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桥梁，向青少年播撒法治种子、传递高校魅力，寒假期间，各学院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扎实开展“回访母校宣讲”与普法宣传系列活动，覆盖多省市中小学，以多元化形式实现招生宣传与法治教育双推进。 本次系列活动由学校招生就业处统筹协调，15个学院联动参与，宣讲与普法足迹遍及陕西、四川、甘肃、宁夏、重庆、湖南等省（区、市）。其中，商学院（管理学院）赴陕西延安、榆林、汉中3所中学开展专项宣讲；外国语学院组建6支“母校行”队伍赴四川、宁夏、陕西多地，已有3支队伍完成宣讲；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走进兰州第六十一中学；民商法学院“法航青年”普法宣讲团深入宝鸡2所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形成多点开花的活动格局。 宣传中，我校学子通过PPT、视频及面对面交流，介绍了学校办学特色、招生政策、专业设置等内容，为中学生提供报考参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还分享保研案例、特色校园活动并发放宣传折页，外国语学院则依托跨专业背景呈现多维宣讲内容，彰显学校多学科发展活力。法治教育环节紧扣学校法学特色，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普及为核心。各学院学子结合生活实例、校园欺凌等贴近青少年的案例，深入浅出解读法治知识；民商法学院“法航青年”普法宣讲团针对初高中、小学生不同特点，设计互动问答、情景模拟、故事漫画等差异化教学形式，该宣讲团2025年度围绕校园欺凌、消费维权等热点开展法治宣讲21场，线下普法11场、线上发布推文10余篇，构建起常态化、多元化普法体系。 （供稿：招生就业处  撰稿：康佳茜  审核：燕福民）

1月30日，商学院（管理学院）与校科研处联合举办2026年科研项目申报暨经验交流会。本次会议特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丰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并进行专题辅导，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徐京平主持会议。 徐京平传达了学校近期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我院科研项目申报整体情况，强调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学院也将积极为老师们提供服务，持续提升学院科研实力。吴丰华教授围绕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和经管类国家社科基金选题重点及论证关键进行了交流。他分享了自身申报各类项目的经历，介绍了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及立项情况，从项目选题、论证、申报书撰写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辅导，并鼓励大家积极进行申报。在辅导环节，他结合老师们现有的选题和论证材料，一一进行了辅导，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和意见。 今后，学院将持续举办科研项目专题辅导与经验交流活动，为学院教师搭建项目申报交流平台，助力科研项目申报，营造良好科研氛围。同时，持续加强与校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合作，共建科研创新生态，赋能学院科研高质量发展。 （供稿：商学院（管理学院） 撰稿：姚荣 审核：燕楠）

1月31日上午，科研处在我校长安校区组织召开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申报打磨会，韩松、张师伟教授担任指导专家，各申报团队首席专家及核心成员、科研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科研处处长倪楠介绍了本次重大专项的相关政策、体例规范等申报要求。他表示，本次专项申报是服务国家战略、阐释中央精神、彰显我校学科优势与智库能力的重要契机，各团队要紧扣全会核心要义，强化问题导向、学理深度与实践指向，确保选题站位高、论证逻辑严、研究路径实。 9个申报团队依次汇报项目研究思路，围绕选题价值、核心问题、研究框架等内容展开陈述。韩松、张师伟结合自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丰富经验，重点围绕核心问题凝练、论证逻辑、子课题设置等方面逐一点评，对每个项目进行了针对性指导。 此次申报打磨会是科研处深入贯彻有组织科研，强化国家级项目培育全流程服务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科研处将持续跟踪各团队修改进展，精准提供服务，全力做好申报保障工作，推动我校在本次申报中取得新突破，为服务国家法治建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西法大智慧与力量。 （供稿：科研处 撰稿：秦远 审核：倪楠）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深刻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也对各国司法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案件数量激增、诉讼成本高昂、司法资源不均等问题日益成为实现普遍正义的全球性障碍。在这场历史性大考中，中国法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推进下，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改革智慧，开展了人类司法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影响最广的互联网司法创新实践，成功塑造了互联网司法的“中国样板”。 这一样板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水平，更以其先进性、系统性和实效性，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司法公共产品。 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技术逻辑共同作用、同频共振的必然结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法院立足中国超大规模治理的国情，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司法数字化革命。从2017年在杭州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的“星星之火”，到如今数字法院建设覆盖全国、贯通全程的“燎原之势”，中国仅用数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学习借鉴到创新引领的巨大跨越，形成了理念先进、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这一样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数字时代的成功实践。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统领是根本保证。首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了互联网司法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推进，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布局，避免了部门掣肘和资源内耗。其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建设的根本宗旨。所有技术应用和规则设计都围绕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让群众解纷更容易、诉讼更便捷、正义可预期展开，在线调解、移动微法院等创新无一不是司法为民理念的数字化体现。最后，“坚持改革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法治思想鼓励将现代科技融入司法改革，推动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深度变革，为技术与司法的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 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智慧是内在动因。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案件量，长期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是推动效率革命的直接动力。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大，在线诉讼模式能够有效克服地理障碍，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与中心城市同等质量的司法服务。同时，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而历久弥新的“枫桥经验”，也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将大量纠纷预防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实现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数字中国的司法先行是外部条件。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网司法提供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支撑和应用场景。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使得司法全流程在线化、智能化从蓝图变为现实。司法系统与其他数字政务系统的联通，实现了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形成了“数字赋能治理”的良性循环。 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是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工程，其特征可解构为四个相互支撑的维度。一是组织体系，专业化法院与全流程在线并存。中国采取了“重点突破”与“全面开花”相结合的战略。一方面，设立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作为“试验田”和“先锋队”，集中审理新型互联网案件，探索制定网络空间治理规则。另一方面，在全国所有法院大力推广在线诉讼模式，将在线审理扩展到各类案件，实现了“线上”“线下”双轨并行、融合发展的独特组织形态。 二是规则体系，从技术应用走向制度创新。中国互联网司法的成功，关键在于实现了从“工具性应用”到“制度性创新”的飞跃。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全面确立了在线诉讼的法律效力、基本原则和适用规则，创造了“异步审理”“电子送达”等全新制度，标志着网络空间司法程序制度的框架基本确立。 三是技术体系，智能化赋能公正与效率。中国建成了全球领先的智慧审判技术支撑体系。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能够进行案情分析、证据校验、文书生成和类案推送，成为法官的“智能助理”。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子存证，确保了线上证据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司法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了对全国法院案件信息的实时监测、科学分析和有效管理，为司法决策和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数据支持。 四是价值体系，以实现“数字正义”为终极目标。一切技术和规则的背后，是鲜明的价值追求。中国的互联网司法不仅追求“效率正义”，更追求“质量正义”。通过全流程司法公开和人民法院案例库，极大促进了裁判尺度的统一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通过降低诉讼成本、简化诉讼流程，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它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更可获得的司法效率和更优质的诉讼体验三者的统一，是“数字正义”理念的生动诠释。 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的成效在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的同时，更以中国智慧的创新性探索为全球司法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系统性方案。首先是在国内层面的奠基性贡献。“中国样板”对法治国家建设而言，极大地推进了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使司法能够更好地履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职责。对法治政府建设而言，行政诉讼的在线化助力行政机关提升政务数字化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加快了“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对法治社会建设而言，它培育了全社会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树立了在线解纷的意识，推动了数字社会治理生态的形成。 其次是在全球层面的共享性贡献。“中国样板”提供了“司法基础设施”方案。对于许多渴望提升司法效能但又面临资金、技术瓶颈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成熟的在线诉讼系统解决方案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的跨越式发展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可及的“司法公共产品”。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大数据权属、算法歧视、平台垄断、虚拟财产等前沿案件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裁判规则。这些源于中国实践的“本土智慧”，正在为全球数字空间的治理规则探索提供宝贵的“中国方案”。 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在司法数字化领域所取得的系统性、开创性成就要转化为切实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构建一套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操精准性的传播策略与渐进路径。在对外传播中，要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原则。聚焦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司法现代化议题，着力突出“数字正义”“司法为民”等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有广泛国际感召力和共识基础的价值理念。通过将这些理念融入具体案例、制度成果与合作倡议，增强中国法治叙事的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国际社会从共同价值的角度理解并认同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 要系统遴选在数据权属、平台责任、算法治理、数字金融等全球前沿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司法案例，通过提炼其裁判规则与法理逻辑，以生动叙事和可视化方式呈现案例背后的时代价值与人性关怀。以这些典型案例为载体，超越法域与文化的差异，有效破除固有偏见，清晰展现中国司法在应对数字时代共性挑战时所秉持的前瞻理念、专业精神与创新智慧。 要在巩固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法治论坛、“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国际论坛等机制性平台传播的基础上，积极拓展TikTok、YouTube、X(Twitter)等国际主流新兴媒体与社交平台，以贴合国际受众，特别是年轻群体的信息获取习惯，以更生动直观的视听形态设置议题、分享成果、引导讨论，实现中国法治叙事在全球舆论场的有效触达与深度融合。 要通过系统化、机制化的高级别司法研修项目，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司法队伍的交流与合作，组织深度考察并实操体验中国数字法院与互联网司法的创新实践，影响和培育一批深刻理解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具备专业素养且对华友好的司法精英力量，使之成为中外司法互鉴的桥梁与纽带。 要推动传播升级，从输出具体技术产品，向输出规则、标准和理念转变；从松散的经验交流，向建立“一带一路”在线争端解决机制等实体化合作项目深化；从被动回应国际关切，向主动设置如“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伦理”等全球性议题转变，掌握话语主动权。 互联网司法的“中国样板”，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数字时代结出的硕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它生于中国，服务世界。我们应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积极推动国际传播，与世界分享中国司法的智慧和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数字时代的司法挑战，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高效、普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陈河：互联网司法“中国样板” 为世界法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https://mp.weixin.qq.com/s/zFJaUoc0ZtmKnYIoQUNGZQ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习近平 2022年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党中央举办这次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研读和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关于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我在很多场合已经提了要求。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讲了党中央对全会议题的考虑，强调制定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需要把握的重点问题。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我强调要以学习全会精神为重点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坚持党的政治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担当责任、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举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我强调开展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特别强调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带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 这次办的是专题研讨班，既然是研讨，我想在同大家一起研读全会决议的基础上，重点讲5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强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分析研究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和旗帜。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科技文化十分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常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但杀出一条血路也是要有理论指引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局面。 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新时代强军目标和战略，提出维护和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提出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等等，都是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经过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深入思考提出来的，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2021年9月30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全会决议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永无止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而是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常说现在领导干部有个“本领恐慌”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本领不足是理论素养不够。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比如，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党就要以此来思考、谋划、推进发展工作，不要偏离，不要动摇。 总之，时代在发展，事业在前进，我们不能简单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所说的话来套今天的中国实际，也不能简单拿党过去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和由此产生的具体政策举措来套今天的工作。什么事情都要看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几十年前是怎么说的，不能越雷池一步，只能亦步亦趋，那还怎么前进？！那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问题：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 古人说：“善为理者，举其纲，疏其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这次全会决议，对党善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带动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强调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强调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2021年9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米脂县杨家沟革命旧址考察。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大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确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兴起了大革命的洪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国民党新军阀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时调整中心任务，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党提出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心任务，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党认识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并在这个中心任务指导下夺取了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变化，不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科学分析，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新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但却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重点抓住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新的特点。党深刻认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科学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从各方面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面对复杂形势、复杂矛盾、繁重任务，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特别是如果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就会对党和国家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甚至是颠覆性的危害。比如，当年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第三个问题：重视战略策略问题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 2020年10月19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战略策略问题、不断提出科学的战略策略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党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策略，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强调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战略。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战略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同志讲的这种领导，就是战略领导。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这场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国土小人口少我国土大人口多、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准确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由防御到相持、最后到反攻的三个阶段，系统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依靠力量和战略战术，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的认识，极大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讨论抗战胜利后党的发展前途时，毛泽东同志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2万干部和11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77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20人。这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战略决断！后来的发展也证明这个战略决断对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绝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小的方面有看不到的，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样的失误牵涉的是一点一事的问题，影响面不大，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 古人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要取得各方面斗争的胜利，我们不仅要有战略谋划，有坚定斗志，还要有策略、有智慧、有方法。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要算大账总账，又要算小账细账。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解放战争后期，党领导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争取广大农民支持的战略举措，但怎样把它落到实践中执行，需要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土地改革工作开始有些乱，一些地方有些“左”，后来及时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第二种是日本投降至1947年8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第三种是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因群众尚未发动，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正是实行了有区别的正确的策略，整个土地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无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党都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真诚拥护和支持。 各地区各部门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必须无条件执行，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时应该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策略，这是必须的。同时也要注意，大家提出的各种策略，有的可能是符合中央战略的，有的则可能是偏离中央战略的。这就要注意及时总结评估，偏离了的要赶紧调整。 第四个问题：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2020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16日下午，习近平在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红色教育情况。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作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槌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决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第五个问题：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注重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作了全面总结，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继续抓好落实。 对六中全会决议，不要觉得一看就懂，其实不然。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时，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决议注重运用党史基本著作成果和党史界学术研究成熟成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表述。比如，完善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和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期的表述，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阶段界定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而第二个历史决议表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比如，明确将“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标志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比如，结合遵义会议具体组织安排和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增写了“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拓展了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概括和总结。比如，贯通“14年抗战”回顾和总结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修改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抗日战争“八年之久”的说法，将抗日战争起点确定为1931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全面回顾和总结党领导的14年抗战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意义。比如，首次在历史决议中写入“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的观点。比如，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八个明确”拓展为“十个明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列为第一个“明确”；增加了第七个“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内容；第十个“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此外，第二个“明确”，增加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第三个“明确”增加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表述。对这些新论断新表述，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好认识和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2020年8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合肥市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我历来重视党史的学习教育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先后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等座谈会和大会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会上发表讲话，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9年，我着眼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件大事，提前就加强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进行思考和谋划，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勇担使命。2020年，我就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统筹起来进行考虑，多次提出要求。2021年2月，我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主要讲了为什么学习党史、党史学什么、怎样学党史的问题。之后，我又多次对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到地方考察70余次，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瞻仰对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有的是专程去瞻仰革命旧址和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到了。每到一地，我都是怀着崇敬之心，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党全国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党史、铭记党史，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真正坚定历史自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这样做，就一定能收到明显成效。 推动全党学好党史、用好党史，靠一次集中学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况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对年轻干部的党史学习教育要不断进行下去。这次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时，我专门作了批示，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全会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推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史、经常学党史。要用好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继续把党史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常修课。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用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满腔热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