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等地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仍然不可松懈。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近日，西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姬亚平（以下简称“姬”） 对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进行了剖析。 必须一如既往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记：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党中央对“一把手”的监督正在进一步加强？ 姬：是的，我们党对反对腐败从不含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更是进一步从严从紧，所取得的反腐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注重牢牢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 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这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的强调， 也指出了“一把手”监督仍是当前加强党内监督的重点。 加强党内权力监督，是当前政治生态环境下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贯彻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的根本方针。把各级党委“一把手”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全面贯彻从严治党的纪律法规，对于当前环境下打击贪污腐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记：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不乏“一把手”等领导干部的腐败身影 , 甚至是一些堪称“老虎”的腐败领导干部。 姬：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党历来严查腐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查处了大量贪腐官员，其中就有不少腐败的“一把手”。 但由于我们党内现行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再加上个别地方实践中受 政策、法规执行不力的影响，有的地方、有的部门对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一把手”的监督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难监”“ 虚监”“弱监” 现象，致使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群体成为腐败高发群体。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级别越高，监督难度越大，进而成为监督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所以说，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也就是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只有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大政方针。 多种因素可能导致“一把手”权力寻租 记：从权力监督和制约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一些“一把手”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原因有哪些？ 姬：一是有的地方“一把手” 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党委书记全面主持党委会和常委会工作这样一种制度模式下，“一把手”长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担负着全面领导责任，一些地方的“一把手”掌握着最为核心的人事权、财政权、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甚至包括个别“一把手”还掌握着一定的司法权。 如果这些权力高度集中，往往就会使“一把手”不仅可以轻易操纵本单位所负责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分配，干预地方经济社会运行，还掌握着整个某个地方系统内部的党政机关，甚至是司法机关的干部人事任免权，这也造成有的地方一旦“一把手”出现腐败问题， 就会出现“塌方式”腐败的局面。 二是有的地方“一把手”权力行使缺乏制约。个别“一把手”对民主集中制缺乏正确的认知，在心理层面对这一制度缺乏认同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和青年干部，将民主集中制错误地理解为“民主是虚， 集中是实”，习惯于以个人意志替代集体意志，等级观念严重，个人主义膨胀，排斥监督，通过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个别“一把手”甚至在重大问题的决策和重要干部的任免上不经过班子成员酝酿和讨论就做出决定，以书记办公会意见代替常委会意见，以个人意见代替书记办公会意见，忽视党委内部其他成员的意见。 三是个别地方权力监督体系不畅。有的地方对上级监督出现了过度依赖巡视组的问题，从而导致其他监督主体积极性减弱；同级监督中，同级党委其他成员几乎是无法起到监督作用；下级监督中，下级监督主体意识薄弱，渠道有限而对于那些掌握了上级领导违法犯罪线索的普通党员干部来说，如何将线索上交给“一把手”的上级机关， 就显得非常重要。此外，在个别地方或部门、单位，外部监督往往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记：有人认为，“一把手”腐败案频发也与监督对象的“主观属性”相关。您能就此类观点做出分析吗？ 姬：“一把手”的“主观属性” 与其腐败案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身份属性发生冲突。“一把手”拥有作为普通公民的自然人人格和党员身份带来的党员人格的双重身份，有的时候，二者在思想观念、行为表现、规范约束等方面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一把手”干部手中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自然人人格中的贪婪、欲望等因素不断释放，忘记理想信念，缺乏精神之钙，会导致党员的身份和权力成为其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二是个体的逐利性。“一把手” 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本应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将私权置于公权之下。但具有“经济人”属性的“一把手”们也往往面临利益取舍的问题，一些“一把手”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也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自利的天性使得“私权”与公权两种权力观念错位，公权成为“私权”得以实现的工具，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随之产生。 三是价值观念的异变。有的“一把手”们在权力欲望腐蚀作用下， 伴随着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自我约束心理的削减，会在心理上发生一定的扭曲和失衡，再加之侥幸心理作祟，理想信念逐步丧失，价值观也因此一步步被扭曲。 记：客观来说，一些“一把手” 之所以腐败，与外部环境的负面冲击也密不可分。您认为外部环境的负面冲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姬：一是受传统文化糟粕思想的影响。受到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影响，其中一些传统的政治文化糟粕仍在当今的政治生活和公务人员的政治行为中产生负面影响，包括腐败案例中表现出来的“官本位”思想、“人治”观念、“家长制”观念、“宗族”观念，以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之类的传统观念，这些因素极易在有的官员思想中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将公权力当作自身的私人“权力”。 二是社会交往过程异化。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并因为社会群体的密集分布而扮演者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群体包括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血缘群、以工作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业缘群、以教育学习为关系形成的学缘群、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地缘群，多重的角色冲突，就会使个别“一把手”丧失政治原则， 亲属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冲击着政治规矩，使其做出违背公职人员身份的行为选择，腐败现象由此产生。 三是市场经济体制还需完善。市场主体手中的金钱和一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一把手”等公职人员， 他们往往“本能”地将其与手中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围猎”和“甘于围猎”现象并存，使得有的“一把手”领导干部寻租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收益大于成本的驱动下，一些“一把手”权力寻租腐败行为就会增加。 进一步完善“一把手”制度的合理运行 记：对“一把手”的监督离不开合理构建权力运行框架。您认为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权力运行框架？姬：一是明确党委“一把手”的权力边界。明确“一把手”的权力范围，推进“一把手”权力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权划分，完善重大决策事项由常委会向全委会提请审批制度， 完善全委会的表决程序，扩大票决制的适用范围、限定使用举手、记名表决方式的范围和程序，切实发挥全委会的决策和监督作用，让“一把手”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遏制权力寻租的空间。 二是在党委内部形成对“一把手”的有效制约。上级党委要加强对下级党委“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的情况考评以及监督检查， 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措施， 鼓励在班子内部发扬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原则；要降低“一把手”在干部人事任命问题上的影响力，发挥党委内部其他成员的主体意识和监督作用，营造分工负责，集体决策的良好氛围；地方各级党委要建立普通党员行使党内监督权的保障机制，在全党范围内形成“敢说真话，能说真话，鼓励说真话” 的民主氛围。 三是建立党委“一把手”的权力监督框架。强化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监督；进一步深化现有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改革，增强纪委工作的独立性，强化同级监督；要全面发挥基层党员和党代表在对“一把手”权力进行监督上的潜力；重视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等社会监督力量的运用，强化外部监督。 记：建立针对“一把手”的常态化教育机制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加强？ 姬：一是注重培养“一把手” 的官德意识。党内监督要立足于加强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委“一把手”的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牢固的思想防线，提升其官德修养。 二是落实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常态化和深入化。要坚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项常态化的机制加入到党的正式文件中，克服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的形式主义，使其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必修课”；完善民主生活会机制，上级党组织要加强监督检查；要注重批评后的整改，将批评过后的整改情况作为一项制度纳入到整个环节中去。 三是改革创新党内廉政教育方式。要根据当前反腐败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特点，围绕重点领域，结合“一把手”的岗位和工作特点，完善廉政教育的内容；结合信息时代下网络技术的发展形势， 创新廉政教育的方式，使廉政文化深入到领导干部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对各级党委“一把手”开展常态化、定期的理论培训，将考核结果与“一把手”的履职考评相挂钩。 记：“一把手”的政治生态形象直接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功课。您认为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 姬：一是净化官场风气，破除官场潜规则。规范权力运行，要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的运行过程公开化、程序化，在党内彻底铲除“官本位”思想和“家长制” 作风，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和制度意识，创造积极向上的官场文化， 以形成良好的官场风气。 二是打造良好的政商环境。政府要明确自身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做好自己监管者的职责，减少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转变；建立政府在经济领域， 重大工程项目领域以及民生项目领域的重大决策评估制度，引入专家学者、行业代表、普通群众等社会力量对决策的必要性、科学性、规范性进行评估审查，堵死权钱交易的所有漏洞。 三是建设全民性廉政环境。廉政文化从范围上来说，应该属于一种全民文化，不仅仅要针对党内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要针对每一位普通群众，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腐败可耻、廉洁光荣”的氛围， 使每个人都能在思想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廉洁规范。党的纪检机关和宣传部门要整合当前的廉政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措施， 采取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宣传手段，在全社会弘扬廉洁文化，要着重突出对“一把手”亲属，与公权力联系密切的开发商等重点对象的宣传教育，将廉政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4月26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陕西省有7所高校进入主榜百强，表现突出，西安交通大学首次入围全国十强。西北工业大学（第25名）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38名）跻身全国50强，西北大学（第64名）、陕西师范大学（第71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第76名）和长安大学（第88名）上榜主榜百强。 在“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的单科性大学排名中，陕西省高校也有不俗的表现。在政法类大学排名中，西北政法大学位列全国第4；语言类大学排名中，西安外国语大学位列全国第8；在民办高校排名中，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名列第7。 陕西省高校整体在今年排名中有进步的趋势，西安交大较上一年上升一位，首次入围全国十强。多年来，西安交大坚持“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的办学定位，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2021软科中国大学排名”的对象是中国1200多所本科层次的高校，为恰当反映高校在学校性质和学校类型上的差异、确保排名的公平性，软科将1200多所高校划分为综合性大学、7类单科性大学、3类非公办大学，采用差异化的指标体系分别排名。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前身是“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名”，自2015年首次发布以来，以专业、客观、透明的优势赢得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已经成为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和权威参考价值的中国大学排名领先品牌。

“同志，你看我父亲这遗产该怎么分啊？”“别人开车把我母亲撞了，一直不给赔偿，该咋办呢？”“这人欠我十二万块钱不还，该咋样要啊？”这是长安区司法局举办的社区法律咨询公益活动时的场景。 近日，为更好实施校地融合，真诚服务群众，提高群众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构建和谐美好社区，长安区司法局携手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走进社区，为群众进行法律咨询公益活动，吸引了很多居民踊跃参与。 法律服务人员从专业角度耐心地为居民解难答疑 在活动中，居民纷纷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财产、婚姻、交通等各种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法律服务人员从专业角度耐心地为他们解难答疑，提供建议和意见。居民纷纷表示，从活动中学会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都很认可这种服务形式，希望这种活动能经常举办。 据了解，长安区司法局非常重视校地融合建设，他们依托辖区的西北政法大学资源，定期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为群众搭建学习法律的平台，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不断提高群众的法治观念，为新时期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为共建美好新长安添砖加瓦。

为营造西北政法大学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健全学校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近日，王立彬教授做客西北政法大学，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演讲。 本次西北政法大学首届体育文化节活动历时一个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广泛好评。 在当天的体育大讲堂，邀请到了王立彬教授作为主讲人，以标题为《我的奥运人生，我的中国梦》的演讲，从自己的球员时期、教练时期到解说时期为同学们讲述了自己的篮球之路。结束后，王立彬教授和同学们进行问答互动，耐心、仔细的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首届体育文化节是西北政法大学落实素质教育，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一次探索和创新，同时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指导，将立德树人目标落实到体育教学与实践之中的一节生动的思政课。

西部网讯（记者 凌旎 房建建）今天（4月15日）下午，省政协“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月度协商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上，农工党陕西省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晓宁表示：水资源短缺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我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陕西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李晓宁说，自2011年至2019年间，陕西总用水量持续增长，各行业用水量持续增长，其中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10年间分别增加5.10、1.60、6.33、2.3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始终是用水大户，占用水量的50%以上。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低，各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供需矛盾突出，部分区域水污染严重，水生态与环境形势严峻。 对此，李晓宁建议，要提升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重点是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应持续扩大农业灌溉节水工程，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确定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并严控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积极扩大节水耐旱作物种植比例；完善农业节水补偿机制，激发农户自主使用农业节水技术。 “解决我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必须节流与开源并举。”李晓宁表示，陕北应加强生态保护，加大水资源的污染防治与监管工作，改善水资源质量，进一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压力，分别在延安、榆林等地区新建大、中、小、微相结合的调蓄工程，实现引黄调蓄系统化，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充分利用长江流域的充沛水资源，加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为陕西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李晓宁还建议，要加大沿黄地区污水治理措施，提升污水处理率。重视黄河流域周边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保护源区、河口等关键区域；对于工业废水排放进行严格把控，制定流域辖区企业排污标准，对污染严重或排放标准不合格的企业应采取改造、关停的措施，加大惩罚力度。

陕西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 成全勃）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围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迎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举办营造良好氛围”活动主题，组织开展了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系列教育活动。 4月8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委国安办在“法宣在线”陕西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平台举行国家安全专题学法考试，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习掌握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着力抓好领导干部的国家安全普法教育，将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提升领导干部国家安全意识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4月11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组织各地各部门参加全国普法办在智慧普法平台（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举办的“齐参与”“4·15有奖竞答”活动，在全省掀起国家安全法律知识普法热潮。省委普法办还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王东明录制《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内容与时代使命》、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医药卫生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进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编制《校车安全法律法规手册》等，于4月15日前联合省教育厅在中小学进行全网推送，让青少年从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省委普法办和省司法厅还在法治陕西网开设“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专栏”，推送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资料、挂图、展板模板，推出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小课堂，开展网上普法。在省司法厅网站、“陕西司法”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家基本法律知识宣传应知应会电子题库》，突出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30余部法律法规，加深社会各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增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促进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