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中央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定,是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举措,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十个坚持”,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十个坚持”深刻内涵,产生许多优秀学习体会文章,这些文章认识深刻、理论性强,对政法各部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法制日报》自5月15日起,开设“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家学习体会文章选登”专栏,选取刊发10位法学专家的学习体会文章。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专家学习体会文章选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杨宗科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其中重要内容。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精神实质,对于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意义重大。道路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归根结底来源于丰富生动的中国实践。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究竟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不是由抽象、教条、僵化的理论决定,归根结底是由本国不断探索、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的实践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正是基于此,贯穿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举旗定向的问题是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纵观世界各地法治发展的历史,一个国家和地区法治道路的选择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地区法治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凡是法治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举旗定向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迷失方向、走上邪路,而是在正确方向上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实际的法治发展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法治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巨大推进作用。相反,如果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走歪了路,脱离实际、盲目照搬他国模式,法治发展就会遭受严重挫折,进而造成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人亡政息。因此,道路问题事关法治建设的前途命运。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根本选择,决定了法治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法治保障,中国的法治发展才有光明前景。道路体现本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为中国法治发展的总方向,体现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理清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法治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才能得到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党的领导与法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是内在统一的。道路依靠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紧紧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经确定,就必须紧紧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法治实践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决定了人民是法治建设的主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原则,切实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使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实践必须认真实施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切实保证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法治实践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是治国理政的两种基本手段,法治与德治的综合运用和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传统治理文化的精华所在。既重视法治的引领作用,又注重德治的教化作用,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重要价值。法治实践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出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要注意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资源和成败得失,重视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法治实践应与借鉴世界上优秀法治文明成果相结合。走适合本国实际的法治道路,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内涵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共同价值,因而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做法,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的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在中国也不可能成功。道路必须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做到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任何一项工作,只要我们党旗帜鲜明了,全党都行动起来了,全社会就会跟着走。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必须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只有坚定不移、毫不动摇,才能做到始终如一、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旗帜鲜明地强调“坚持”,也身体力行地推进“拓展”,态度坚定、毫不动摇,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方向和原则,坚持唯物辩证法,以新的实践和理论全面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树立自信、保持定力,才能使这条路走稳走好走出一片新天地。（来源：法制日报 2019年5月17日第2版）

2019年5月18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9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新中国70年与国际法的发展：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来自全国高校、实务部门、科研机构的国际法专家、学者50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术年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副会长、外交部条法司司长贾桂德，副会长、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李詠箑，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劲松，副会长、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张海文，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张乃根，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副庭长何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巩富文，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范永斌，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等出席开幕式。会议由常务副会长李鸣主持。杨宗科在致辞中首先代表西北政法大学对本届年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祝贺，对参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西北政法大学有82年的办学历史，是国家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西北地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学信息资料中心。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在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在全国也具有重要学术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治思想，也对加快构建国际秩序，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届年会主题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发展和繁荣发展中国家国际法律理论和实践，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法学术体系和法治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黄进指出，70年来，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始终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国际法学界同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前行，走过了一段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不凡历程。本次年会将主题定为“新中国70年与国际法的发展：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应对”，就是要认真系统地回顾和总结70年来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敏锐、恰当地把握当下多边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深化对外改革开放，打造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问题，展望世界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未来走向，开启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这对我国国际法学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国际法理论研究应力求与国际、国内实践相结合，努力开创中国国际法工作的新局面。罗东川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国际商事法庭、涉外海事商事审判和知识产权法庭的工作涉外性非常强，需要加强与国际法学界的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长期以来也得到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支持和帮助。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涉及到大量国际法问题。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支持学会工作，希望中国国际法学界不忘初心，忠于使命，奋发有为，为我国涉外法治建设，为涉外司法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国际法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范永斌指出，西安既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我国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重要人文交流基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安正在进一步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全方位提升国际合作教育层次和水平。国际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国际法律人文交流，必将助益于国际社会对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的接受。未来将是一个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法律实践的时代，是国际法律人有所作为的时代。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由国家外交部主管。本届年会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西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承办。此次年会召开之际，也正值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建院20周年。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以大会报告和专题讨论的形式，回顾和总结新中国70年来国际法学的发展历程，围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方向的12个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新形势下国家发展建设大局的现实需要，发挥国际法的服务和支撑作用。（供稿：国际法学院 摄影：杜超英）

中国社会科学网：第四届长安与罗马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法律文化对话举行(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王清晨) http://www.cssn.cn/zx/bwyc/201905/t20190514_4888194.shtml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进一带一路法治建设（记者 陆航） http://www.cssn.cn/zx/bwyc/201905/t20190515_4895419.shtml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第四届“长安与罗马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法律文化对话”在西安举行（记者 刘湃、郑昊） http://news.cri.cn/20190513/f0d2773a-dd94-f250-f26b-357dcb196ce3.html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13日第8版）张载创立的关学不但培育了“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勇于造道”的创新精神、“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和“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等优秀的人文精神，而且创建了深湛的哲学智慧，为中国民族的智慧宝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汲取和弘扬。“太虚即气” 的本体智慧。在宇宙观上, 张载认为宇宙万物的始基是气, 万物都由气生成。他说: “ 凡可状, 皆有也; 凡有, 皆象也; 凡象, 皆气也。” ( 《正蒙·乾称篇) 而“太虚”则是气的本然状态。 “ 太虚无形, 气之本体,其聚其散, 变化之客形尔。” “ 太虚不能无气, 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 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 (正蒙·太和篇》)张载把“ 太虚之气”视为宇宙的本体,这一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永恒性的思想, 是对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并对后世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太和谓道”的辩证智慧。张载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聚合而成的, 因此事物都含有阴阳二端对立。正是由于这种阴阳二端的对立(“两”)、统一(“一”), 才使事物变化不已, 神妙莫测。他说: “ 两不立, 则一不可见; 一不可见, 则两之用息。”(《正蒙· 太和篇》) 在张载看来,世间的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 太和》）由此张载把古代的和谐思想提高到规律高度,认为至高无上的和谐—“太和”是宇宙根本法则，提出了“太和所谓道”、“和乐，道之端乎”等重要命题。张载的辩证法乃是“和谐”辩证法，它启示人们既要把握事物的矛盾，又要追求和谐目标。由“闻见之知”升华至“德性之知”的认识智慧。在认识论上，张载一方面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接触外界事物取得的, 他称这种认识为“ 闻见之知” ；另一方面又认为耳目闻见不能穷尽天下万物之理, 于是便提出了一种超越耳目闻见的认识, 他称这种认识为“德性之知”。张载主张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既要以“闻见之知”来开启，又不能“以见闻梏其心”，这就必须克服“闻见之狭”，升华到“德性之知”的境界。 张载突出强调了理性思维认识的重要性，并把理性认识与德性修养相贯通。由“气质之性”复归到“天地之性”的人性智慧。在人性论上, 张载提出了“ 天地之性” 与“ 气质之性” 的人性学说。 “ 天地之性” 是先天的、普遍的、纯善的，是体现天理的；而每个人生下来之后,具有各自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生活欲望等特点, 这种禀气而生的与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相结合的性, 张载称之为“ 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 是特殊的、有善有恶的, 是恶的来源。为了恢复先天的善性, 就要去掉物欲之蔽, 变化气质之性, 返回本然的善性。他说: “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 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 ( (正蒙· 诚明篇) 张载认为，人如果能够变化气质之性, 恢复天地之性, 就可以为善, 成为圣贤，成为君子。而要变化气质, 返回到天地之性，就必须通过克己、尽心、养性的修养工夫。“大心体物”的人生修养智慧。张载认为人要通过修养，变化气质，复归天地之性，成为圣贤，首先要有“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他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就是说要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关爱万物，与天心合一，就能达到“体物未尝遗”、“视天下无一物非我” （《正蒙·诚明》）的崇高价值境界。在张载看来，“大心体物”的人生态度，并非外在的道德他律，而正是人的天地之性的内在必然要求。天地之性不是某一个体所独有的，乃是所有人的共同本源，而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应该局限于仅以一己私意为取向的狭隘的价值视野，而应该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价值情怀，做到“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民胞物与”的价值智慧。张载哲学的最高理想是达到“民胞物与”的价值境界。他在《西铭》一文中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正蒙·乾称》）就是说，天地是人类和万物的父母，每一藐小的个体，生存于天地之间，都禀受了天地之气(“天地之塞，吾其体”)，秉承了天地之性(“天地之帅，吾其性”)。既然人与我、物与人，都生在天地之间，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民胞物与”的价值理想，乃是张载哲学的终极关怀。这一体系有内在联系的体系，核心是“民胞物与”。“太虚即气”的本体论、“天地之性”的人性论是确立“民胞物与”价值理想的理论根据，而由“闻见之知”升华至“德性之知”的认识智慧、“大其心体天下物”的修养智慧、“仇必和而解”辩证智慧则是实现“民胞物与”价值理想的途径和方式。于是，其中贯穿的是从“太虚即气”的本体思维到“民胞物与”的终极关怀的逻辑脉络。尽管张载关学的哲学智慧也存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固有局限，但可以看出，它呈现着宏伟而博大的气象，蕴涵着深厚而精湛的义理，至今仍然对我们治国济民、人生处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地系统研究和深入发掘。特别是张载哲学智慧在关学承传、演进历程中的发展和演变，及其形成和积淀的宝贵成果，更有待于我们去拓展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关学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哲学智慧的发掘，由于文献缺乏而颇多遗漏。当此之际，西北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关学文库》实乃关学智慧的文献渊薮，它一定能够成为我们汲取丰富多采、博大深厚的关学智慧的不竭源泉，成为我们继承弘扬关学优秀精神的宝贵财富。（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法制日报 2019年5月10日第5版）要树立科学的法治政府观,廉洁政府不仅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底线。廉政建设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既是政治责任,也是法治责任,二者是统一的。□　姬亚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各级政府积极响应,采取多种措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其中的重要举措就是建立法治政府考核制度,并将考核结果与奖惩任免挂钩。笔者收集了若干地方政府制定的法治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归纳起来,考核的一级指标体系大体包括八个方面:一是提升制度建设质量；二是严格规范履职；三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四是行政复议与应诉；五是强化权力监督；六是推进政务公开；七是社会矛盾化解；八是树立法治思维。考核指标体系一般是百分制,不同的指标占有不同权重。考核是一把指挥棒。正确指挥至关重要,如果指挥的方向发生偏差,不仅难以实现目标,反而会劳民伤财,干扰正常工作。法治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也是如此,要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才能发挥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作用。科学性要求准确把握法治政府的内涵和目标,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全面性要求覆盖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不能顾此失彼；准确性要求考核指标的权重设计要合乎比例,便于操作,不能模棱两可。从上述标准看,各地政府的现有考核指标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突出问题是没有给廉政考核以重要的位置。这并非指现有考核指标体系没有廉政考核内容,而是没有将廉政建设摆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地位。首先,大部分考核指标体系没有单独把廉政考核作为一级指标,而是分散在其他指标,如散在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和政务公开中；其次,重制度预防轻案件处理,如考核领导干部定期学法制度落实情况、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质量、政府信息及时公开的执行等,但很少把行政干部或者案件的处理情况作为考核指标。只有浙江等少数地方政府的考评体系中把廉政问题的处理作为独立的一级指标体系；最后,权重不合理,仍以浙江省的指标体系为例,制度质量的权重为15分,但廉洁从政的权重为6分。廉政不仅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法治政府的底线。原因在于,其一,法治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当然容不得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其二,廉政是中央大政方针的基本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实际是给法治政府制定了一个定义和标准,其中明确包括了廉洁标准。其三,这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盼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的期盼就是廉洁。如果对政府的廉洁程度不满意,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再漂亮、执法行为再标准,人民群众也不会给予好的评价。为什么很多考核指标体系不重视廉政考核呢?笔者认为,除了对法治政府的内涵把握不准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廉政建设的任务性质和责任主体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把廉政建设当做政治任务,而非法治工作；认为廉政建设的主体是各级党委,而不是政府；认为反腐倡廉的责任主体是纪委监委和司法机关,自己没有相关责任或者是负次要责任。这种认识会造成严重弊端:政府会忽视自身的廉政建设责任；考核中轻视对廉政的考核；人民群众对考核结果不认同,一些政府看似在考核中分数很高,但是人民群众的评价不高,从而导致考核的社会效果不佳。基于以上考虑,笔者主张,各地政府在制定考核指标体系中应当高度重视廉政考核。第一,要树立科学的法治政府观,廉洁政府不仅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底线；第二,廉政建设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既是政治责任,也是法治责任,二者是统一的；第三,把廉政作为一级指标单独考核,而且要排在首位；第四,加大廉政考核的权重,不应低于其他一级指标；第五,廉政考核的内容,既要重视制度建设,也要重视个案处理；既要重视事前预防,也要重视事后惩戒；第六,建立一票否决制,如果一级政府或者一个部门发生数量较多的违法违纪案件和重大的影响恶劣的腐败犯罪案件,考核结果直接定性为不及格。(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