系，对当时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规范。二是结构严整，自成体系。《唐律疏议》有序，有正文；有总则，有分则。500余条规定有序排列，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三是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唐律疏议》内容设计合理，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内容居中，诉讼程序置后，做到了实体法、程序法相统一。 作为盛世之法，《唐律疏议》不啻为一部治国理政法律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在促使唐代综合国力极大提升的同时，也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典范。如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效仿唐代，建立本国法制，加速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开化与法制进步。 （二）立循变协时之法，促社会和谐之治。法律贵在稳定，方能取信于民，显其权威。时势的演进，往往带来法律关系的变化，固定的法律条文需要及时修订，才能保证其适用性和影响力。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韩非在概括法治发展规律时进一步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这说明法律是与时俱进的，只有根据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条文内容，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良法。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历代开明统治者均强调在制定法律时从法制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使新立之法成为治世之良法。明太祖朱元璋在权衡之后，决定以唐律为蓝本进行修律，不仅邀请儒臣和刑官每天讲解二十条唐律律文，而且不厌其烦地讨论律文的质量，使之成为确保新律条文轻重适当的参照。 （三）立明礼弘德之法，促百姓安宁之治。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该宗旨经历了历史锤炼，体现出中华民族珍贵的理性思维，成为一道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铁律”。《易经·系辞》称，天地之大德曰生。百姓的幸福首先是生存无忧、生活有序。古代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惩治犯罪，更在于教育罪犯及世人，使人明德礼、近良善、远罪恶。以民为本，重民、爱民，要以法巩固教化、宣扬道德。因此，历代立法，无论谋篇布局，还是内容设计，都显示出对德礼的推崇和贯彻。《唐律疏议》开篇便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既是贯穿唐律始终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德法互补、共同为治方略的呼应。 为了明礼弘德，裨益百姓，历代立法设计了许多饶有特色的制度。例如，维护孝道的存留养亲制度。该制度以亲情来教化和改造犯人，强化了亲情伦理，凸显了法律对德礼的重视。此外，历代立法中常有矜恤老幼、宽宥残疾、重惜民命的规定，这些内容承载了传统的德礼观念，彰显人本主义的光辉，使法律在德礼的基础上更好地肩负起重视民生的职责，在实现百姓安宁、促进群体和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古代实现良法善治的制度保障 以良法促善治，前提在于制定良法，关键在于依靠贤吏实施法律。为了制定良法，塑造贤吏，历代进行了多方面有益探索。 （一）不断成熟的立法机制。成文法公布以后，我国古代逐步形成了法典化传统。从战国时期的《法经》直至清代的《大清律例》，成文法典不绝如缕，尤其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它标志着中华法系的立法机制臻于成熟。首先，《唐律疏议》贯穿了于礼以为出入、德法互补、立法宽简、法须稳定等指导思想，反映出先进理念对立法的引领。其次，立法活动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唐律疏议》在《永徽律》基础上形成，而《永徽律》及此前的《武德律》《贞观律》均由皇帝直接推动并由一批能臣干吏编纂完成。再次，形成了律疏一体的法典结构，代表了律学的重要成就。《唐律疏议》是秦汉魏晋以来律学的集大成者，对律文的解释、律意的阐明、内涵的剖析、源流的考证等，均呈现出律学家在法律研究方面的杰出智慧。 尽管我国古代长期以成文法典为主导，但并不排斥判例、习惯法等法律渊源。秦汉就有运用判例的活动，唐宋时期的《龙筋凤髓判》《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无论拟判还是实际判例，均强调司法经验的总结提炼，重视情理法的统一。至明清两代，判例汇编进入高峰，律学家对判例、条例的研究直接推动了立法的改善。清代律学家薛允升的《读例存疑》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 （二）治吏为要的法制建设。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官吏是实现良法与善治的重要力量。历代为了拔擢良吏，罢黜恶吏，在重视官员的铨选、任用之外，建立并强化了考课和监察制度。考课与监察同为“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法律传统”，二者紧密衔接，相辅相成，在澄清吏治、提高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秦汉以后，考课法令持续充实，考核的时限、标准及赏罚政策不断改进。至唐代，考课制度已臻完善，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亲自考核，其余内外官员由吏部统一负责。清代进一步形成了考核京官的“京察”与考核外官的“大计”制度。 此外，为了提升官员的法律素养，历代均强调官吏法律知识的培养。尤其是明清两代，律典中均规定了“讲读律令”条，要求官吏熟读国家律令，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将官吏讲读律令的情况，纳入监察考核范围。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影响力，也为红色法治文化的发展和当前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一）重视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是法治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法系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古代历史经历了一个因革损益、继往开来的过程。历史上的著名盛世，无一不是在充分吸收治国理政经验、总结法败国乱教训、结合新的时代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诞生的。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优秀文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红色政权的动力源泉之一。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同中华法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一脉相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政策、法律、道德等手段，瞄准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破解阻碍革命进程和人民安定的现实问题，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取得突出成效。 在红色法治的探索进程中，高度重视重大案件的审理，尤其重视有效裁判对干部素养的塑造。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就蕴涵了从严治党的理念，体现了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精神。此后，各级党员干部均以自觉遵循党的政策、厉行红色政权的法律政令为风尚。 （二）以检察工作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良法善治。检察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有力支撑。检察机关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与首要任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法律监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聚焦办案主业。依法办案，最能释放良法的效能。针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坚持问题导向，本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坚持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治理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注意总结案件产生、发展的规律，从个案研究和类案分析中发现法律和制度漏洞，通过提出检察建议、出台法律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形成良法指导司法、司法反哺立法的良性机制。其次，发挥监督主责。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得越好，人民检察事业就发展得越好。检察机关应继续坚持“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持续推进各项监督，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再次，彰显服务本色。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更是检察事业为民、便民、利民的体现。应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实现标本兼治。最后，把握平安主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要力量。对百姓而言，案结事了，诉愿得偿，生活恢复平稳安康、和谐有序，是数千年积淀的民族心理；对检察机关而言，秉公任事，依法办案，推动形成清风正气、良法善治，是检察履职的应尽之责。检察机关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诉源治理，主动融入社会治理格局，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平安和谐贡献力量。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文章详见《人民检察》2023年第8期。）

2022年法学教育大事回眸 编者按：2023年2月26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指出，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就法学教育界而言，刚刚过去的2022年绝对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不少对法治社会、法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让我们一起跟着王健教授回眸2022年法学教育的大事件，体会法学教育的重大变化，把握法学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前沿。 一、法学界积极开展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研究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继提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目标之后，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的又一重大论断，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发展都具有重大启发和指导意义。法学界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问题立即展开热烈讨论。 2022年6月30日，《法学研究》编辑部在线举办了“法学期刊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研讨会。中宣部社科工作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中外法学》等20多家期刊代表，围绕如何在“三大体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法学期刊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凝聚共识。 2022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高端学术论坛。教育部、中国法学会、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中央党校和全国主要法学院校的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方式，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建构中国自主的基础法学、部门法学、交叉学科的知识体系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张文显以“加快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为题，在华东政法大学建校70周年研讨会上对此作了全面阐释，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工程，也是法学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通过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国法学将实现从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到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的根本转变，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他号召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把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努力构建自主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用这一体系教书育人，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中央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于成效。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法学家》杂志社已就法学“三大体系”建设连续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刊出系列专题论文。2023年将赓续其事，以“构建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法治体系”为主题继续征稿和研讨。征稿和研讨的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法学解读，构建自主性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法治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关系，具体法制移植、国外学说引进与法治体系建构的本土性，当代中国法学知识体系与法治体系的具体契合度审视，中国法学知识生产中的“特色学说”与“普遍学理”之间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学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法治体系的具体建构等。这些都是当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目前关于该主题已发表的宣传和阐释性文章不可谓少，但在具体某个学科领域深入的实证性研究和基于本国学术经验的提炼总结性的作品还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法学家》杂志社的征稿启事特别强调“倡导结合法学各个子学科、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和知识脉络进行言之有物的深入讨论，而非泛泛而谈”，为该主题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法学界成功举办年度法学教育“两会” 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前者简称教指委，后者简称研究会，合称“两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法学教育界坚持了二十多年的一个传统。2022年年会以在线方式进行。承办者辽宁大学法学院提供了充足的腾讯会议服务系统，自12月16日至18日，连续举行了教指委年度工作会议、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学术论坛、诊所法律教育年会和“诊所法律教育中国化”论坛、模拟法庭教学年会“模拟法庭实践与创新”论坛，在因疫情影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成功举办了本次年会，大约4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年度“两会”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法学教育”。在开幕式环节，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王新清、研究会会长张文显分别代表各方面致辞。王新清代表教指委表示，教指委将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着重做好法学核心课程教学要点编制、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以团队建设和数字化转化方式推进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并形成课程思政教学指南，以及通过课程体系建设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水平四方面工作。张文显会长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在致辞中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等原创性重大理论，强调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法学界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特别是其中有关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创新和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引领法学教育现代化。张文显就研究会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报告，对未来一年工作进行了规划和部署。致辞之后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报告，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大元、副会长卓泽渊先后主持了第一、第二两个环节的主题报告，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刘仁山依次作了主题报告。 本次年会设四个分论坛，分别探讨四个议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法学教育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有机衔接；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114位专家作了发言。论坛闭幕式，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教授对年会作了全面总结。本年度“两会”召开时，正值全国上下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年会论坛主题即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设计依据。这可谓是法学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此外，全国许多法学院校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贯彻落实活动，如中国法学会指导、浙江大学主办的法治与改革高端论坛等研讨会。 三、全国各地制定本地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方案 近十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法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法治建设规划纲要。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规划（2021—2025年）》。2022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据此相继出台了具体实施工作方案。这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次在中央总体规划指导下统筹本地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对法治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全面安排和部署，成为法治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在我国地方法治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出台的这些文件在遵循中央统一要求前提下，结合各自具体实际明确了2021年至2025年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措施和组织实施保障，对各项任务措施明确了责任主体，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政府各主要组成部门、地方人大法工委、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法学会、律协、党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等众多部门。 各地的方案措施各具特色。《陕西省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举措》围绕陕西省法治人才培养总体要求，提出了培养方向和途径、培养领域、保障机制、组织实施等40项措施任务，强调“六要”和“六兼容”的法治人才培养方向和培养途径，即政治站位要高、专业本领要硬、为民情怀要深、创新意识要强、职业品格要正、国际视野要广，理念上的家国情怀与专业素养兼容、培养目标上的知行兼容、培养规划上的综合与专项兼容、培养模式上的守正与创新兼容、培养机制上的开放与多样兼容、培养评价上的供需兼容。《辽宁省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实施方案》针对全省基层法治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高层次法治人才匮乏等问题，从总体要求、培养方向、高校培养、在职培养、重点领域培养、完善机制、组织实施7个方面进行安排部署，争取到2025年构建起凸显时代特征、体现辽宁特点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法治人才规模总体适度、结构趋于合理、素质明显提高、活力充分释放的目标。 总的来看，首先，各地方案措施的制定出台，首次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关于法治人才培养工作两级安排部署，这两者之间以及其与法学院校不同隶属关系之间如何进行统筹协调，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次，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这些规划举措的实施，突出体现了法治人才培养管理工作的全方位、各领域概念，即法治人才培养不能像传统观念上只是教育和法治部门的工作，而是涉及党和政府的许多组成部门，在实际推进中要求各个部门的参与、协调和支持，其关键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如何加强统筹协调和富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最后，各地出台的方案措施都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和法学研究的新精神和新要求，这对地处不同地方的法学院校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同时也要看到，这是各地法学院校扩大办学资源、破解发展瓶颈和难题、加快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 四、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正式建立 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工作任务。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办发厅字〔2015〕25号）对这项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和要求。根据这个文件，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于2022年2月28日印发了《关于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司发〔20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正式建立。 《指导意见》明确职前培训要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政治标准、强化能力训练、加强分类指导等原则，按照“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先选后训”“谁选谁训”的要求，综合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法律职业岗位、不同地区人才需求差异和法律职业用人部门需要等因素，坚持联系实际、按需施教，有序有效组织实施职前培训工作，提高职前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训的目标是使参训人员达到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初任标准。培训对象是已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和初任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法律类），以及拟申请执业律师和公证员的人员。培训方式包括集中教学、岗位实习与综合训练两个环节。集中教学环节主要进行不少于一个月的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和法律实务知识培训。在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阶段则采取教学练战一体化方式，在实务导师指导下参与审判、检察、辩护、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处罚等，培训时长通常为一年，最后经过实质性业务考核鉴定。职前培训的组织管理，由统一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管理。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系统职前培训的组织管理、统筹协调等工作。具备条件的培训机构或者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具体实施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工作。《指导意见》还规定了加强培训的组织保障和组织领导等内容。 职前培训是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前培训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我国的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为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作为法学院校毕业生通过职业资格考试之后和进入法律职业人员队伍之前进行职业能力培养的一个必经环节，职前培训的内容、方式和有关要求，无疑对法学教育有着直接影响。学校教育和职前培训之间各自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分担，应当成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实务专家共同关注和协同应对的一个新课题。 五、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发布 2022年9月13日，学位和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即《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学位〔2022〕15号）。这是我国自施行学位制度以来，继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和2011年版之后颁行的第五个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新版目录在法学门类下新设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两个可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一级学科；新设“知识产权”和“国际事务”两个硕士专业学位；将原有的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两个专业学位分别提高到了专业博士层次，即增设了法律博士、社会工作博士；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置了可授予法学学位的“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新版目录增设的法学新学科新专业，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新时代法学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发展成就，积极回应了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的需要。新版目录还首次采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合编体例，一改过去专业学位目录只是作为学术学位目录配属附件的做法，真正实现了两者在学科专业目录体系中的地位平等。新版目录管理办法对于在已有相应学位授权范围内自主设置学科专业，以及在现有目录之外如何设置新学科新专业等方面，也都做了较以往更为宽松合理的规定，使发展学科专业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这些规定对于探索解决国际法学的一级学科设置问题，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可行路径。 学科专业目录是人为创制的知识分类表，又反过来影响和约束人们生产、传播和运用知识的方式。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变化，对于形塑学科专业所需各项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新版目录的颁行，必将为法学院校在重点学科建设方面带来新变化。 六、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实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 近年来，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2022年3月31日，司法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做好涉外仲裁人才培养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22〕16号），计划到2025年，建立起与国际通行仲裁制度相适应的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体系，遴选1000名高端领军人才、培训1000名职业进阶人才、培养1000名青年后备人才，打造一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高素质专业化涉外仲裁人才队伍。 司法和教育行政部门在2021年联合实施法律硕士（涉外律师）研究生培养项目（教研司〔2021〕1号）的基础上，2022年7月再次联合设立，并会同仲裁委员会、律师事务所等涉外仲裁实务单位实施了法律硕士（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教研厅函〔2022〕5号）。根据全国各区域对国际仲裁需求情况，该项目在北京、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深圳、厦门、西安11个城市进行布局，由专业师资和学科专业平台条件较好、年招收法律硕士规模在百人以上的20所法学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承担培养任务，计划在2023年至2025年招收培养不少于1000名国际仲裁方向的法律硕士研究生。 按照培养计划，国际仲裁专业方向的法律硕士，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类本科背景，修业三年，其中课程学习51学分，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律专业外语、法律职业伦理、国际公法原理与实务、国际私法原理与实务、国际经济法原理与实务、国际仲裁原理与实务、国际商事规则、国际商事调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及若干专题课程；实践教学与实训19学分，主要进行法律文书写作、法律检索、模拟国际商事仲裁、法律谈判和专业实习等训练；最后是5学分的学位论文写作，完成一篇2万字以上的学位论文，形式包括专题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完成全部学程需75学分。 培养方式上重实习实训，鼓励参加国际仲裁培训，鼓励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与法律硕士（涉外律师）项目一样，该项目特别强调法学院校与仲裁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武汉、重庆、成都、南京、杭州、西安、青岛、海南、大连、长春、哈尔滨仲裁委共20个机构参与了该项培养计划。这些仲裁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与法学院校共同制订项目实施方案，共同执行人才培养方案，并提供充足的仲裁实务训练资源。 总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专项工作，以完善涉外仲裁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储备一批涉外仲裁后备人才，是我国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是当前推进我国法学教育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的一个重要举措。 七、中国政法大学等政法院校举行校庆系列纪念活动 2022年，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迎来建校85周年，这些高校在这一年里都隆重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回顾走过的路，探索未来发展之路。 四五月间，中国政法大学连续密集举办了新时代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培养论坛、数字时代法学教育变革世界法学家高端论坛、“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法学期刊的创新与发展、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国际研讨会等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探讨法学教育如何应对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带来的网络化、数据化、人工智能化等挑战，加强法学三大体系建设，涉外法治人才的目标定位、培养模式与创新、法学教育国际化的比较与借鉴等热点话题。学校还出版了《七秩辉煌：中国政法大学校史1952—2022》《法大凝眸：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法大记忆：70年变迁档案选编》《法大群英：参与共和国立法的法大人》升级版，以及《诗情法意》《守望法大》《法大人物》《媒体法大》《吾爱吾师》《政法往事》《法大爱情》等70周年校庆校史系列丛书，多维度、全方位展现法大70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华东政法大学举办了建校70周年大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新时代法学教育”主题研讨会等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梳理建校70年发展成果和重要经验，聚焦新时代法学教育的发展蓝图和法治人才培养方向，绘制一流政法大学发展定位建设任务和实现路径。编纂出版了《华东政法大学志》，前校长何勤华教授出版了《华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举办了庆祝建校85周年“中国红色法学教育传统与当代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高端论坛等校庆系列活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了建校85周年大会暨高水平大学建设推进会等系列活动。此外，山西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建校120周年法学论坛，探讨一流学科建设与法学学科发展。上海交大法学院举行了建院20周年院庆大会和“中国式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发展高峰论坛”，分别探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法律专业博士培养、新文科视域下的数字法学与学科交叉、新时代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等议题。 法学院校重大庆祝纪念活动的举办，表明了中国法学教育界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尊重，也表达了对法学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 八、法学院校积极申报2022年教学成果奖 教学成果奖是我国教学研究和实践领域可授予的最高奖，分学段和类别设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三个奖励等次，自1989年创办以来每四年评选一次。2022年的申报评选中，许多法学院校积极申报，目前已公示了11项本科类教学成果和8项研究生教育类成果，计有西南政法大学的“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西政实践”“以民商法精品一流课程‘六准’深度融合助推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实践”“‘一轴四轮双驱’：商法复合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法学教育从司法面向到社会面向转型，推动法治人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家急需法学交叉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区块链与数字经济为例”“思政铸魂、知识扩容、内外融通：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课程体系改革”；中国政法大学的“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甘肃政法大学的“‘一校两院’协同培养汉藏双语法治人才综合改革与实践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涉外法治领域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辽宁大学的“卓越法治人才‘四协’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卓越法治人才‘五育一体’协同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上海政法学院的“聚焦中国上合基地国家战略任务，打造二维一体涉外应用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西北政法大学的“基于‘枫桥经验’研究的法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天津大学的“铸魂立根聚力赋能：‘五新一体’的天津大学新法科建设”；江汉大学的“一体两翼、协同赋能：诊所式卓越基层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山西师范大学的“‘教育政策与法律’课程教学案例库建设与案例教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地方大学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四川警察学院、公安部藏区研究所的“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涉藏警务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的总结凝练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在内容上强调教学方案的方向性、先进性、导向性、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形式上要求规范性和完整性，成果必须是能够切实反映较高教学水平并提高教学质量，取得显著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教育教学方案，有实际运用和推广价值，能够在教学理论和实践上改进、提升、创新。 九、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束，法学学科水平总体状况有进有退、进多退少 学科评估是学科水平评估的简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评价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整体水平高低的一项专门活动。虽然本质上不同于具有行政强制性质的学位点合格评估，但它对博士点或硕士点的学术声誉，特别是学科资源分配方案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学位中心先后于2004年、2009年、2012年、2017年完成了四轮评估，第一轮评估有23个法学学科参评，第二轮47个、第三轮86个、第四轮144个。前三轮评估结果以百分制呈现，第四轮评估改以分档方式，即按得分将排名在前70%的学科分9档，将9档分为ABC三类，每类再细分为上中下三个位次，总体形成水平高低10个等次的学科体系。学位中心在努力扩大参评范围的同时，不断改进和完善评估程序以及有关数据的采集、公示、核查与声誉调查、结果计算、结果发布等技术手段，每次均公开评估结果。 第五轮评估自2020年11月启动，2022年结束并向各参评单位反馈评估结果。根据学位中心公布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和参评邀请函（学位中心〔2020〕43号、44号），这次评估以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诊断功能、强化分类评价、彰显中国特色为基本原则，强调过程评价和用人单位评价，评估方案力矫“五唯”顽疾，在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方面采取了许多实质性改进措施。 评估的参评范围是目前凡有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学科（不含军事和公安类以及“特需”项目博士点、硕士点），是否参评遵循自愿原则，评估目标是对学科在2016年至2020年间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状态进行诊断式评价。全国七成以上的法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参加了评估（截至2021年年底法学硕士授权点220个），评估结果呈现方式类同第四轮，即分四档十个等次。从参评单位的一般反映看，本轮评估的法学学科的总体水平有进有退、进多退少，个别单位的学科有跨越式进步。此次评估结果以定向反馈不再公开的方式处理，终于实现了过去多年来一再强调淡化排名、仅供参评单位自我诊断和以评促建的理想。这是这次评估的一个突出特点。 十、第五届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成功举办 2022年9月24日，第五届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以在线方式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和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湘潭大学法学院共同承办。来自乌干达、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10余位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及23位中国知名高校法学院院长和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本届论坛以“后疫情时代中非法学教育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为主题，从中非法律与文化交流合作、数字时代下法学的网络教育、法学教育国际化、区域化合作等多个方面，阐述中非法学教育合作面临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张文显会长、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校长巴尔纳巴斯·纳万圭（Barnabas Nawangwe）、湘潭大学校长李伯超在论坛开幕式上先后致辞。本次论坛设三个议题，双方与会者分别就中非法学教育交流合作回顾、中非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中非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合作机遇进行了研讨。湘潭大学顾敏康，意大利巴勒莫大学教授、南非开普敦大学非洲法中心原主任萨尔瓦托·曼库索（Salvatore Mancuso）对论坛作了最后总结。 早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就举办了“中国-非洲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论坛”。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南非开普敦大学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共同发起创办了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以韩大元为团长的中方16所法学院院长赴开普敦参加了首届论坛。这两次会议是中非自1956年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法学界对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结束了中非双方法学领域彼此陌生的状况，开启了中非法学交流合作的大门，为后来的进一步推展和深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过去十年间，来自中国与非洲各国法学院校的领导和专家就中非之间法学教育的政治背景，法学院校交流合作的现状、问题与新机遇，法学教育交流合作的领域与途径以及合作机制、合作模式，在法学研究领域和法学院课程体系的转型与发展、教学法与训练方式的改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以及疫情形势下法学教育合作的热点问题等方面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分享了信息，交流了彼此的经验，为增进了解、交流互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每两年召开一次。本次论坛是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明确列入“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后召开的第一次论坛。论坛将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把中非法学教育的交流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达喀尔行动计划”还提出了鼓励和协助中非高校共建中国-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和法律人才培训基地的目标和任务。这些都会将中非法学教育的交流合作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把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概括为八个词32个字：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因此，这不仅是我们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基础，同时也是中非法学院院长论坛得以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多学科交融的国家安全法学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2021060068)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