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馥洁：尊德性 道问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陆航 通讯员李志瑾）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京大学校园，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门就“价值观”同青年学子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来形容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对自己民族文化优势的坚定信任，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实信念，以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光明前景的坚强信心。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和强盛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走进西北政法大学，采访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的赵馥洁先生。赵馥洁先生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赵馥洁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价值思维”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代表著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专著，请问您为什么要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赵馥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实践的要求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化，价值哲学研究在我国兴起。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探讨价值文章和著作。 特别是北大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论》(《学术研究》1985年第7期)、《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论文。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并在在文章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价值范畴。我受了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启发，特别是张岱年先生的论文的直接启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问题。通过研究，我觉得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以往的中哲史研究，未对这些思想予以关注，没有被重点开拓，从此我就明确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文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观》。该文是为1987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会后收录于《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之后，我相继发表了《价值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哲学动态》1988年第8期)、《儒家哲学的价值论》(《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儒家的价值目标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论<易传>的价值观》(《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等论文，展开了系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1989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研究》，获准后了于1991年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西方哲学重视对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比较而言，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体系？它们的意义何在？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赵馥洁：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提出价值理论基本上包括两个层次(或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原理，或叫价值的原理论，它探讨价值的本质、特性：分类：评价等一般性问题，重在解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多种多样价值的共同本质问题；二是价值规范理论，它研究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在面临着许多价值对象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人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具体选择。 西方哲学比较重视的是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则不太关注价值原理，而是关注价值规范，也就是说，不重视讨论价值是什么，重在讨论怎样才有价值，重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活动。以此而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原理论部分相对薄弱，而规范理论部分却十分丰富。 虽然，“可欲之谓善”、“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富有之谓大业，曰新之谓盛德”、“和为贵”等命题，都是对价值的一般本质的规定，在价值分类、价值评价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深湛的论点；对主体需要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哲学家们的主要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而是着重论述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追求什么才有意义，应该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之，提出了如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等价值规范，进行分析、比较，确定选择方向。 重视价值规范这种现象与整个中国哲学不太着力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而特别关注现实生活实际问题这种致思趋向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提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即：①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②价值观的演变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等价值；③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力、维系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当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您认为，我们民族价值观的演变会不会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赵馥洁：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以人们的利益和需要为依据的，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同时，上层建筑内部其他因素的变化对价值观念也有影响。 价值观集中表现着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和支配能力，即集中表现着人的主体性，价值观念的演变其实质是民族主体性的演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宋以前是强化过程，宋至清是弱化过程，辛亥革命以后是复兴过程，并逐渐趋于强化。在这一历程中，中华民族价值观演变所表现主要特征是： 1.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中华民族不执迷于宗教的彼岸价值，也不执着于物的价值。价值观演变历程上的每个环节都可视为对人的价值的某一侧面的探求和弘扬。因此中国人在近代以前没有发生过人的价值的失落。 2.价值观的演变的主题基本上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 3.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和民族生命力的维系。使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命维新”。 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当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民族价值观必然会随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相融通的特征，具体指什么？ 赵馥洁：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是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自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之特质，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我通过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也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新看法。我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文杂志》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这些观点，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观点概括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特质。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所谓“应然”原则指论述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融合相贯通的。 “必然”(包括“实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会贯通，既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是其理论建构的范式。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贯通性。无论是建构本体沦、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论，还是建构其它哲学理论，都将其与价值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也就是将“应然”的原则贯注于“必然”原理之各个论域，使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人生、价值与认识相融通。 一、本体存在与价值境界的融通 二、历史规律与价值追求的融通 三、认识过程与价值意蕴的融通 四、自然生命与道德价值的融通 上述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生命相互关系的理论表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理论思维，乃是一种典型的融通性思维。正由于这 几个方面的融通，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价值类型 论中，也体现着各类型间相互蕴含、相互融通 的观点。儒家以善统真、美，凡是善的价值即是 真的、美的；道家以真统善、美，凡是真的价值即是善的、美的。虽然，儒家祟善，道家贵真，价值取向不同，但其融通真、善、美的思维路径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对我们认知自我、认识社会、了解世界有哪些现实的指导意义？ 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必然”与“应然”相融通融的特质有着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它所蕴涵的思维经验和哲学智慧，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特征的突出优点是克服了价值与事实、“实然”与“应然”相割裂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多数哲人，几乎都赋予客观事实以价值意义，都赋予事实判断以价值含义。他们融通价值与事实的方法主要是将主体人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因素如情感、意志、信念、理想、德性、情操、美感等等直接投射到客观事物之上，从而使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如果说，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哲学家，是在承认事实客观性和肯定价值主观性的支点上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开来的话，那么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在把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 的基点上将价值和事实相融合相贯通。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由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的所谓“休谟问题”！ 二、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大意义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宗旨。中国哲学没有孤立的宇宙本体探索，没有单纯的客观知识追求，也没有“怪力乱神”的宗教旨趣，实现人的价值是它的最高宗旨。其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其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其方法论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其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 三、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要作用是锻铸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中国哲学形上之道、抽象之理、玄远之思等“必然”原理，固然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和意义，但归根结底最终都服务于实现“应然”原则的实践活动。《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形上的必然之道意义在于，指导人的“继之”、“成之”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的目的即是实现应然之“善”。这种“继道为善”“成道为性”的理念，乃是中国哲学的突出优势。所以可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乃是“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的经典命题。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的最大的缺陷是将价值泛化，以“应然”遮蔽“实然”。即以价值存在掩盖客观事实甚至取代客观事实，以价值评价制约事实认知甚至代替事实认知。然而，这种价值思维的突出优势是追求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请您结合“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内涵，谈谈您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生自身价值定位的建议？ 赵馥洁：在张载关学系统而丰厚的精神体系中,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是其纲领,“民胞物与”的宏伟价值理想是其核心。张载就是这样一位自觉实践着自己哲学使命和认真建构了自己哲学体系的真正哲学家。 一、所谓“为天地立心”, “人之心”就是“天地之心”。既然如此, 那么,“为天地立心”…的实质就是“立人”——“立人心”。 立人之心就是开发人的智慧, 升华人的道德, 使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达到与宇宙法则 (“天理”) 相统一的精神境界。从而使人成为天地之心。 二、所谓“为生民立命”, 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 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三、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就是继承和发扬被异端思想所中衰了、中断了的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四、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 总之，“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其含义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世界观，为民众确立合理人生观，为民族建立承传不绝的道统——文化观，为社会绘制万世太平蓝图——社会观。 “横渠四句”作为张载自觉的崇高哲学使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担当，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启示。 1.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具有优良素质，应肩负崇高使命。 2.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应该负使命，尽责任。 3.一个人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 4.大学生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应该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担当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以传统格律诗的方式，对《庄子》进行了深刻、透彻、新颖的诠释，完成了《诗感庄子》这一极富哲学意蕴的诗集。请您谈谈对古体诗歌创作的感悟？ 赵馥洁：自童年时，先君以《千家诗》启蒙以来，至今逾七十年。七十年间，与诗结缘，未尝一日离也。每于学业学术之暇，常耽于学诗学词之乐。 人以诗言志、抒情、说理，实乃人内在精神生命之感发也；人对诗之阅读、吟诵，写作，皆是诗对人内心世界之美化也。诗以人而提升境界，人以诗而美化精神。人创作诗，诗美化人，双向互动，循环往复，使人生与诗境共趋于真善美也。 静致斋诗稿乃余平生诗作之汇编也。所选之诗，其题材或绘人世之景、人间之态，或叙人物之品、人际之谊，或抒人伦之情、人生之感，其主题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鉴赏，有对古代哲人精神境界的赞美，有对学术著作的题咏，有对学界交游的述怀，有对亲情友情的抒发，更有对人生形上姿态的追求。故七十多年来，其学其行，其游其遇，其情其志，其感其悟，皆在诗中有所吟咏。 诗感庄子是以中国传统诗的七律体式，感悟《庄子》一书的思想、观念和意境的组诗。是我于2008年3月至9月期间创作的，当时我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而重读《庄子》，当我读到《天下篇》中庄子说他的思想不能用“庄语”---庄重而严肃的语言表达时，忽然悟到，庄子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是超越逻辑语言的“思”，而这种“思”正是“诗思”“诗意”。于是就决定用诗来诠释、表达庄子的哲学。这正是我在《跋诗》中写的“庄语已难明道意，精华最好入诗弦”。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阅读、构思，到写作、修改，我完成了这组诗的创作。“诗感庄子”组诗共35首，第一首为序诗，最后一首为跋诗。其间按庄子一书的目次顺序，每篇用一首诗感悟、诠释。全书33篇，写诗33首。这些诗力求用独特的方式、诗的语言，表达庄子的哲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赵馥洁：我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前，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和研究；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以后，转为从事中国哲学义的教学和研究。 我大半辈子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治学必须耐得寂寞。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后记中曾经说过：“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 我认为“寂寞之道”包含了三个要素，即静心、平心和乐心。人思考时心态要安，心情要静，才能思维。所谓“平心”就是要以平淡的态度看待名利和功利。而“乐心”是一个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我认为，一个人自己能够心态快乐，那就是学术研究当中寂寞之道的重要内涵。乐在其中，一个人才不会屈于任何外物，才不会受外在利益的诱惑，从而自得其乐。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能体现人类的一种真善美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成果当然有社会意义。把人类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保持一种静心、平心和乐心。

深入推进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 通讯员 张佼）法治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领导和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承担着为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提供科学理论支撑的光荣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4月28日，西北政法大学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研讨会。与会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促进西北地区法学资源共建共享，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行交流与研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我国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书写了精彩的崭新篇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首次用专章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深远战略考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有关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成为引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如何坚持遵循法学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如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推动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这些问题成为与会学者研讨的焦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罗智勇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根本指针，法学院校作为法治人才培养和法治理论研究的第一阵地，是国家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第六巡回法庭将与西北政法大学继续坚持“互补共享、共同发展”原则，强调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交流协作，以共同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开展司法审判实践成果转化和司法课题研究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拓宽交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全面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再上台阶。 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赵昶葆表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建立高水平法学理论体系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增强政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优化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以研讨会的举办为契机，从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凝聚共识、汲取力量，为贯彻落实好中央部署要求、推进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共同谱写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向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转化，是法学院校的工作重点。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表示，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使命自觉，在培养传承红色基因、德法兼修、理实并重的时代新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勇做服务地方发展的“智囊团”“思想库”“人才库”等方面勇于担当作为，积极为法治中国建设和陕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西北政法大学将持续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握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实践要求，做到思想再统一、任务再聚焦、行动再发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再上新台阶。 加强法学教育、繁荣法学理论研究是政法院校的神圣使命。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范九利提出，我们要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法治建设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和实践成效的研究。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法学教育和法治实践更好融合，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立足西北实际，开展有组织科研，促进高水平成果产出，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黄文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寿国，甘肃政法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史玉成，西北政法大学校长助理汪世荣分别在各自的主题报告中提出，法学界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法学理论研究，深入学习把握党领导法治建设的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经验，教育引导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努力做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提升法学研究能力和水平，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理论支撑。

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举办2023年居民体育文化节 4月27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2023年居民体育文化节在社区运动场开幕。 本次活动竞赛项目结合社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特点，集趣味性与运动性为一体。居民群众积极热情参与，现场气氛非常活跃，加油声、呐喊声连绵不断，欢笑声此起彼伏。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忙的不亦乐乎，灿烂的微笑充满活力，笑容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所有的参赛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运动带来的欢乐氛围中。 兑奖处，参赛居民纷纷拿着兑奖积分卡兑换出丰盛的奖品，王阿姨兴奋的说：“这次居民运动会太好了，给社区点个大大的赞”。 活动当天，社区还邀请西安市雁塔区中医医院开展爱心健康义诊活动，为群众健康提供医疗咨询与保障，解答居民的各种疾病问题，对其身体症状进行相关的讲解并给予合理建议，把免费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随着社区体育文化节开幕，年内社区还将举办各类文化体育活动，进一步丰富社区居民群众的文体生活，增进邻里间情感交流，让居民们感受社区家的温暖和新时代的幸福生活。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传承马锡五精神 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 4月22日，由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共同成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新京报社举行揭幕仪式。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马锡五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面旗帜，他深入群众，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中国的法律人。在今天，希望更多人能够传承马锡五精神，发扬马锡五式审判方式，了解先辈们深入群众的务实作风，学习他们推动法治进步的坚定情怀，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立足红色传统，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 新京报：西北政法大学诞生于陕北，请简要介绍一下学校创建的过程？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和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是一所具有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高校。1949年，延安大学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承担起为西北地区政权建设培养干部的任务。1953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更名为西安政法干部学校。1956年，更名为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成建制调入，组建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成为一所政法类普通高校。1963年，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2006年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新京报：马锡五审判方式同样诞生于陕甘宁边区，西北政法大学是否对这一传统有更多关注？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始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高校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校就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一代代专家学者深耕细作，产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形成了广泛的学术影响，积淀了优良的学统传承。已故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杨永华先生是我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多部著作，为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1月，学校成立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旨在深入开展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司法精神、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继承先辈精神，培育新一代深入群众的法律人 新京报：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深入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而获得广泛赞誉，西北政法大学如何把这种精神融入人才培养中？ 范九利：西北政法大学特别着重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与法学高素质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学校系全国首家为法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开设《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选修课的高校，2021年底《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获批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我校编写了国内首部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教材《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概论》，2023年教材获得陕西省优秀教材一等奖。比如2023年4月，由我校和陕西省法学会主办，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的“新时代背景下革命根据地法制史课程教学与教材建设”交流研讨会在我校召开，为进一步推动全国政法院校、法学院校革命法制史课程教学与高质量教材建设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新京报：此次西北政法大学和新京报共建“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你希望基地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九利：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发挥好我校马锡五审判方式和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既有优势，将科学研究与传播传承有机结合，大力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传播红色法治文化，服务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借此了解先辈们深入群众的务实作风，学习他们推动法治进步的坚定情怀，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马锡五之子马秦宁：父亲常说“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4月22日，由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共同成立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在新京报社举行揭幕仪式。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参加了揭幕仪式，他表示：“我父亲常说，苍天在上，人民为大，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以我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司法工作者集中智慧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功经验，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今天的社会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不管怎么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深入群众之中的工作方式永远不会过时，仍然激励着一代代法律人。” 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马锡五被陕北民众称为“马公道” 新京报：您和您父亲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马秦宁：我父亲的一生颇为传奇，他出生于1899年，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父亲出生在陕北志丹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走上社会那天起，他就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民群众的苦难以及人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绝望，父亲一清二楚。他性格豪爽，热衷于助人为乐，村里的百姓都信任他，他愿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被陕北民众称为“马公道”。只要是老百姓的事，他都会热心帮助解决，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您父亲就有了解决民间纠纷的经验，后来他是怎样把这些经验发扬光大的？ 马秦宁：后来，我父亲遇到了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并在刘志丹的带领下走上了为民族解放和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道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为人民得解放、为民族求独立，是我父亲一辈子追求的信念。他先后从事过兵运、抗捐、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以及经济后勤保障等工作，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刘志丹同志称他是“红军的大能人”。父亲的群众工作经验就是在当时的群众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他的工作成绩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并专门为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踏上司法之路，创造群众参与的方式 新京报：您父亲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司法实践的？ 马秦宁：1942年后，父亲出任陕甘宁陇东地区专员并兼任陇东法庭庭长期间，正式开始司法审判工作。父亲仅仅读过三年私塾，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一开始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困难还是很大的。好在父亲从事的工作一直都是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群众基础很好，对群众工作非常熟悉。父亲又是陕甘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知道群众的基本情况。因此，他兼任陇东庭长时就坚持下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案情，和群众面对面地沟通交流，这样既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也解决了群众“畏官”和“怕打官司”的问题。 新京报：您父亲在怎样的条件下创造出深入田间地头、贯彻群众路线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 马秦宁：当时，陕甘宁地区的交通不方便，偏僻地区的群众到县城打官司路途很远，很不方便，我父亲就经常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情况。我父亲主导案件审理，群众往往会踊跃发言，群众参与实际上就是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过程，便于从中了解案情。他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采用“公开审判”和“群众参与”的方式，所有的案情事实都在明面上，群众就容易接受这样的审判结果，所以案件处理完后，原告与被告及群众都非常满意。 一生心系人民，不送孩子上干部子弟学校 新京报：在您记忆中，父亲是怎么工作的？ 马秦宁：我九岁的时候，父亲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一家人也跟着来到北京。但我父亲仍然坚持群众路线，他有这样的情怀，并且坚守了一生。那时候，有很多陕北老乡会来北京找我父亲，我父亲告诉工作人员，一律不能拒之门外，他会把老乡请到家里，给他讲老家的变化，如果有什么案件，他也会让秘书记下来，便于和当地协调。他告诉我们，他做这个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为老百姓办一件事，老百姓都会记住你、感激你、感谢你背后的共产党。 新京报：您父亲坚持原则、守护情怀，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秦宁：影响确实很大，举例来说，我上学时，他不让我上干部子弟学校，而是送到了普通小学。我高中毕业后，他又把我送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他对我说，只有吃了苦、受了锻炼，才能更健康地成长。这种影响不只是得益于他的“言传”，还有他做的事情、他的经历、他受到的尊重等，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比如评剧电影《刘巧儿》的故事原型，其实就是我父亲在陕北判过的一个案子，在那个案子中，刘巧儿的原型叫做封捧儿，其父贪慕虚荣，使得封捧儿婚姻不得自主。我父亲在深入调查之后，维护了封捧儿的婚姻自由。几十年后，封捧儿七十多岁了，有一次见到她，她还拉着我的手说：“马专员好人啊！”为什么会有这么持久的影响力，是因为父亲真正为老百姓做了事情，改变了群众当时对婚姻的认识，懂得了如何争取自己的幸福，所以老百姓永远记得他。

“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 4月22日下午，“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在新京报社举办。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中华司法研究会秘书长李晓，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等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马锡五亲友代表出席并进行交流座谈。 4月22日，“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幕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在新京报社举办。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共建实践基地，服务法治建设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以马锡五的名字命名的。延安时期，马锡五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审判过轰动一时的“封捧儿婚姻案”，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从事司法工作20年间，马锡五为人民司法工作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整套“注重调查研究、方便群众诉讼、就地解决纠纷”的司法理念和审判制度的统称，承载着新中国红色司法文化一切为了人民、注重调查研究、就地化解纠纷、追求案结事了、倾听群众感受的精神内核。源于人民、为了人民是人民司法的根本属性，是人民司法传承至今的红色基因。 2020年11月16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其作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今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将其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并未过时，大力弘扬、传承践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同样具有十分独特的时代价值与重大意义。作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新京报社深刻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需要主动服务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基于这一使命，新京报社与西北政法大学精心策划、积极作为，共同建设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旨在探寻法治初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 位于新京报社一楼的基地展厅，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分五部分对“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过程、马锡五审理的经典案例、马锡五的生平等作了详细介绍，呈现了马锡五光辉的司法生涯，以及“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汪世荣、马秦宁、刘军胜、范九利（自左至右）为“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揭牌。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主题座谈会共议“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座谈会上，各方领导、专家学者共同见证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的揭幕仪式，并围绕“深刻认识马锡五审判方式，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进行了深入交流，对于线下基地与线上平台的未来建设与运营，给予意见和建议。 著名法学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徐显明以视频形式致辞。他首先对基地揭幕表示祝贺，并指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内涵在当代具有重大价值。一方面，它具有红色基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创立的，这是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和我们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要求一致，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都有发扬光大。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中华司法研究会秘书长李晓表示，“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司法理念和审判制度的创造性贡献，是人民司法制度的源头活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被誉为“东方经验”，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弘扬。希望基地继续发扬马锡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精神的价值追求，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表示，新京报和西北政法大学共同建立的基地找到了新时代法治文化的创新点，不仅阐释和挖掘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原貌，更重要的是对实现人民司法宗旨的推动作用。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围绕基地建设，阐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价值。他表示，学校将以此次基地揭牌为契机，加强与新京报社的全面深度合作，将科学研究与传播传承有机结合，大力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传播红色法治文化。 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介绍，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已出版相关著作5部，发表研究作品近百篇，下一步将深入做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将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做大做强。 马锡五之子、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顾问马秦宁生动讲述了父亲的生前故事，从红色基因传承的角度阐释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持久生命力。他提到，以马锡五为代表的老一辈司法工作者集中智慧创造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 会后，各位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论法有方”APP全新上线 在“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建设的基础上，新京报社同时研发了“论法有方”APP，借助媒体优势，探索拓展内容传播、信息服务新方式，面向全社会提供普法宣传教育、法律问题咨询服务，以及法律学术互动交流的专业平台。 范九利、刘军胜、李晓、张生（自左至右）共同启动“论法有方”APP上线仪式。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论法有方”APP将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机融合，有助于真正搭载起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载体、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法治教育基地平台、形成法治服务群众的新型载体、建立媒体连接法治服务的移动载体。

4月20日上午，2023年“耕耘者振兴计划”西安阎良乡村治理骨干送教班开班，共有来自阎良区的60名乡村治理骨干参与其中。本次培训为期5天，旨在培养一批具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协调、与现代化乡村产业需求相适应，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治理骨干团队。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讲授、主题研讨、案例分享、分组路演等多种形式开展。由西北政法大学从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精心准备，邀请了陕西省委农办、西北政法大学及深圳经理学院的专家学者、学员代表，通过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相关政策的解读，全国乡村治理优秀案例的拆解及应用，结合信息化、数字化工具，引导乡村治理骨干吃透政策，学会使用新型互联网工具，为阎良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推动广大农村社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耕耘者振兴计划”是农业农村部发挥社会力量，助力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由农业农村部与腾讯公司合作组织实施，面向乡村治理骨干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开展的免费培训。本次培训是农业农村部全面启动“耕耘者振兴计划”之后，西北政法大学举办的首期“耕耘者振兴计划”乡村治理骨干送教班，将对提升当地乡村治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起到积极作用。

西北政法大学聚焦“四力”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深刻把握后疫情时代学生心理育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聚焦“四力”，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新局。 ——顶层聚力，强化安排部署。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前，该校两次召开学生返校专项工作会议，集中研判“后疫情时代”学生心理的共性问题，重点部署开学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疏导工作。该校制定实施《西北政法大学以“开学第一课”为重点开展春季学期系列教育引导活动工作方案》，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安排部署。校院领导下沉一线，深入学生班级、宿舍、食堂进行走访调研，了解学生心理、思想状况及现实需求，把脉问诊，用心护航学生心理健康。 ——全员合力，细化精准排查。该校依托家校联动机制，开学前由辅导员对上学期出现危机事件的学生及家长进行回访，提前研判重点学生的心理、思想状况。开学一周内完成全体学生心理健康排查，为重点学生建立、更新心理档案，做到全面掌握、不漏一人。对因心理原因休学期满，本学期复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评估，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疏导策略，确保学生健康安全。 ——多线发力，深化心灵培育。该校开展开学系列主题班会，由心理中心专职教师精心准备班会内容，确保主题班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应对学生关心的返校适应、期末考试、疫情焦虑等问题，发布系列微信推文，增强学生心理问题觉察及主动求助意识。该校精心组织为期15天的“春华暖心”开学季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展，全方位宣传普及“后疫情时代”心理保健知识，引导学生以更加理性、阳光的心态投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 ——朋辈助力，优化帮扶机制。该校严格遴选、系统培训，发挥“蒲公英”朋辈辅导工作室的帮扶优势，建设专门场地、开通倾听热线，50余名朋辈咨询员扎根学生之中，提供倾诉疏导服务。该校发放《致班级心理委员一封信》，各学院组织召开心理委员及宿舍舍长会议，强化学生骨干的朋辈辅导和危机观察职责，鼓励他们主动开展丰富多样的朋辈育人活动。该校创新“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按宿舍楼层设立朋辈辅导员，积极开展朋辈教育帮扶活动，强化心理疏导、学习互助、隐患排查、矛盾调解等环节中的朋辈帮扶力量。

完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 更好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 王 健 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擘画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领导体制、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相关要求和组织实施保障，对于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意见》关于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的安排部署，充分体现了坚持问题导向和对重大问题敢于啃“难啃的骨头”的一贯要求，抓住了我国法学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到2025年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的目标，为解决过去多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过去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和政策依据。 形成更加完善的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首先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领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中央依法治国委加强统筹规划，加强中央依法治国办对法学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中央依法治国委在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重大问题上居于牵头抓总的位置，管宏观、谋大局、抓大事，研究提出战略性、前瞻性方案，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重点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总揽不包办、统筹不代替、到位不越位。中央依法治国办加强对工作的协调、督促、检查、推动落实，在组织管理体制上体现坚持党对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全面领导的政治要求。 其次，要加强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对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会同有关法治工作部门密切协作、形成合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强教育和司法行政两部门对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是从明确法学教育管理责任主体和管理权限的一般意义和表述内容的完整性上讲的。教育主管部门多年来积极履行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全国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校。目前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不断推进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赋予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于司法行政部门，首先要赋予其管理指导高校法学教育的职责，解决司法行政部门在机构设置、职责范围和人员编制从无到有的问题，进而不断加强。改革开放后，司法行政部门遵照中央指示积极恢复和发展法学教育事业。2000年全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后形成的目前的机构职能和职责范围并不包括管理指导法学教育的内容。加强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学教育工作的指导，是当前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关系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如何有机衔接以及能否实现2025年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建设目标重中之重的工作任务。 第三，要推进法学院校改革发展，分类建设和管理法学院校，发挥好重点政法院校的骨干示范作用。《意见》用“法学院校”一词指称法学教育机构，仅在完善管理指导体制部分使用了一次“政法院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整合全国法学教育资源基础上，按照全国大区均衡布局的需要设立的五所政法院校，在布局和功能上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引领性和辐射带动效应，为新中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时代要充分发挥重点政法院校的骨干示范作用，就必须对政法院校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必须要有若干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影响带动全国各大区域的重点政法院校作为工作抓手，仅有一两所面向全国的政法院校根本不够。 第四，发挥好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全国司法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法学专家委员会作用，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委员比例，优化人员组成，提高法学教育指导管理水平。此外，各级党委、法治工作部门、中国法学会、组织人事、宣传、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都要按照《意见》要求履行好相关职责。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党组织履行好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资源信息网络平台，推进资源整合，实现系统集成、资源互联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