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企业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

2020年12月，西北政法大学组建“法治学院”，旨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自成立以来，法治学院秉持“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育人理念，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法治学院承担全校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的教学任务，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效显著。 把牢抓手不放松 2020年11月，西北政法大学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成立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是全国高校习近平法治思想协同研究机制的13家创始单位之一，法治学院教师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队伍的骨干力量。该中心始终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不断推进实体化建设，完善组织结构，出台规章制度，恪守政治性与学术性并重的特殊定位，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阐释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积极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大众化解读、国际化传播、集成化统筹、一体化贯彻，积极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教学工作转化。 2021年10月，西北政法大学依托法治学院开展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虚拟教研室”获批成为陕西省首批省级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单位。该虚拟教研室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为后盾，由法学理论教研室、数字法学教研室、法治与国家治理研究室教师组成教学团队，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开展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教学研究活动及课堂教学实践，打造“虚拟网络教学矩阵”，初步形成了开放动态、包容弹性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发展共同体，努力成长为一支立足法学、覆盖全校、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高素质复合型教学研究团队。 课堂覆盖无死角 为积极贯彻落实“2021年秋季学期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的要求，法治学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积极承担这一教学任务，于2021年暑期积极备课，编写了与“马工程”教材配套使用的10余万字的教案、参考资料、课件、知识图谱和知识点记诵口诀。2021年9月，“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专业必修课面向全体法学专业本科生正式开课。2022年春季，法治学院对法学以外专业本科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通识选修课。2022年秋季，法治学院对法学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专业学位课，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方向课。2023年，法治学院协助教务处在《本科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3）》中设置了包含9门专业选修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门课程模块”，搭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教学体系。 自2022年起，法治学院重点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法学专业课为特色的“高等政法院校法治学系列教材”，现已出版《中华法治文明》（2023）、《区块链法学》（2023）、《中国判例制度史》（2024），《社会治理法学》已完成书稿撰写。法治学院于2023年受教育部门委托研制了《普通高等学校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教学重点指南》并已提交验收。 见行见效结硕果 法治学院积极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新文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1年，首批国家级别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法治学教学体系创新实践研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2021年，“法治学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立项为陕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攻关项目并以优秀等次结项。2022年，“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研究”立项为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2023年，“大数据、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与法治发展重要论述”立项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法治学院已完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指南》等14个教学指导文件的研制工作，部分教学指导文件已在校内外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教学实践中应用。 法治学院重视跨平台、融媒体的宣传工作，与陕西省司法行政机关、陕西省党校、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广播电视台合作录制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媒体宣传活动系列短视频》；与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合作推出立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耳、入脑、入心的《法系天下》系列广播剧，已在全国30多家电台播出，扩大了影响力和传播范围。 未来，法治学院将继续在深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工作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工作方法，深化理论研究，加强课程建设，推动实践创新，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深厚理论底蕴和突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张书友 张永林 王永恒） 【中国教育报】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学科研凝心聚力 “三进”工作铸魂育人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24-04/12/content_637793.htm?div=-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来自中国的多家民间组织和机构在日内瓦举行边会、讲座，围绕“现代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等主题，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围绕国际人权合作等议题与参会的各方代表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为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致力于通过教育摆脱贫困 “通过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提升其社会竞争力，是实现少数民族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之举，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主题边会上，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王琰文表示，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人权，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重视教育、保障教育，并致力于通过教育摆脱贫困，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在这场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主题边会上，多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介绍了中国西藏、新疆教育事业取得的成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梁俊艳介绍，西藏和平解放前，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几乎全是文盲，没有受教育权。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公民受教育权得到切实保障。2020年第七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升至1.1万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贾春阳介绍，为保障西藏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中国政府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中国保障西藏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努力极大推动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西藏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介绍，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周露露表示，少数民族残疾人的受教育权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藏和新疆在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西藏残疾人教育资源涵盖多个方面，新疆建立起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残疾人教育体系。 除了受教育权，中国少数民族的其他权利也得到很好保障。在“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主题讲座上，与会专家学者结合西藏、新疆实践，系统介绍了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对外传播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乔巴生表示，当前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各民族和睦相处，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将更好地保障新疆各民族平等权利。 旅居瑞士的藏胞、歌唱家德钦·夏克—达格赛结合她2023年到访西藏的“寻根之旅”，称赞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藏族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比利时藏学家安德烈·拉克鲁瓦分享了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表示西藏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可以看到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文化传统得到很好保护，西方社会对西藏的固有偏见和媒体的虚假报道毫无道理。 日内瓦爱梦成真基金会主席克里斯托弗·斯塔克伯格表示，中国提升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平意义重大。他感谢中国专家们的发言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信息。 在可持续发展中加强人权保护 完善全球人权治理离不开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民间组织也是推动人权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共同发展、人权进步、促进对话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爱德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主题边会上，中外人士就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入交流，认为可持续发展与人权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才能更好推进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朱桂杰表示，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助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同时广泛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活动，从民间角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中方发起成立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等平台，扎实开展“丝路心相通”行动，成功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等人文交流活动，有效增进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黎娟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强民间组织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可持续的世界作出重大贡献。 爱德基金会区域发展高级总监钱霄峰认为，民间组织在保护弱势群体权利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民间组织加强了与国际伙伴的合作，提升了在国际和多边平台以专业的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韦丹丹分享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帮助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实现减贫与发展的案例，并期待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助推国际减贫与可持续发展。 斯塔克伯格在会上表示，民间组织跨越国界的交流和互动非常重要。将人权武器化是某些国家为争夺世界主导权而进行的权力游戏，只会造成“双输”的局面。 瑞士籍法律专家、基本权利高级国际顾问凯瑟琳·姆本格表示，在充分实现人权并使其系统性地为全人类所享有的过程中，民间组织应当负有支持、促进并帮助各国克服分歧的国际责任。 　　 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最佳实践 人权理念和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表达方式。中国为完善当代人权理念和规范、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持续努力。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就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气候变化、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不同国家在理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既是挑战，也是共同进步的机会。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正视各自挑战，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通过对话和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最佳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潘俊武强调，中国政府从人民利益出发，切实保障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汉娜·塔米克谈到，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郭淼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残疾人体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法律的有力保障。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人民日报】在交流互鉴中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04/04/nw.D110000renmrb_20240404_1-03.htm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的学术使命，也是张载的人生理想。特别是其中的“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描绘美好社会的蓝图，并探索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张载为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和实际努力，依然闪耀着不灭的精神光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 张载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和所选择的治世方略，一方面仍然遵循着儒家的“大同”“仁政”“礼治”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针对他所生活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对北宋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一些有志之士力主改革，张载也是其中之一。但与坚持现实主义路线的王安石不同，张载主张以夏商周“三代”为榜样，确定治世方略。1069年，张载受诏回朝与宋神宗讨论治国方略时提出：“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明确表明了他“法三代”的治世思路。 第一，推行“井田”。通过实行“井田制”解决土地的日趋集中问题。张载主张“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授一方，养民之本也”。他晚年回到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一方面与弟子们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仍体察民情，试验井田制，为广泛推行井田制积累经验。 第二，实行礼制。张岱年曾说：“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张载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重视礼的教化；二是崇尚古代的礼制。在礼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把“礼”和“德”贯通起来，由“崇礼”引申到“贵德”。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主张实行礼制，确立治世之道。他说：“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司马光曾评论说：“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 第三，恢复宗法。张载还主张推行古代的宗法制，他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他认为宗法制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世代祖先，从而通过宗亲关系凝聚人心，并通过世系传衍继承传统美德，淳厚民间风俗。 第四，推行德治。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张载继承孔子的治世思想也主张推行德治。他说：“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了推行德治，张载从哲学高度论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他在《西铭》一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人与我、物与人，都属于天地所生，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这种“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纲领。 太平之世的价值目标 张载提出的治世方略，并没有停留在急功近利的手段上，而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长远思考。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曰富。张载认为井田制有两大优越性，首先是“足民”。所谓“足民”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他说：“为政者在乎足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民是儒家提出的重要社会价值。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之”作为治国的基本要素，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都把“富”作为太平之世的重要标志。张载继承了这些思想，也把“富”作为“为万世开太平”的重要价值目标。 二曰均。张载认为，井田制的第二个好处是“均”。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均平”也是儒家追求的重要社会价值之一。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也是张载主张推行井田制的用心所在。 三曰安。张载的井田制、礼制、宗法制、德治等治世方略的选择，其中都内含着一种秩序性的价值诉求，而这种秩序价值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就是平安、安定。在张载看来，礼是天理秩序性的现实展现，礼制具有安立社会秩序的实用价值。张载说：“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他之所以倡导宗法制，也在于宗法制具有明世系、凝人心、厚风俗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 四曰和。“礼之用，和为贵”，推行礼制，可以实现和谐价值；实行德治，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对于社会的意义，更是和谐。张载在哲学上追求至高无上的“太和”境界，主张“太和所谓道”。张载称“太和”为“道”，从本体和价值的统一上赋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和谐，就是张载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张载看来，世间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种至高无上的宇宙和谐体现在社会上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美好的道德才能实现。而道德上“民胞物与”的境界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好途径。为了做到“民胞物与”，他提出每个人要培植“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就是说人应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做到“体物未尝遗”“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就会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道德情怀，就能遵循“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道德原则，就能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从而使社会真正实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境界。 总之，张载设计的上述治世方略，是由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导引的。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等价值目标，也即是太平之世的构成要素和确立标志。富而平谓之“富平”，均而平谓之“均平”，安而平谓之“安平”，和而平谓之“和平”，合而言之，即是“太平”。在张载看来，这几个具体的价值目标达到了，社会就实现了“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的理想状态，此即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突出特点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术”与“道”的统一。张载提出的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属于“术”，而它追求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则属于“道”。我们对它的评议，既不能只着眼于“术”，也不能只看其“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术”与“道”的统一，以治世言，治世之“术”由治世之“道”来指引，治世之“道”由治世之“术”来实现，两者不能割裂。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也体现了“术”与“道”的统一。 其二，“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张载的治世方略包括井田制、礼制、德治、宗法制等，都是传统儒家主张的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治世经验，以此作为北宋时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确有“药方只贩古时丹”的保守主义色彩，而企图用这种方案来实现富有、均平、安宁、和谐等美好的价值目标和万世太平的宏伟理想，只会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的理想体现了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 其三，“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历史传统和时代意识的结合。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并不只是张载个人的独立宣言，而是历史上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崇尚的社会最高评价标准。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南巡会稽时，命李斯“立石刻颂秦德”，其中曰：“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吕氏春秋·大乐》篇认为，先王定制音乐，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娱乐，其宗旨也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美好社会理想。《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述了班彪对周成王的赞美：周成王年幼时受到周公等人的良好教育，所以他主政后“天下旷然太平”。温庭筠在诗作《长安春晚二首》中赞美他所处的唐代社会是“四方无事太平年”。“太平”，不但在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一直是美好的社会赞词，而且到了北宋时期更广泛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的流行词汇。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6年登基后，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公元977年后，赵光义还下令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几部大书。于是，“太平”就成为表达一种时代意识的话语，为人们所熟悉。关心朝政的知识分子们几乎莫不谈“致太平”之道。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一文中说：“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北宋思想家李觏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他阐发《周礼》思想写成《周礼致太平论》，希望以此用于实际，实现大宋太平。可见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性兼备的突出特点。 总之，张载用“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他的学术使命和社会理想，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而是具体切实的殷切表达。尽管同历史上其他哲学家一样，张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的社会价值目标，却是合理的，他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也是十分崇高的。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的按语中所写：“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赵馥洁，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光明日报】赵馥洁：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哲学审视https://app.gmdaily.cn/as/opened/n/2eaa90cc4ef6437da7dafc04942f008b

整理者按： 1978年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关于恢复设立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78法司字第82号），两校迅速筹备复校并计划于1979年开始招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1979年4月，西北政法设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着手当年的招生工作。同年8月，在当年报名的54名考生中（实考49人）正式录取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张振伯、胡家戍、卫云棠、张大军和哲学专业王干才、刘本炬共6名研究生，是为西北政法学院校史上首次招收研究生。1980年8月又录取了田文昌、叶裕琳、龚明礼（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忠槐（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主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余向栋（从事律师业）5名刑法专业研究生。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学研究生教育由此起步。     首批刑法专业研究生在郭怀都、周柏森、解士彬老师指导下于1983年毕业，随后又在西南政法学院进行了申请硕士学位的答辩。1983年刑法专业第二次招生，录取贾宇（本校法律专业79级应届毕业生）、余欣喜（黄石师范学院政教专业应届毕业生）两名研究生。 1984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次学位授权审核中，西北政法学院的刑法专业获批硕士学位授权，学校随之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6年贾宇、余欣喜完成学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成为本校颁发的1号、2号硕士学位证书获得者。  之后，1986年法学理论（1984年招生）和哲学，1990年法制史（1987年招生），1993年经济法（1984年招生）、国际法（1984年招生）、民法（1986年招生）和政治经济学，1995年诉讼法（1992年招生）和宪法与行政法学（1992年招生）、1998年环境法学等包括法学、哲学、经济学三个门类11个学科专业相继获得硕士学位授权。截止到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结束（此前为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与实践的初创期），学校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共计102名（见附件名录）。西北政法大学早期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后来学校事业发展，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4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办研究生教育45周年和获批硕士学位授权40周年。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特请第一届刑法专业毕业生田文昌先生对当年在校攻读研究生的情形进行回忆和讲述，以存校史，并为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镜。田文昌先生拨冗口述录音，亲自校订个人简介，并校正录音整理文字，为这项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西北政法大学授予的第一位法学硕士学位获得者，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对早期研究生教育的某些细节给与了认真的指导和说明。同为首批由本校授予法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欣喜，提供了他个人珍藏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图片，允许本文使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有关此项校史挖掘整理中的不完善、缺漏甚至讹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并请在丰富和扩展线索方面予以宝贵指导。  口述人  田文昌  1947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后迁居辽宁省抚顺市。1968年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早年做过中学教师、建筑公司维修电工。1980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成为该校首批刑法专业研究生，1983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中国政法大学，曾任法律系副主任。1995年辞职，创办京都律师事务所，专事律业。  现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顾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终身荣誉会员。  田文昌律师教学、研究和办案成果丰硕，发表论文、译文、专著和教材数百万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实话实说》《三百六十行》《面对面》《人物》《第一线》等栏目先后多次对田文昌律师进行专访报道。被评为“CCTV2013年度法治人物”。  整理者 王健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现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自学考试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在西北政法读研的那三年时间，有些故事，有些做法，有些回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学校肯定都没有过的事儿。这是很值得记录一下的。先说这么几个事儿。 师生关系  我们这几位导师都不错，郭怀都老师对我们亲切、关怀，平易近人，当时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一开始接触得比较多，后来少一些。后来接触比较多、受益比较深的，主要就是周柏森和解士彬这两位导师。  我们和这两位导师的关系，经常是到他们家里去请教、学习。他们也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基本上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特别的密切，特别的平等，特别的自由。 周柏森教授指导刑法学研究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有次周老师的小女儿（好像在西安交大读博士，或者读硕士，我忘了，反正在读研）跟我说一件事儿。她就跟我说：很奇怪，你怎么跟我爸的关系那么好，那么平等，在我们家里，说争就争，说讨论问题，一点儿没有地位之分。她说她跟导师说话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不能随便乱说，思前想后，毕恭毕敬地。没想到我们几个跟她父亲的关系这么平等，这么亲切，这完全是没想到的，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不是我们做到的，是你爸爸做到的。因为你爸爸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才能这样对待他。这就是我们当时读书的例子，很典型。解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解老师年轻，跟我们在一起经常是无话不谈。这种师生关系，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  另一个更值得说的事儿，就是我这两位导师胸怀的博大。在我接触的中国学者中，我没有遇见第二个。  什么意思呢？我在西北政法读研的三年期间，曾经游学全国，周老师、解老师都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认为西安信息比较闭塞，于是两位导师主动轮流帮我写信，写给全国刑法学界的专家。我带着他们的信，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拜遍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刑法学专家。  除了“五院四系”，还有社会科学院、公安大学。可以说，当时能够拜访的刑法学家，我基本上是一个没落，包括国际刑法的、比较法学的那些学者。除了刑法学家以外，还有法理学专家、经济学专家、哲学专家，我拜访了几十个，有的人是一次，有的是多次，高铭暄老师、马克昌老师、王作富老师、曹子丹老师都不止一次，是好几次地到他们家里去求教，真是做到了博采众长。  而这种活动起源和成行，全是这两位导师支持的结果。你想一想，有自己的导师主动给你写信让你去拜访别的老师求学，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吗！所以我想这体现了周老师、解老师的太难得的胸怀。  正因为这两位导师这样的胸怀、这样无私地支持我，所以我在调研期间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面拓宽了很多，而且不同的观点也接触了。我记得，当时条件也差，寒暑假时间也有限，经济条件也不行，买不起卧铺，夜里头坐着硬座，白天拜师求学，有时候就吃一顿饭。  虽然很艰苦，但是收获特别大，以至于我毕业到政法大学工作以后，很多我拜访的老师都还记得我，好多年了一提起来，都问我怎么样，关注我的进步，关注我的发展，而且随时有情况，都能跟这些老师请教。所以我认为这段历史是非常值得记录下来的。这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  还有就是他们对学问的求真、求深和对学生指导的倾心。  再举个例子，我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初稿写成了，在修改的时候，解士彬老师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头改了一整夜，给我详细地指导，改了几个来回。首先他给我改稿子，我三万多字的论文初稿，他看了以后基本上变成了红色，用红笔改的部分甚至超过了我的原文。特别是字写得非常小，又很漂亮，写得满满的，连空都没有了。这才使我知道什么叫写论文，原来我自己以为我的文笔不错，洋洋洒洒用了很多辞藻。后来经解老师这么一改，才发现路子不对。解老师在我的宿舍里头搞了一整夜，给我一边讲一边改，后半夜实在累了，说你让我闭上眼休息上十几分钟，然后接着再弄。于是我们俩都坐在那，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再修改论文。  一个导师对学生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认为也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我受益非常深，不仅是学问上，在做人的问题上，一个导师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所以后来我当了教师，我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这不仅是一个学问的传承，而且也是一个精神的传承，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多做人的原则、做学问的精神，对待学生的态度，都是从我的导师那儿学来的。这种指导、这种提升是非常难得的。  学位论文答辩  再说个答辩的事儿。毕业答辩，由于当时西北政法学院还没有取得授予学位的资格，所以后来我们和老师、学校领导，选择到西南政法学院去答辩。当时的答辩非常有意思。我已经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工作了，又回过头来，我们四个人（按：首批刑法研究生有田文昌、叶裕琳、龚明礼、陈忠槐、余向栋共五人，叶裕琳因故未参加答辩）由解老师带队，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答辩。  当时西南政法学院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叫邓又天。答辩的时候呢，我亲身感受到西南政法学院的学风，那种最好的学风。我后来说，那种答辩值！那种气氛，那种庄严，那种严格，是其他学校没法比的。  答辩在大礼堂，几百人旁听，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还有录音机录音。那种场面很吓人，也把你搞得很紧张。后来我听到、看到的答辩，就一个小教室，一个答辩委员会，没有几个人旁听，很随便，也很放松，跟当时西南政法那个答辩场景完全不一样。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点紧张。  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我国刑罚的目的》，题目比较大，理论性比较强，比较抽象，争议也比较大。当时导师组一研究，把我的答辩放到最后，让我压轴。所以他们几个说完以后，第四个我来答辩。  不出所料，答辩的时候非常激烈。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答辩组里有个年轻教师，叫康松林。他当时才四五十岁，是最年轻的，也比较冲，我们两个就激烈地争论起来了。因为论文里面既有刑法问题、法理问题，又有哲学问题，有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容量比较宽。康老师跟我就在几百人面前争得非常激烈，不说面红耳赤吧，但也到了白热化程度。我开始也紧张，争论起来后倒是放松了，我就像跟其他人辩论一样。  最后呢，结局非常好，我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后来胡云腾跟我讲过（胡云腾和江必新当时是西南在读的硕士生，他们就在旁听的几百人当中），他们当时就议论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口才这么好，思维这么清楚，将来是当律（师）的材料。果然被他们说中了。  由于答辩特别激烈，他们科研处的处长，事后还专门跟解老师表示歉意，说康老师的这种提问太过了，有点不应该，对学生压力太大。解老师当时就很潇洒，说没问题，这种做法一点儿也不过，应该这样做，这才是对学生的一种真正的考核。我当时也说一点问题没有，千万用不着道歉。我觉着康老师的这种提问和治学非常得好，所以最后皆大欢喜。  答辩结束后，又和答辩组的所有老师、在校的研究生搞了个座谈，邓又天老师、伍柳村老师（我记着他后来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学），还有董鑫在座，我记得最核心的就是这几位导师。康松林最年轻，还有一个老师叫什么我忘了，最后在一块座谈。他们对我的评价都特别高。我记得解老师说，他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规律，就是自学考试的人，往往水平更高，比科班出身的水平还高。好像他们那边也有个自学考试的。  所以这一次答辩，也反映了我们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的水平。在这之前，我们在五所政法学院里边排到最后，很多人瞧不起我们。但是这场答辩，不仅是我，他们三个答辩也很精彩，都引起了轰动。所以说当时这个答辩，是给西北政法争了光的。我们回来后，解老师汇报以后，周老师和学校领导也都非常赞赏，非常兴奋。  关于学位论文  再说一点关于我学位论文的问题。当时我这个论文题目，难度比较大，争议也比较大。因为研究刑罚的目的论，我是第一个。当时我对刑法总论问题比较感兴趣，就选了这么一个题目。  选这个题目呢，老师们为我担忧。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谈惩罚。我们当时的观点，刑罚就是教育、改造，是继承苏联原来的一些老的观点。而且没有参考书，国内的参考书根本就找不到。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高铭暄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高老师多次。有一次让我最感动、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去他家，高老师腰椎间盘突出犯病了，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谈。结果老先生跟我谈了两个来小时。我要走了，不让我走，说没谈完，谈得非常深。  最后高老师指着家里的书，书架子上的两本俄文专著，一个刑罚学，还一个什么书，让我做参考。很厚的两本书，我全文复印，后来就用这两本书做参考。这两本书除了用做参考，也提高了我的俄语水平，我基本把这两本俄文原文书都通读了，做了好多重点批注。后来主要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又零星参考了其他一些资料，最终形成了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写成以后，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就通不过。不是解老师、周老师通不过。解老师、周老师都没问题。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少，我们的论文系主任要看，院长要看，院长是王陆原。当时的系主任亲自跟我谈了好几次。他们的想法比较保守一些，就认为这观点不行，通不过。周、解两位老师都替我捏把汗。  最后是高（铭暄）老师、马（克昌）老师，我得到了他们的指导，论文又请教了一圈，有四五个老师都写了评语。其中高老师、马老师的评语都非常的肯定，特别是高铭暄老师，写了将近三页的评语，对我的论文充分肯定。当时要没有高老师的充分肯定的评语，这论文通过与否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儿上，我特别要感谢高老师。  还有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故事，去年高老师学术馆在浙江成立的时候（按：2023年4月7日在浙江省玉环市举行了“高铭暄学术馆开馆仪式暨高铭暄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也去了。  图片来源：新华网  很大一个学术馆，居然在一层最显著的展柜位置，摆出了我的《刑罚目的论》手稿。那不是我论文的手稿，是我毕业之后，在论文基础上出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很薄的专著，叫《刑罚目的论》。我写那个书的时候，请高铭暄老师作序。当时条件很差，全书是手抄本、工工整整的，我记得还是我朋友帮我抄的，非常工整的魏碑体，一大本子，高老师给我写的序。这么多年我都忘了，高老师居然保留着，我都没有这个版本了。高老师在他家里找出了我这个原稿，放到他的展柜里边，而且把他写序的经过、改过的最原始的手稿也附在一起，让我特别地感动。  当时记得他的学生姜伟呀、胡云腾呀，还有很多人都很“嫉妒”，说高老师展柜里面，六十多个博士，展出的文章，都没几个，最显著位置的却是我的论文，还有贾宇的论文也在那放着。他们那些学生，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简直是“喧宾夺主”。所以对高老师而言，我不是亲学生，却胜似亲学生。回来以后，我又找到了当时高老师借我的那本俄文刑罚学，把复印的书稿送给了高铭暄学术馆，现在在学术馆里也展出来了。  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西北政法的老师带研究生的严谨。当然我这里边谈的有些个保守观点，那都是时代所造成的。高老师对我这么有争议的文章居然也通过了，这其中也更得益于我的周、解两位导师的全力支持和充分肯定。所以写论文的这个过程很有故事，包括通过论文答辩的过程，都有很多故事。  余欣喜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  1986年刑法研究生论文答辩现场   【中国法律评论】田文昌口述：西北政法早期的研究生教育  https://mp.weixin.qq.com/s/WgDEwqKrjH0GKwtiW4m4uQ

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者石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1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边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反恐、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交流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具体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何晓娜表示，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促进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郭淼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认为，中国构建了一套既符合宪法精神又尊重人权的反恐法律体系，在开展反恐行动时，中国始终坚守宪法规范的基础，并将人权保护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新华网】中外专家交流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f3e02e7cd24889f98e1ded4ae8b5a171&timestamp=78074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遵循。五年来，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六个强化”为遵循，打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组合拳”。 强化统筹实施，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锚定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出台《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等，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组织协调，校内各单位和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工作机制。认真落实校领导听讲思政课制度。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进课堂，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为形成“大思政课”一体化育人格局按下“加速键”。 强化严管厚爱，激活“大思政”育人源头活水。全面提升思政教师素养能力，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为要求，结合严把入口关、强化考核评价、职称评审单列单评、设置专职岗位津贴等一系列措施，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选聘相关学科专业教师、行政人员等担任兼职思政教师，聘请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红色基地讲解员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来，打造“多元化、多样性”的教师队伍。 学校研究生新生同上一堂思政课 强化一体贯通，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堂。坚持“八个相统一”，建强思政课主渠道，开设《党史教育》《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解读》等课程，四门思政课列入学校金课建设。推出14 个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出22 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整合“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研指导中心”等平台资源，将法学特色融入思政教育大格局，深挖“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理念下的“思政+法学”教育范式。 强化守正创新，探索“大思政课”路径。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探索“行走的思政课”“师生同台”“专题+艺术”“实践研修+现场教学”等教学新模式。组织本硕博一体化的“红色法治研习之旅”，开展“开学第一课”“教学名师第一课”“上好新生第一课”等特色思政活动，着力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好庆祝建党百年及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生动的思政“案例”，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推动虚拟仿真技术和新媒体技术融入思政课建设，形成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深度统一的良好育人格局。 《黄河大合唱》大型音乐会在延安举行 强化校史赋能，为思政教育注入“鲜红”底色。启动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创建工作，设立重点教改项目“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及延安新闻纪念馆合作开展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史研究，与西安电影集团共同开发电影党课，不断打磨具有鲜明红色底蕴的“大思政课”品牌。打造红色校史文化品牌，连续举办七届“法治文化活动季”，排演《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大树下的课堂》等红色法治教育类原创话剧，举办《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经典诵读大赛，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性、感染性和实效性。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强化价值引领，在实践教育中培育时代新人。五年来，学校组织百余支社会实践团队、数千名青年学生走向基层、走向农村、走向西部，以寻访革命足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为主题开展社会调研及公益服务。在理论和实践深度结合的过程中，青年学子树立了“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理想。深入开展与基层村委、社区、中小学及各类企业的合作，致力于打造一批优质实践教学基地和一批志愿服务团队，有力推动“大思政课”教学实践、社会实践、自身实践的融合统一。 【陕西省教育厅】西北政法大学：以“六个强化”为遵循 打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组合拳” https://mp.weixin.qq.com/s/410O3JO48N7u3lt7hSxwiQ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五年来，在时与势的变革中，西北政法大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内容上“学深”、形式上“用活”、效果上“做实”，一体贯通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全面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学校深刻把握“八个相统一”原则，依托陕西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化实践教学环节，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开展“红色法治研习之旅”实践活动，组织研究生、本科生前往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等地学习考察，使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深刻感悟红色法治文化的独特魅力。每年组织十余支社会实践团队赴革命老区延安以及贵州、云南等地开展主题调研并进行公益服务，使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通过参加活动，深受教育和启迪。”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田睿鑫表示，将志存高远，勤勉好学，以坚韧不拔之姿，奋力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壮丽篇章。 一部作品的创排，就是一堂鲜活的思政课。学校创新育人载体，用文化艺术涵养思政教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1939年，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学校前身“陕北公学”的礼堂中首次演出，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84年后，学校举办专场音乐会，让《黄河大合唱》再次响彻革命圣地延安。“站在延安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出时，更加深刻感悟到革命先辈敢于牺牲、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2022级学生周甜甜是此次音乐会的参演人员之一，通过这堂“文艺党课”，她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到了奋进的力量，从红色文艺中寻到了前行的方向。 同时，学校复排演出了《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大树下的课堂》等原创话剧，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巧妙地融入艺术形式之中，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红色校史跨越历史时空，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学校深入挖掘红色校史，编印系列校史图文资料，拍摄红色校史宣传片，定期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重走校史路——‘寻根之旅’活动”；组织新入校学生前往校史馆等校园“红色打卡处”，了解学校的红色故事，以红色文化认同感提升时代责任感。“经过红色文化的教育熏陶，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大学生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23级新生孔梦婷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西北政法大学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通讯员 张佼）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小切口、大情怀” 促进实践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https://toutiao.cnwest.com/data/sxtt/share/news/2024/03/15/content_2746554.html?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