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国际学院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红十字国际学院与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共建“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签约仪式于9月20日下午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举行。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鹏、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陕西省红十字会副会长贾伟出席仪式并分别致辞。 签约仪式由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主持。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选国、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院长陈玺签署共建协议。随后，王汝鹏、范九利共同为“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中心揭牌。 范九利在致辞中表示，西北政法大学将持续支持“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在理论研究、师资共享、合作培训、课程开发与设置等方面，与红十字国际学院加强合作，联合培养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相关方向的人才。 贾伟代表陕西省红十字会祝贺共建协议的签署，表示省红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北政法大学在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与实务实践方面的创新举措，并将与学校深化务实合作，借力“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的创设，大力推进陕西省红十字运动的理论研究和事业发展。 王汝鹏感谢西北政法大学领导和相关机构对红十字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期待“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扎实开展红十字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研究，把已经开设的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概论这门通识课程开好讲好，让更多大学生了解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培育学生们的人道主义情怀，并为其他高校提供人道主义教育的经验。 王汝鹏表示，红十字国际学院希望以此次合作为范例，期待与更多高校合作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和人道公益人才培养，助力中国特色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强人道主义问题的治理，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签约仪式后，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党委书记张学龙、培训中心主任李集合、教务处副处长何玉军、科研处副处长尚海洋、国内合作处副处长周建利、红十字与人道主义研究中心文姚丽副教授等就推进合作共建进行了座谈交流。刘选国对大家提出的有关建议进行了总结和回应。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陕西省红十字会、西北政法大学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了签约仪式和座谈交流。

法学教育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学术论坛暨《法学教育研究》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网乌鲁木齐讯（记者 陆航 通讯员 宋鸿雁）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深入学习贯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加快建设高质量法学教育体系。9月23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学术论坛暨《法学教育研究》第七届专题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昆仑校区举行。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朝琦、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陈彤同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30余所高等院校，法律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围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核心议题，聚焦如何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力量。论坛分为开幕式与颁奖仪式、主旨报告与主题报告、分论坛报告、总结与闭幕式几个环节。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彭无情教授主持开幕式，西北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宋觉研究员主持论坛主旨发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以法治促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为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陈彤在致辞中介绍，2023年8月，西北政法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新疆师范大学法学教育开启了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模式。法治建设最终要服务于中国实际，要基于中国实践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治人才的价值在于实践。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以边疆治理为学科凝聚点，统筹多学科发展优势，推进哲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交叉融合，为新时代边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为开启新时代教育强国新征程擘画了新的蓝图，也为我国法学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马朝琦表示，本次专题研讨会旨在助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基础研究，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西北政法大学强化使命担当，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自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不断探索挖掘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与法学教育的内在关联。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传承红色基因。二是主动服务需求，积极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三是加强法学教育研究，推动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理念更新。 现代化国家必定是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国家治理必须走向法治化。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严存生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涅槃”的主旨报告中提出，法治与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国情、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必须要走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我国法治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回答了21世纪中国法治进程面临的重大课题，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要求我们从中国法治实践出发，切实加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学理论基础研究。这既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也是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法治保障的体现。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一套全局性、系统性的规范体系，才能解决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坤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意见》是专门的体系化指导意见。《意见》将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一体化推进，为进一步推进法学院校治理体系变革、法学教育体系改革、法学理论革新指明了前进方向。法学院校是开展法学教育与理论研究的主阵地。当前，高校要将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法治实践有机结合，推进院校发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社会服务的统一，形成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 二十余年来，法学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由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发展历程。只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支撑高质量的法学教育和高层次的法治人才。同样，只有提升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培养质量，才能夯实法学理论研究基础。 论坛第二单元主题发言，由西北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法学教育研究》常务副主编闫亚林，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怿主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泮伟江，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彭中礼，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院长、教授冯卫国，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茹克娅·霍加，西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攀，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唐士亚，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刘学文，分别做“法律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优化研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视域下司法警校法学教学改革探析”“法律硕士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效衔接机制研究”“法学本科课程教学发生机制”“论数据法教学的三重思维体系构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新境界、新思维与新方法”的主题报告。 合格的法治人才一定是牢牢掌握了基础理论、能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或从实践中生成理论的专业性人才。近年来，我国频繁深入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更加重要，对法治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完善涉外法学相关学科专业设置，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涉外法治紧缺人才，既关乎我国在国际经贸相关市场主体利益的维护，也关乎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捍卫。在分组讨论中，众多与会学者围绕如何更快更好地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熟悉中国国情又了解国际发展，坚持中国立场又具有国际视野，既能够对中国法治实践需求作出回应，又通晓国际规则、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国家利益、运用国际法律规则推动全球治理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展开研讨。 本次论坛由西北政法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法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承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1935年10月，中央党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资料图片 202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时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不断予以加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发挥思想更新和教育转化功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革命品格的党员干部的实践过程，二者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在党建立的初期，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相关教育培训制度尚未建立，一般党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不熟悉或认知不透、缺乏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诸多问题。陈独秀在总结工作时指出，首先需要批评的就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 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客观要求党亟须加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以及国内外交往等方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需要从“指导伟大的革命”“建设伟大的党”的高度培养“最好的干部”。同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着眼于从“苏区与红军的党”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变化，明确将“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战略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将理论学习提升到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鉴于党内干部存在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以干部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为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要求，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明确化、规范化、全面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育工作“第一位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报讯 （记者 陈娜）9月19日，由陕西省法学会、甘肃省法学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铜川市委政法委员会、铜川市法学会承办的第十一届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在我市举办。 市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丽，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一级巡视员肖育斌，陕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牛克俭，甘肃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甘肃省法学会副会长焦盛荣，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范九利分别致辞，陕西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王凯华宣读表彰决定，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梁云波出席。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法学会会长曹全虎主持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林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鹏，市政协副主席王红侠，市法院院长田鹤城，市检察院检察长毛朝霞出席。 刘丽在致辞中介绍了我市的基本概况、产业发展等，她说，举办“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必将进一步密切法治交流合作、促进法学法律工作整体跃升，希望铜川的领导干部、法学法律工作者要珍惜此次难得机会，多学习、多请教、多探讨，进一步提升我市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法治工作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铜川、平安铜川贡献智慧和力量。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领导嘉宾为铜川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铜川实践。 肖育斌指出，经过陕甘两省法学会11年来的共同努力，“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已发展成为规范化、常态化的研究平台、交流平台和合作平台，为推动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建设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陕甘两省法学会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造新经验，确保论坛机制化建设更加完善、创新性发展具有更大空间，在区域社会法治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真正成为两省党委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据了解，本届论坛以“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弘扬照金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共征集论文447篇，经专家评审组评审，65篇论文分别获得特、一、二、三等奖；8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活动分主论坛和分论坛两个环节，分别邀请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和主题发言。 “关中—天水经济区法治论坛”各成员城市、观察员城市以及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和河南省三门峡市有关领导、陕西省有关高校法学法律专家和学者参加。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匠心传承非遗”团队宝鸡市凤翔区开展“三下乡”暑期实践活动 为积极响应实施乡村振兴的方针政策;同时为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凤翔泥塑”这一非遗文化创新性转化、创新型发展,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匠心传承非遗”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赴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对凤翔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实地调研。 一、深入实地走访,探寻泥塑魅力 “匠心传承非遗”团队一行人乘车抵达宝鸡市风翔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汇合并参观,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团队成员进一步了解凤翔泥塑的历史脉络、演进发展;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团队成员欣赏颜色明丽作品背后创作者的灵感与付出,进一步感受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凤翔泥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胡新民先生的作品和他为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所做出的艰辛与努力。“文化自信”在团队成员心中油然而生。 第二天“匠心传承非遗”团队一行人来到位于宝鸡凤翔的六营泥塑村,在传承人的介绍下参观并欣赏了传承人的泥塑作品,并学习了泥塑的制作工艺,了解了泥塑的纹饰、造型特点,对凤翔泥塑有了深入认识。九大工艺精益求精,体现了老一辈手工业者的工匠精神;五大颜色合理搭配,可产生饱和、鲜亮、靓丽的审美效果。传承人指出,凤翔泥塑是陕西民众群体智慧的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团队成员与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取得联系,来到胡深世家工作坊,重点采访了当今代表性传承胡小红,向其请教凤翔泥塑的创新与发展问题。传承人就团队成员所提出的针对性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解答,同时向大家分享了他们家族关于凤翔泥塑发展的传承与坚守。胡小红介绍到,在父亲去世后,她通过仿制模拟父亲作品的样式,传承了父亲的创新性创作的同时,也领会到父亲创作的精髓,那就是“倾注自己全部的热爱打磨勾勒”,团队成员受益匪浅。 二、知行合一实践,感受泥塑艺术 实践队员亲身体验泥塑制作过程,学习如何给泥塑描边、绘彩这两步收尾工作。胡老师首先以桌上两个泥塑作品——猴、羊为例,耐心教大家如何控制毛笔笔触描边,笔尖需要跟随既定的样式宛转、起伏,更需要时刻注意其粗细的变化。描边结束后,大家在胡老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尝试了给泥塑上色。通过亲自实践,大家对凤翔泥塑工艺有了更为切身的理解,同时加深了对坚持创作、精益求精的老一辈工匠的敬佩之情。 三、匠心助力非遗、坚定文化自信 在实地调研走访的同时,团队成员通过街头访谈、分发问卷等形式,用多元方式全面了解凤翔泥塑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调研结束后,团队成员将结合非遗文化保护现状与调研数据,提出凤翔泥塑在新时代得以推陈出新、创新性转换、创新型发展的新思路。 凤翔泥塑始于周秦,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留存最古老、最具特色的民俗工艺品之一。其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突出了人在其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它所体现出的艺术内涵,反映出关中民间美术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在胡深、胡新明、胡小红等民间工艺大师的带动下,凤翔泥塑在新时期蓬勃发展。现已形成５大类３００多个品种,年生产量规模１０万件以上的泥塑产业基地。凤翔泥塑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六营泥塑村正是凤翔泥塑起源与发祥之地。凤翔泥塑是陕西西府地区民众群体智慧的体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传承人的介绍下,团队成员们对凤翔泥塑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更加深入,更加坚定了要推动优秀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道路。 “一盏枯灯一毛笔,一柄标尺一把刷”,即使只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匠人们也能铸就无数独一无二的泥塑作品;即使在漫长的岁月中承受孤寂与冷清,将人们也能用热忱浇筑出最浓墨重彩的凤翔文化。新一代青年应该具有时代担当精神,了解身边的非遗文化,做非遗文化的传承人、发展者、守护者。(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匠心传承非遗”团队)

法治是化解环境风险重要保障 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及时妥善科学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指导地方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应急准备和响应处置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突发环境事件多发频发，虽然很多重大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但仍有一些突发环境事件因处置难度大等因素，对区域环境质量、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等方面形成冲击。 突发环境事件通常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危害的严重性、影响的长期性等特征。作为一种非常态工作，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危机或群体性问题。所以，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时，必须全面推进应急保障、应急准备、响应时效等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对此，我国先后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并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增加了有关应急管理方面的内容。这些都为依法科学有序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处于处置地方突发环境事件的第一线，是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重点之一，其处置的科学性、及时性将直接影响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的成效。因此，《意见》对于指导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意识、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关键要强化应急保障。《意见》从加强组织管理、优化支撑队伍、提升专业素质三个方面切实强化应急保障法治化。首先，要坚持党政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并不断形成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联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合力。其次，要以优化专业支撑队伍为保障，提升专业素质为目标，有效发挥应急救援人员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中的主要作用，切实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协调联动能力和临场实战能力。这样方可为应对处置突发环境事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由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无显著规律可循，所以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必须尽职尽责做好日常应急准备工作，才能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最大限度减少损害。对此，《意见》从深化“一河（园）一策一图”、加强事件应急监测、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四个方面强化应急准备法治化。应急监测对应急决策处置具有支撑作用，能够有效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得到及时妥善科学处置。优化应急物资储备，建立高效的物资储备协调机制，有助于形成物资统筹合力，有效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物资共享，提升应急处置效能。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特别关注“时”与“效”，即不仅在时间上要快，而且在效果上要佳。《意见》从加强信息报告、快速科学响应、做好总结评估三个方面着力提升响应时效法治化。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之初，信息的报送和发布是关键，提升报送的及时性、渠道的畅通性、发布口径的一致性，有助于破除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壁垒，便于应急主体迅速判断事件性质，依法及时果断处置事件，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而适时对应急处置工作情况进行总结评估，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改进措施，则可以有效防止反复出现同一问题。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在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直接面对社区、面对群众，其处置水平和处置能力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相信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必将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从而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