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 ▲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图为大会会场，周恩来主持会议。 ▲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记录。 ▲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国都国旗等决议案。 定都北平，北平改称北京，这需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批准才具法定效力，那其民主议定过程是怎样的？当年的档案记录，揭开了哪些我们所不知的秘闻？北京——北平——北京，你是否知道它真正的来由？你会不会时常将北平、北京混用？ “红都”变迁史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瑞金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圣地。她作为“国都”存在了将近三年，直到1934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之日止。从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革命政权就被驮在了马背上，系在了红军的双脚上。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从11月起，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在这里驻扎了半年。半年后，中共中央离开瓦窑堡，走向保安，中央为此，还发布了“定都”保安的命令。1936年6月25日，中央机关先头部队到达保安，7月初，中共中央移至保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从保安迁到延安，延安随之成了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圣地，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红都”，它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7至1948年，达11年之久。 随着战争的胜利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曾数次考虑“红都”的北上与南迁。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一举解放了哈尔滨，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侵占，哈尔滨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是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省犹如一只展翅的天鹅，哈尔滨市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与苏联靠近、便于取得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下作出的战略决策。为中央移至哈尔滨，中央警卫团一分为二，由李富春带领一部，先行到达河北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准备中转站。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骤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增兵东北，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 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达成共识：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国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虑南迁，这样有利于共议国事。 1946年春末，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慎重而机密地筹办着迎候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工作。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露出了穷兵黩武的凶相，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不断向解放区发起进攻。5月3日，他指派美制飞机几次在我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14日，又派飞机低空扫射我清江机场。同时，上海国民党报纸则不时散布“武力收复苏北”“讨伐苏北”的反共言论。鉴于此，中共中央被迫放弃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中央机关从延安南迁淮阴的计划。 各界将目光投向北平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经过29小时激战，天津解放。次日，北平守将傅作义派出代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之事。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7省市参议会，讨论和平问题，前北平特别市市长何思源以北平市荣誉市民的身份出席会议。会前访问了北平军事将领的何思源，要求傅作义将军和他的部属顾念北平200多万人民的痛苦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走和平道路。何思源还在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求将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北平这个名称，改北京是最反映民心的；二、要求在北京设中央政府，北京人以前最喜欢自称“天子脚下之臣”，越靠近中央越好；三、要求中央政府统一全权。 何思源的这三点要求，无疑是着眼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反映了北平人欢迎共产党定都北平的民心。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进入北平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结束。全国的解放即将到来，选定一个全国性、合法性的国都更加迫切。 这一工作仍需要民主程序来决定。 充分讨论 民主协商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会议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 新政协筹备会会议于19日结束，历时5天。此次大会闭幕后，各个小组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9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新政协各项文件草案，并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热烈的掌声中致了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70多年后，我们走进中央档案馆，翻阅当年的档案，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温度。我们查找的是《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我们从这些手写的、铅印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当时关于国都、纪年、北平改为北京的民主决议的过程： 1949年9月《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的意见》发到各委员手中。档案有手写件和铅印件两种。 1949年9月22日，传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关于国旗国都纪年分组（一至十一组）讨论的会议的通知》。有手书件11份，铅印件11份。 194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会委员会名单》，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人员名单》公布，11组，铅印。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一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会场，主席是马叙伦。实到人数42人。关于国都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关于纪年的意见：完全同意国旗国都纪年方案组关于纪年的意见。 1949年9月23日，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二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沈雁冰。实到人数45人。关于国都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应定于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本组出席之全体代表除张元济、周善培二先生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外，余均同意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公历纪年，即将今年改称为1949年。张元济先生提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纪年仍沿用“三十八年”，其理由如下：（一）中国有四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如果一旦改元将会有众多的人不晓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二）采取公历纪年与耶稣教有关系，我们中国自己的纪年不应该采取它；（三）沿用“三十八年”是因为大家都普遍熟悉（习惯）了。另外，周善培先生则主张改元，不改元便不足以表现革命的精神，但是改元如用公历则应考虑。同时黎锦熙先生则主张纪年问题应以公历为主，各人可自由，在其下加括弧，在括弧内注明他所需要注明的年号。例如：1949（民38）。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三组会议记录：地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五会议室，主席：郑振铎、蔡畅。实到人数41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同意建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除附件二中所列举之理由外，在交通上地近天津，易通海外又为国际航（空）线之据点。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同意用公历纪年，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四组会议记录：地点中南海怀仁堂第三休息室。主席张奚若。记录陈然。实到人数45人。余下没有看到。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五组会议记录：中南海怀仁堂第四休息室。主席：陈嘉庚、欧阳予倩。实到人数47人。关于国都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注，丁燮林，应加上“公元”二字，以免含有宗教意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六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六楼餐厅。主席田汉，记录韩毓虎、朱文道。关于国都：洪深提议，将北平改为北京后，南京可改称江宁，其余代表一致同意第六小组意见。关于纪年：一致同意采用现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公用的纪年制度，即将今年改称一九四九年。章元善提议：在大会上作决议案时，可强调“废除纪元制度”。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八组会议记录：北京饭店西餐厅。主席：翦伯赞，记录：吴兴。实到人数43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九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民主厅。主席：艾青。实到人数50人。关于国都意见：全体通过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组会议记录：六国饭店东餐厅。主席：钱三强。记录：冯天正、张敦礼。实到人数48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通过建都北平。关于纪年的意见：一致通过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9月23日上午9时，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第十一组会议记录：主席是廖承志、梁思成。实到人数52人。关于国都意见：一致同意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 1949年9月23日晚七时，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组第六次全体会议。地点：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主席是马叙伦。记录是陈然，秘书是彭光涵。关于国都意见：一.各分组出席之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二.邵力子建议，附件中“国都问题”第二行应删去“主要原因是”等字，并且改“便于依赖帝国主义”为“完全依赖了帝国主义”，因为定都南京在孙中山先生作此主张时，正是为了扫除旧污，所以不必从原因上说话。（见附件一）。三.江西省政府转来南昌市医生徐嘉珍建议国都应设在内地——重庆、西安或成都，其理由多注重国际方面。（本组认为无考虑必要，故仅提出报告不加讨论）（见附件）。四.有部分人主张建都北平，但名称不必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5日下午8时，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关于国都问题，张奚若说：国都定在北京大家是不会有意见的，但就是南京是否要改名，有人提议南京要改名。毛主席说：还是改一个字好（指北平改北京）。关于纪年问题，我们采用公元，老百姓同样也可用，也可采用其他历。毛主席：老百姓要用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黄培炎说：毛主席讲得很对，但现在有人说我们采用公元是基督教的年号，其实许多基督教国家都采用了公元。毛主席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 1949年9月26日下午3时，在北京饭店中餐厅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席是马叙伦，秘书是彭光涵、徐寿轩。这次审查会议，关于纪年，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采取公元纪年，即今年改称1949年。关于国都，全体出席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且改名为北京。 完善定都的法律手续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6天的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32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艾则孜。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经过广泛而认真的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四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 以上四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人民日报》这样报道说：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至此，定都北京被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政协会议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通过。 这是人民的意志，是民主的结晶。 北京，从此成为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向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此，在每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会有关于首都的条文，但每一部宪法的提法各有不同：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一百零六条专门是关于首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1949年讲“国都”，1954年称“首都”。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三十条中将国旗、国歌、首都合并为一条，其中有5个字：“首都是北京。”它既没有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也没有单独列为一条，而是在第四章第六十条中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首都专门列为一条，即第四章第一百三十条，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这一规定是科学的、严谨的。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9月13日傍晚，天平楼前广场，欢呼雷动，掌声不断。一场别开生面且寓教于乐的高校师生平安“盛宴”在西北政法大学拉开帷幕。 为有效提升在校学生的法律意识、防范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营造平安稳定的校园环境，在长安分局、特警、禁毒、交警、刑侦、环食药侦、新闻中心等多警种部门配合下，西安市公安局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开启“平安开学季 ‘三下’校园行”首场活动。 刑侦局设置的反诈闯关游戏，让学生们学到了反诈技巧，提高了防骗意识；长安分局与平安银行西安分行制作的平安大转盘，让同学们转到的是法治问题，学到的是法治知识；环食药侦支队和茶话弄制作的连环识违禁，让师生们既能学习如何正确分辨食品添加剂，又能现场体验食品药品快速检验设备……警企共同参与的全新宣传模式，令人耳目一新。此外，VR体验体能对抗，让学生们真切感受特警的力量与训练，感受到“铁军”守护时刻在身边；识别新型毒品，让大家知道原来毒品还会伪装，有些“咖啡”“奶糖”和“饮料”，擦亮眼睛绝对不能碰。 现场搭建的7个互动游戏区，同学们通过宣传物料、知识问答、游戏互动、现场体验等，充分了解各警种特色和平安法制常识。一个闯关游戏就是一次学习过程，通关全部游戏还可获得西安公安“警安天下”小熊及警营体验官名额。 活动现场，随着西安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贾鹏图将队旗交到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军政手中，一支全新的反诈宣传队伍正式宣告成立。这支名为校园反诈宣传先锋队的小分队，将由西安市公安局相关警种和属地分局定期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并由民警带领和指导，在校园内外展开反诈宣传工作。据悉，校园反诈宣传先锋队将在全市各大高校逐步建立。西安警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全市高校反诈联盟更快落地见效，真正实现“主动反诈、协力反诈、全民反诈”的全新格局。 随后的文艺互动晚会，再次掀起新高潮。晚会在特警支队棍盾术演练中正式开启，精彩对抗的场面不时引来赞叹声声、鼓掌连连。由西安公安民警表演的深受学生们喜爱的脱口秀《大学新生的安全课》和相声《反诈先锋》，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很多安全知识、掌握了不少反诈技巧；西安公安自主创作的说唱歌曲《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让同学们了解到民警为守护平安辛勤付出的点点滴滴。尤其晚会还邀请到“神秘嘉宾”《西安人的歌》的唱作人范炜，与同学们亲切互动并演唱歌曲，很多学生都表示非常惊喜。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是哪一天？”“有人自称公安民警打来电话，要求转账，同学们应该怎么办？”“帮信罪的全称是什么？”现场最为火爆和激烈的环节，莫过于对抗游戏和互动问答。值得一提的是，问题的设置都是根据西北政法大学学生特点精心设置。现场民警与学生共同组队进行游戏比拼，获胜的队伍获得优先回答安全、防范、法律等问题的权力，回答正确的队伍还可以领到奖品。 “本次平安开学季 ‘三下’校园行活动，是西安市公安局在以前开学第一课系列宣传活动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全新升级尝试。活动摒弃了‘你讲我听’的传统进校园模式，而是采取互动、游戏、问答、演出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反诈、禁毒、交通和个人防护等安全防范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中来，极大提升了宣传效果。”西安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下’校园行”主题宣传活动集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为一体，西安公安多个警种和属地分局，通过展区中的现场游戏互动和警种特色展示，向大学生们传递个人防护知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技巧、新型毒品危害和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常识，深入浅出地讲解各类安全防范技巧，使同学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并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增强自身的安全意识。 下一步，西安市公安局将进一步加强统筹组织，走深走实“三下”工程，在落实“警社共治”机制的基础上开展“警校共治”，多维度丰富法治教育内容和形式，让法治教育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编者按：高素质法治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则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正式建立。 本期封面主题聚焦“建设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特邀请法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围绕我国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实践，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对《指导意见》进行权威解读，旨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助力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 202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正式建立。作为我国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建立，为构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最终进入法律职业领域任职执业完整的制度体系大厦圆满完成了最后一个施工环节。它是新时代推进法治工作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完善中国特色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引导和推动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和法学院校改革、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是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全面作出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把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作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两大重点工作任务。“健全”意味着要在2001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基础上，按照新时代新要求对考试制度，包括法律职业范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考务管理等方面全面进行完善和升级；“建立”则要在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后和正式入职从业之前创设一项过去没有的新制度，即专门的职业适应性训练制度。这两项任务在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得到了贯彻落实。该意见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首次正式界定了法律职业的概念，明确了法律职业人员的类型范围，规定从业者必须以通过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方式取得从业资格，并在实际入职从业之前参加统一组织的专门培训。该意见根据对法律职业人员类型的界定，将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同时明确了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基本原则、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工作的基本制度框架。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把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作为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市县两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工作机制的一个必要环节，要求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针对职业特点和岗位需求，按照“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的原则，统一对招录人员进行职前培训；招录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按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办理任职和登记手续；未通过培训考核的人员不予录用。这是建立新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后，法检两院在招录新人过程中对于统一职前培训要求的首次运用。 2018年1月，经中央政法委批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职前培训“一体两用”的组织领导机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职前培训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的建立。根据司法部2018年发布的《关于成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的通知》，该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包括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公证协会以及10所全国主要政法院校，主任由司法部部长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共有4项，其中两项有关职前培训工作：一是负责确定职前培训考核标准，统筹协调全国职前培训管理工作；二是指导、督促、检查各部门实施职前培训工作。该通知还规定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从以上出台文件和举措的进程看，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我国的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对从事律师的人员实行统一的准入资格考试制度起，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修改，我国建立了初任法官、检察官、律师三大法律职业必须参加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再到2015年界定和扩大法律职业人员范围并将统一司法考试升级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后历经30多年探索和实践，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时，法学教育界和实务专家就设想提出建立统一法律职业管理制度和培训制度，要求在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设过程中，实现从“凡进必考”到“同考同训”的过渡。当时提出“同考同训”设想的主要理由是：法学学科教育与法律职业素质和职业要求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和脱节；必须在法学学科教育、法律职业准入标准和法律职业培训要求之间建立一种制度性联系。“同考”的问题伴随2002年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施得以解决；而“同训”的问题仍在继续探索，在历经20年的实践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终于得以确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的基本内容 《指导意见》是依据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制定的。中办国办的意见中单列“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一个部分，明确建立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统一职前培训的内容和方式、加强职前培训的组织保障三方面内容。《指导意见》则对上述内容予以落实和展开。全文由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健全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管理机制（协调机构、责任分工、实施机构）、建立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运行机制（培训对象、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考核）、完善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保障机制（培训大纲和教材、培训师资库、培训档案）、加强对职前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强化保障）五部分组成，共17项具体内容。归纳起来，解决了为谁训、谁来训、培训谁、训什么、怎样训五方面的问题。 （一）为谁训 “为谁训”关系建立和实施职前培训的目标方向、根本遵循和工作原则。《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实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必须遵循“一个坚持”和“三个贯彻”，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使用了“深化法治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这在有关法治工作文件中比较罕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是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工作中的一个术语，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指导意见》用供给侧的概念不仅恰当地描述了解决法治人才培养供需之间矛盾的意义和建立实施职前培训的必要性，而且这个表述本身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命题。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统一职前培训应当遵循四项工作原则。第一是党的领导要贯彻体现在职前培训组织实施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第二是突出政治标准要求，加强对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方面的考核培训，并把政治标准放在考核评价的突出地位，确保法律职业人员绝对忠诚可靠。第三是强化能力训练原则，按照职业素养、职业能力、职业操守的要求，重点解决知识运用方面的问题，实现从知识型到能力运用型的转变。第四是作为组织实施职前培训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加强分类指导原则，其核心是“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以及“先选后训”“谁选谁训”。就是说，这里所谓“分类”的“类”，主要指不同法律职业领域归属的各自的管理系统或主管部门。这个原则的确立，解决了“谁来训”的问题，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的人才需求，特别是不同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法律职业人才需要间的某种差异的客观实际，也便于在现行法律职业主管部门权力分配体制下开展相应的职前培训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以法律职业类型化差异为基础的职前培训的分系统实施，前提是“统一标准”，离开这个前提，也就无所谓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了。 反映和体现“为谁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实施职前培训制度的发展目标。从《指导意见》的表述来看，职前培训制度将是一个从建立到不断健全完善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目标就是按照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使参训人员达到从业所需要的初任标准，成为合格的法治人才；其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推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谁来训 健全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管理机制，核心是要明确组织实施和承担职前培训工作的责任主体以及参与此项工作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解决“谁来训”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职前培训管理工作抓总的机构。《指导意见》明确由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的职前培训管理工作，指导和督促各部门实施职前培训工作，负责职前培训考核标准的确定等大政方针。指导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承担，该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等部门共同做好职前培训的统一标准等相关规范工作。 第二，按照分系统实施原则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责任分工。《指导意见》对中央和地方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职前培训工作中的任务作了原则规定，即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的组织管理、统筹协调等工作；地方各级法律职业用人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本系统上级部门和本地区组织部门的指导或者领导下，配合做好本系统本地区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相关工作。 第三，确定培训机构与培训师资。以上两个层面都是职前培训由谁负责和管理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是职前培训最终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对于哪些机构可以承担职前培训工作，《指导意见》并未直接作出具体规定，而是分两种情形对怎样确定培训机构作出授权性规定。一是具备条件的培训机构，主要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的职前培训机构。至于需具备条件的具体内容，则分别由各系统主管部门各自规定。二是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具体指省级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可委托市（地、州、盟）行业自律组织承担职前培训实施工作。关于培训师资，根据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本系统的职前培训师资库，同时抄送司法部并在司法部网站公布，供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共享。各系统开展职前培训时，应优先在师资库中选择师资。 《指导意见》关于职前培训实施方式和培训机构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培训谁 我国已经明确法律职业人员的范围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法律顾问、仲裁员（法律类）和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员均应在入职从业前参加职前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不过从《指导意见》的规定看，目前对职前培训的对象并未采取整齐划一的要求，而是分情形作出了刚性和弹性两种处理办法。一方面，对于凡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初任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法律类）以及申请律师、公证员执业的人员，规定均应参加职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准予从事相关法律职业；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规定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职前培训这项工作。行政机关推进职前培训的途径是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委托培训。对于已经从事相关法律职业或已经参加职前培训合格的人员，如果遇到转换法律职业或变更法律职业岗位以及其他类似情形的，规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参加职前培训。 （四）训什么 职前培训的内容与形式均以职前培训的目的为设计依据，核心是使参训人员达到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初任标准，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忠诚、干净、担当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围绕这个目标，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法律实务知识，满足特定需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法律知识和国际法律实务，以及法律职业岗位操作能力方面的训练内容，具体就是在实务导师指导下，以从事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辅助事务的方式进行审判、检察、律师、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案件办理等业务实践，旨在提升参训人员的政治能力、养成参训人员职业品格和专业精神、增强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包括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重大风险防控能力、复杂事件处置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最终使参训人员尽快实现从熟悉法学理论知识到熟练掌握法律实务技能的转变。《指导意见》特别概括出了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和法律实务方面的内容要点和相关要求。 （五）怎样训 按照规定，职前培训采取集中教学与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教学阶段以不少于1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和法律实务知识，采取集中脱产、现场模拟诉讼、远程视频教学、网上学习平台自学等线下和线上结合的形式进行。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阶段则在实务导师指导下，通过从事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辅助事务，参与审判、检察、律师、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案件办理等业务实践。实训阶段的时长和具体安排由法律职业用人部门自主确定，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初任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法律类）以及申请律师、公证员执业的职前培训的最低时间，两个阶段总计为1年。 职前培训的科目和课程设置以及相关要求，皆以职前培训大纲分别加以规范。培训大纲分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科目的大纲由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并编写培训教材。专业科目的大纲和培训教材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编写。培训考核由培训实施机构负责，按平时学分制和集中测试考核结合的方式，对集中教学和岗位实训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核、合并计算成绩。实习实训期满，实务导师应向考核部门提交书面鉴定报告，作为对参训人员考核的主要依据。考核合格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或有关行业自律组织颁发培训合格证。此外，《指导意见》还对培训档案管理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等内容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并提出了要求。 三、推进实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注意事项 《指导意见》已就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安排和部署。然而，统一职前培训工作要从纸面上走向实际行动，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 第一，研制培训统一标准，编写培训大纲和教材。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等部门制定职前培训统一标准，研制职前培训共同科目培训大纲，组织编写共同科目培训教材；同时协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系统法律职业人员特点，编写本系统专业科目培训大纲和培训教材；此外还要组织开展满足培训需要的教学类、实践类案例库建设。 第二，完善培训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指导意见》，制定完善本系统职前培训工作规范和工作方案，细化培训措施，完善管理工作流程，做好与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制度的衔接。 第三，确定培训机构名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职前培训机构名单；省级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委托市（地、州、盟）行业自律组织形成培训实施工作方案。 第四，建设培训师资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本系统的职前培训师资库并抄送司法部，由司法部网站公布和共享，供培训机构选择师资。 第五，有序推进行政机关应当开展的职前培训工作。探索和推进跨地区、跨法律职业部门共同开展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的统一职前培训工作。 第六，开发培训信息化管理平台。研发职前培训工作管理和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职前培训教学、学习、考核全过程电子化管理，建立承担培训的机构（包括有关行业自律组织）与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培训档案资料报送工作机制。 第七，引导和鼓励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有关学理和应用研究。包括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规律和特点，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与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关系，以及统一职前培训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统一职前培训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关系、统一职前培训与在职培训或继续教育的关系等。 随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推进实施的不断深入，期待有更多法律职业领域对各自职业领域已有的职前培训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对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展开全方位、各领域、各环节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作出贡献。 （本文载于《法治时代》杂志2023年第9期 作者：王健，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