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网讯(记者 凌旎 房建建)今天(4月15日)下午,省政协“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月度协商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上,农工党陕西省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晓宁表示:水资源短缺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我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陕西黄河流域实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 李晓宁说,自2011年至2019年间,陕西总用水量持续增长,各行业用水量持续增长,其中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用水10年间分别增加5.10、1.60、6.33、2.38亿立方米。其中,农业始终是用水大户,占用水量的50%以上。全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低,各地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供需矛盾突出,部分区域水污染严重,水生态与环境形势严峻。 对此,李晓宁建议,要提升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重点是提升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应持续扩大农业灌溉节水工程,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因地制宜确定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并严控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积极扩大节水耐旱作物种植比例;完善农业节水补偿机制,激发农户自主使用农业节水技术。 “解决我省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问题,必须节流与开源并举。”李晓宁表示,陕北应加强生态保护,加大水资源的污染防治与监管工作,改善水资源质量,进一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压力,分别在延安、榆林等地区新建大、中、小、微相结合的调蓄工程,实现引黄调蓄系统化,推进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充分利用长江流域的充沛水资源,加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为陕西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保障。 李晓宁还建议,要加大沿黄地区污水治理措施,提升污水处理率。重视黄河流域周边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保护源区、河口等关键区域;对于工业废水排放进行严格把控,制定流域辖区企业排污标准,对污染严重或排放标准不合格的企业应采取改造、关停的措施,加大惩罚力度。
2021-04-16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当前全国各地正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校新闻传播学院李清霞教授2018年8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文章《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两年多来先后被人民网、光明网、中国青年报、中国社科网、乡村振兴之路微信公众号等多家媒体转载,受到广泛关注。 探索传统文化村落现代化 李清霞 村落是人类文明的文化遗存。近年来,许多地方将传统文化村落作为乡村文化旅游的经济增长点,那些所谓的“传统文化村落”,越来越难以承载现代人的精神乡愁,村落研究也成为世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选题。 去年,参加地方政协组织的“精准扶贫”调研活动,委员们欣喜地发现:在陕西关中农村,有亲属的贫困户,大多数人都受到亲属的扶助,其生存状况明显优于鳏寡孤独。这些亲属都是自发自觉自愿地扶持身边那些生活困难、劳动能力弱,或者因病致贫的亲人。亲人族人间相互扶持的优良传统在陕西周原与渭北地区传承较好。 陕西周原是周朝礼乐文化的发祥地,周礼既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准则,也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更是历代文人完善道德人格的教育方式。《周礼—地官—族师》中就有乡村自治的内容;北宋张载曾撰写《井田议》,按照《周礼》的模式,带领学生在今周原眉县横渠镇崖下村验证井田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吕大均制定的《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民间法规,直接影响了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周礼村落是周礼文化的“活化石”。 《周礼村落》选取的调研样本就是陕西省岐山县周礼北村(北郭村)和周礼南村(堰河村),北郭村和堰河村是周原地区形态保存完整的周礼文化传统村落。调研团队从历史和现实双重维度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宗教信仰、饮食起居、民俗文化、现代民俗旅游等,探讨了周礼村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民俗旅游发展,及社会变革中家庭互动下周礼文化的辐射作用及其文化传承等社会问题。 该著是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项目的成果之一,样本选取具有重要意义。罗新远教授带领的调研团队经历了两年多的调研与写作,完成了这部田野社会调查专著。《周礼村落》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农村的影响,探究乡土礼俗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1]传统文化村落的现代转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周礼村落》提供了传统文化村落及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新的路径。周原在今陕西境内,西起汧河,东濒漆水河,北倚岐山,南至渭河,包括今天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大部分区域和宝鸡、眉县、乾县、永寿的小部分区域。《周礼村落》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考察了周礼村落的周“礼仪文化”与民俗文化传承,考察了二十年来周礼村落以周文化遗存为依托的民俗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市场经济对周礼村落的深刻影响,及周礼文化与现代文明、农耕文明与市场经济等的矛盾与冲突。调研发现,周礼村落虽然经历了现代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但是周礼文化的民间积淀深厚,生命力顽强,当地人自觉地将市场经济的契约观念与周礼文化的道德意识及关学的求实精神有机结合,形成了“功”“利”与“德”“礼”相融合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这样的传统文化村落承载了更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都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也将具有长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周礼村落》采用了“政府—市场—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周礼村落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历史文化观照,将其土地流转、村庄管理、民俗旅游、家庭结构、民风民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特征,充分展现和论述,使读者对周礼村落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人文精神等有一个立体而全面的把握。研究团队还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精神基因和现代形态的基础上,对周礼村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精准脱贫”目标,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愿景,提供启示与借鉴。 文字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8月17日 第 07 版)
2021-04-16陕西开展国家安全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让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观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 成全勃)4月15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推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结合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围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和迎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举办营造良好氛围”活动主题,组织开展了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系列教育活动。 4月8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委国安办在“法宣在线”陕西省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平台举行国家安全专题学法考试,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学习掌握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同时,着力抓好领导干部的国家安全普法教育,将国家安全法律知识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提升领导干部国家安全意识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4月11日至30日,省委普法办、省司法厅组织各地各部门参加全国普法办在智慧普法平台(中国普法网)、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举办的“齐参与”“4·15有奖竞答”活动,在全省掀起国家安全法律知识普法热潮。省委普法办还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副院长王东明录制《国家安全法的基本内容与时代使命》、邀请西北政法大学医药卫生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进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编制《校车安全法律法规手册》等,于4月15日前联合省教育厅在中小学进行全网推送,让青少年从小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省委普法办和省司法厅还在法治陕西网开设“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专栏”,推送国家安全法治宣传资料、挂图、展板模板,推出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小课堂,开展网上普法。在省司法厅网站、“陕西司法”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家基本法律知识宣传应知应会电子题库》,突出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30余部法律法规,加深社会各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增强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促进依法防控疫情、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2021-04-15□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法学本科专业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实施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最有代表性的一项教育制度。它是标准的法学学制系统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法学院校教学设施的主体和判断一个法律职业者第一次接受法律教育程度和状况的显著标识。法学本科专业教学的内容结构与方式方法,最能反映一国法律制度的基本样态,并因而成为比较法学或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了解其他国家的法律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关注它的法学第一学历教育情况,包括美国的JD。 学科和专业是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个不同概念。学科是知识分类概念,专业是人才培养概念,是知识分类概念实际运用于知识传递活动的结果。一个学科可以成为一个专业,但一个专业往往由若干学科交织组成。学科的划分由专家、学者采用学术标准设计完成,是一个学术行为,而专业的设置在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审批制,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专业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科学性和规范性,还会考虑区域布局和管理等因素,以“控制专业”和“特种专业”加以标识。 学科及其分类概念的确立是晚清移植西学分科模式并与我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不断糅合的结果。中国传统与当今知识分类的主要差别在于接受并确立了分科设学和学务专门这两条原则。受苏联高等教育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和使用“专业”概念,指“专门职业”或者“一种专长”,满足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专门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成为高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和教学设置的基础。历史上法学类先后设置过许多不同的法学专业,目前主要是法学专业,此外还有少数高校开设知识产权、监狱学等具体专业。 “本科”一词源自清末新学制,对应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的层级设置依次开展大学预科、正科、研究科教育。本科即实施大学科目的教育,它是预科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又是高级研究科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今天的法学本科概念,沿袭了近代学制的这个传统,内涵明确而稳定,通常是以高中毕业为起点,经过四年左右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的法学专业学习的教育制度。规模上,截至2020年8月,我国有635所高校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约占全国高校的50%。在校人数少的有几十人,多的有一两千人,相差较大。法学专业的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堪称世界之最,其中近七成的法学专业是最近20年间新开设的。区域分布上,可以说从最东边的佳木斯大学到最西端的喀什大学,从最北边的黑河学院到最南端的三亚学院,法学专业的设置早已遍布神州大地,法科学子的弦诵之声通达四至。从历时性上看,在这些历史长短不等的法学专业中,天津大学的前身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于1895年开设“律例学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学法学专业。北京大学法学专业除1952年至1954年院系调整短暂撤销外,自京师大学堂时代至今未曾中断,是我国开办时间最长的法学本科。若从持续不断的意义来看,吉林大学法学专业自开办至今从未中断,时间最久,迄今已有73年。法学专业依存的高校主要隶属于教育部、中央和国家其他部门、地方政府和军队系统。虽然法学专业遵循统一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办学标准,但也因此导致各高校经费、师生编制以及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的问题。 了解法学本科专业的内涵,只要看一看它的教学计划便一目了然。经典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通常包含培养目标及其具体规格、学习年限与时间安排、课程目录和教学环节四个要素。实践中,高校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的指导性教学计划为模板,结合自己的师资条件等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性教学计划。各高校的专业教学计划之间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不同时代的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课目、学习时限和相关要求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刻反映出法学教育与特定时期现实政治需要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要求,着力废旧立新,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的法学教学体系。到1960年代前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的体例结构和内容要素基本定型。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不断修订和丰富完善,在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理论知识教学与实习实践训练、本国法与外国法教学内容等关系的处理更加成熟和稳定。2018年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开始实施《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该标准对法学专业构成要素,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规范、教师队伍、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质量保障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规定了总量约为160学分、“10+X”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模式,即除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法律职业伦理10门课程之外,允许法学院校在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财税法9门课程中任意确定5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一课程设置模式,既坚持了专业内涵的最低标准,又为法学院校开展个性化人才培养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法学本科专业教学制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了一个新发展水平。
2021-04-1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学习“四史”的重要指示精神,4月13日,“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全国巡展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举行。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有关负责人、部分学生代表等参加活动。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与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就此活动签订了合作协议 “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全国巡展活动,是由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深圳全接触党支部联合承办。活动通过以Vlog、短视频“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创作,讲述建党百年来引以为傲的故事,生动呈现大学生视角下的百年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活动发起之后,学生们积极热情,投稿踊跃。接下来,项目组将对作品进行综合评选,选出100个优秀短视频,在校内外媒体上进行展播。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之际,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重温历史,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坚定信心,为更加美好的生活去努力,去拼搏。”现场,参与投稿的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生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而且用互联网短视频的方式讲述‘四史’故事,符合时代特点,是当代大学生非常喜欢的方式,也为我们青年学生搭建了很好的学习成长平台。” “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西北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孙江表示:“在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方式,是教育大学生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我们对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有很深的感悟,也有很多生动的故事讲述。通过这次活动,对于广大青年学生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观西北政法大学大数据与舆情监测研究中心 启动仪式上,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与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书记朱贵彩就此活动签订了合作协议。朱贵彩表示:“这也是继深圳全接触成为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实习基地后,又一次校企合作新举措。这样的‘联合行动’不仅能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热情,让大家自觉听党话、跟党走,同时也是企业宣扬党的形象,传播党的声音,回馈社会的一种创新方式。我们要凝聚力量,共同为党的百年华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此外,深圳全接触党支部与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联合编写《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书籍,作为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并在仪式上宣布正式启动。 据悉,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是由广东省委网信办、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指导,广东省互联网行业党委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活动于2018年12月开始筹划,2020年5月全面启动,主要通过遴选100件党的历史上“第一事件”,以绘画、视频、讲故事等形式展现大学生网民视角下的百年辉煌历程。“百年第一”大学生讲述建党百年故事短视频是其中以“短视频创作”为主的分项活动,受到广大学生欢迎和社会各界好评。接下来,大学生网民“百年第一”活动将陆续走进全国其他高校,结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用创新的方式学“四史”,教育引导大学生拥护党的领导,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洪流。
2021-04-1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治理目标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以实现人民自我管理为目标,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降低了政府成本,也培育了公共精神。 在治理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性、节约性和高效性的原则。人民性原则,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办大事,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节约性原则,体现为节约行政成本,遏制“三公”消费,崇尚节俭、耻恶浪费。高效性原则,体现为“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提高办事效率,讲究工作实效。 在治理道德上,中国共产党人彰显了仁爱、谦逊和诚信的政德品质。仁爱之德,表现为爱惜民财民力,为民减负,使人民富足安定。“十三五”新增减税降费超7.6万亿,宏观税负降至15.2%。谦逊之德,表现为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诚心诚意拜群众为师,甘当人民的小学生。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去拜群众为师,接受教育。诚信之德,表现为对党和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 在治理措施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善治之道。通过加大机构整合力度,优化政府职能,使政府效能得到全面提升;通过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通过健全党和国家监督的制度体系,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使监督机制更加系统集成、协同高效;通过规范和完善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遵循,提高了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当前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等建设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为实现“十四五”规划中的“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中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注: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生态与廉价政府的互动影响机制研究”(编号2016A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鲁洋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浩 西北政法大学纪委综合室副主任
2021-04-08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要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四史”教育。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明确“四史”教育的价值主旨,即讲清楚“三个为什么”。 一是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能”,是指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危机和挑战,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成功密码蕴藏在“四史”之中。“四史”虽然各有侧重,但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浴血奋战,不断走向成熟,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初步取得国家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历史。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砥砺奋进,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功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在“四史”教育中要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的引领地位和核心作用,要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创造力、凝聚力、生命力、执行力,是其“能”之所在。 二是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行”,是指马克思主义自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以来,就在中国大地上放射出灿烂光芒、结出丰硕果实。其理论奥秘也在“四史”中得以寻索。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中国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的历史。改革开放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实现历史性飞跃,取得新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发展的历史,更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实践,进而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见,“四史”中贯穿的另外一个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科学运用。因此,“四史”教育中必须突出讲授马克思主义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之间的生死攸关性,要讲清楚其“行”之所在,即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三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是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又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广泛赢得了国际社会赞誉和关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开展“四史”教育的另一个主线。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都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史。因此,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之所在,是“四史”教育的又一个价值主旨。具体而言,就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换言之,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就好在: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之新境界;秉持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提高了中国综合国力,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开创了人类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在内,必须学好的一门必修课。只有把握好“四史”教育的三条主线、价值主旨,才能真正使“四史”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注: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重点教改项目(XJY201804)阶段性成果】 李云: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021-04-06吉同钧(1854—1936),字石笙,陕西韩城人,是清末著名律学家、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大清律讲义》《现行律讲义》《秋审条款讲义》《审判要略》《乐素堂文集》《乐素堂诗存》等。吉同钧十九岁考取秀才以后,科场蹭蹬,经历五次乡试、四次会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七岁时方中进士,分到刑部任职。刑部向分两派,当时的当家堂官是陕派律学大家长安薛允升,重视“乡谊”,对吉同钧格外提携和指点。薛允升“谆谆以多看秋审相告语,并为摘要指示”。从此,吉同钧“在家埋头读律,手抄《大清律》全部,皆能成诵。旁搜律例根源数千卷,并远绍汉唐元明诸律,参考互证,必求融会贯通而后已”。 崇芳曾说:“秦人钟太华严肃之气,代出法家,长安薛大司寇为其大宗,所著《读例存疑》一书,风行海内,然亦止贯穿古今,若云博通中外,尚须让作者独出头地,统观各著,始知余言非虚誉也。”(《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谨跋)吉同钧身处历史的转折点上,对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通过对中西法律优劣短长的系统比较,对传统法律更加自信和坚守,而不能简单地以顽固保守视之。萧之葆《吉石笙先生圹志铭》:“盖先生于法律一门,寝馈其中者数十年,晚又博考欧美各法,故能荟萃今古,淹贯中西,非仅娴习例案可比。论者谓薛公法学亘绝千古,承薛公之后者先生一人而已。” 1906年,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法政学堂、法部律学馆、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其在法律学堂讲学,专主唐律清例。其在孔教会演说,专尊四书五经”。民国时“犹拖小辫,一言一动,推之衣服器用,均不变旧日面目,有人笑其顽固,讥其迂腐者”。吉同钧也自号顽石山人,但他真的思想顽固守旧吗? 实际上,吉同钧“尝慨慕外国轻刑之刑,思革重典”,早在“甲辰八月”(1904)便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提出减轻刑罚建议,比沈家本、伍廷芳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还早一年。吉同钧认为“现例死罪多至一千五六百项”,比《唐律》还多。也许有人会说“今与古异,例缘时定,不得不为时变通”。但他又指出同时期西方国家“俄、法、英、德诸国死刑亦止于斩,均无缳首、凌迟、戮尸之制,且斩首之刑,英、法不过十余项,德、俄仅止二三项”,也较中国减少百倍。也许有人会说“欧亚相去数万里,风俗民情不同,未可以彼例此也”,但日本近在咫尺,其“风俗民情与我当无大异,乃彼此相较,彼之新订刑法仅四百三十条,死罪不过二十项,且止绞而不斩,虽以故杀与强盗之犯亦不处死,以视中例,多至二千数百条,死罪一千五六百项者,其轻重繁简岂可以道里不哉!”吉同钧后来奉命纂修《现行刑律》,就将《大清律例》中“凌迟、枭示、戮尸尽为废除,一切身体之刑如枷号、笞杖等刑分别改用外国监禁工作、罚金”,吉同钧减轻刑法之意得到实现。 当时国内对废除律例中备受中外指责的酷刑,不分新学、旧学,意见似乎空前一致。但当日本刑法学家起草的《新刑律》一出台,遂引起轩然大波,“旧学以《草案》为败俗、为斁伦,新学又以《大清律》为严酷、为迂腐”。在新旧交讧之际,吉同钧并没有简单地选边站队,他撰写《论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一文,调和新旧学之间的矛盾,他说:“治内地可用《大清律》,而租界华洋杂处之地则宜《草案》;治国人可用《大清律》,而对旅居中国之外人则宜《草案》。且现时可遵用《大清律》,而数十年后宪法完备之时,则可参用《草案》。” 实际上,吉同钧既不保守,也不顽固,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他以自己数十年用功甚勤的法律学识及丰富的司法审判阅历,主张“刑法无论今古,不分中外,总以不背习惯、推行尽利为要。现处中外交通、潮流共趋轻刑之时,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致与各国大相歧异,然止当损过就中,与外国不甚触背,以求适本国之用”。并引“西儒斯宾塞尔”的名言“一国之法律必须与本国之历史及国体有同一之性质,否则实行之际,流弊不可胜防”,“无论何国政令,须合于本国国情,若舍己芸人,效颦学步,必贻削足就屦之讥”。 《新刑律》一经刷印散布,外而各省督抚,内而六部九卿群相攻击,举国哗然。反对者认为“千年之礼教、服制、名分剗除殆尽”,吉同钧则居间调停,力主“旧律与新刑律草案、中律与外律可并行不悖”。他说,“夫《大清律》者,乃历代相传之法典,斟酌乎天理人情,以治中华礼教之民,犹外国之有习惯法、普通法也。《刑律草案》者,乃预备外人收回治外法权、办理华洋交涉之案,犹外国之有特别法及成文法也”。 吉同钧一直在对中西法律“絜长较短,辨别异同”,“孰得而孰失者,不惮反复推详”。他在《刑律缘宗教而生与宗教相表里论》中指出,“中外宗教不同,故刑法各别,未可以中律为尽是而外律尽非也”。本着这样持平中立的立场,吉同钧认为不应有“新旧之见横于胸中”,当然也不必有中外之互相歧视,“惟研究法律之精理,择其可行者肄业焉”。 蔡枢衡在《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中指出,“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三十年前的中国法不联接,只是具体的不联接,不是抽象的不联接;清末的变法只是旧法的扬弃或改造,不是旧法整个抛弃。抽象看来,三十年前的中国法和三十年来的中国法是联接了的。旧律中的积极的成分在新法中是被保存了的”。他又进一步说,自海禁大开以来,“中国有法律意识,而没有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也很少有意识的体系”。自我觉醒的法律意识,“所以创造的材料在中国国境范围内;认识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中国的法律、判例、风俗、习惯、学说和思想,不是外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不是外国的法律、判例、学说和思想。换句话说,创造者的感觉、表象、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根据是中国的法律、学说、判例、习惯、思想和第二阶段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历史、社会和理想等等”。 蔡枢衡受近代法律思想和理论的陶铸,他的文章作于1940年,是基于对清末以来变法及后遗症的历史考察而做的理论思考。吉同钧饱读诗书,认为“《论语》一书非但道德之渊薮,而亦历代法律之鼻祖也。即如夫子之答叶公,不以证父攘羊为直而以父子相隐为直。斯言也,盖融铸道德法律於一炉,并以道德救法律之弊者也”。凭着他的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直觉,在变法之初,预感到“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并指出:“平心而论,外国法政,各有精意,固当采集所长以资补救,惟《大清律例》恰当乎中国风土,尤当深切究明,以为判案之资。”(《京师法律学堂开学演词》) 正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的忧虑,吉同钧晚年似乎趋于保守,他在《日记》中表明心迹:“吾之斤斤欲复旧律者,盖以古律为经学之支流。欲扶孔教,必先昌明经学,而昌明经学,又必自规复旧律始。”吉同钧“有鉴于此,惧新学之心醉欧风,数典而忘其祖也,故法政、法律学堂均设《大清律》一科以示保全国粹之意”。因此,吉同钧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者,而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顽固守旧者。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24_5321197.shtml
2021-03-25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王莹莹: 重构我国公司法中商事连带责任 连带之债起源于罗马法的整体之债,形成于中世纪注释法学的理论抽象,发展于近现代民法。近现代商法将法定原因连带责任引入商事规范,构建了商事连带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与民法连带之债共同具有给付与清偿的整体性特征,但商事连带责任也具有自身的商事特性。由于商事信义义务的道德标准高于民事诚信义务,商事法定连带责任相对于民事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基于商事领域的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商事连带责任可为有限连带也可为无限连带。我国公司法未来的修订应在我国民法典连带之债规定的基础上对商事连带责任进行体系化贯通,谨慎设定法定连带责任,厘清连带责任与无限责任的关系,对有限连带责任与无限连带责任、连带清偿责任与补充清偿责任进行细化区分。 原文链接:http://newspaper.jcrb.com/2021/20210323/20210323_003/20210323_003_3.htm
2021-03-2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新质生产力由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推动,是借助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生产力形态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具有新技术、高质量等特征,显示出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迭代、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以提升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形成创新、科技、产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和现代科技正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唯物辩证法揭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法律制度将赋能新质生产力高效发展,顺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要求,及时回应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需要,调整由新质生产力发展而新增的各类法律关系,对合法合规的市场行为予以肯定评价,并规范妨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规行为,指引市场主体按照新发展要求开展商事活动,形成和保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秩序,以积极有为的法律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当前,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新质生产力全链条保护。 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新增“四新经济”企业。新质生产力依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济形态,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四新经济”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市场由市场主体构成、塑造和决定,而“四新经济”企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是新兴市场能否发展和发展如何的前提性命题。 经济法赋予国家主体和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因而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克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合理制定市场准入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保障市场活力,推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四新经济”市场。首先,要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研究完善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稳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其次,要实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和政策实施机制,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优化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方式,要坚持在对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基础上,将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向“四新经济”企业适当倾斜。 持续法律制度供给,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因此,要以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有力的司法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新产业新模式提供完备法律制度供给。一是严格落实反垄断法,以提升“创新”价值保护力度。法律制度需与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对创新的关注和投入。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首次将“创新”作为法律目标,并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增加了“鼓励创新”的表述。“鼓励创新”被法律确认和保护,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将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二是修订法律制度,以应对弥补新兴法律问题。新质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中必将出现现有法律制度无法妥善解决的问题。针对因新行业而产生的网络平台用工等问题,以及因信息技术产生的数据确权问题、数据可携带问题,数据与个人隐私的界限问题,将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需要出台、修改、解释相应法律制度,以解决新兴法律问题。三是完善法律制度,以应对调整新型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具有新技术、新产业特点,必将创设出新的法律关系。针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生产、运用和保护,应当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体系;要强化数字经济法治保障;在网络平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领域,增加立法供给,对算法技术、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自动驾驶等新技术、新领域要适当进行前瞻性立法;要加强制定信息流动、数据安全、数据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制;完善统一大市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推动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 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国际竞争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就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经济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要聚焦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要推进知识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助力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是知识产权的密集区,要明确新主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和权利保护措施,以及更新法律保护机制。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特殊性、技术性,推出有关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商业模式的相关指引,做到全流程监管,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效。 二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同时形成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标准,增强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要合理定位四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职能,提升新质生产力相关知识产权纠纷审判质效。要建成全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平台,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加强海关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三是在新质生产力下,要促使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更加健全,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激发新质生产力,让新质生产力切实成为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西部法制报】倪楠:法治护航鼓励创新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https://mp.weixin.qq.com/s/Nq67Fln9NtuhAeJBlFVfdQ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14日在日内瓦举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就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国际合作以及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指出,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说,中国在发展和促进人权的历史上,长期高度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是解决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赵健舟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推进的非政治化议程追求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人权交流。在国际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时,非政治化的人权话语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弥合分歧。 在关于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发言中,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说,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申天娇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契合宣言和行动纲领宗旨,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规划和指引全球人权治理。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权保护、脱贫攻坚对保护人权的意义、中国人权教育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西北政法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营造“悦读”氛围,深耕书香品牌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为了更好滋养学生心灵,引导学生成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终身学习者,学校每年举办大学生读书节。通过开展经典诵读大赛、读书讲坛、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百本经典书目推荐、读书笔记评选等数十项形式丰富、内涵深刻的活动,引导青年学子汲取智慧力量、陶冶道德情操、涵养家国情怀、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组织开展“青椒悦读”主题读书沙龙活动,邀请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阅读体会。该活动已经持续开展217期,激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投入经典文化的怀抱。 用好红色经典,厚植家国情怀 从延安精神、西迁精神,到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时代新人成长提供了坚实支撑。学校以传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涵养家国情怀为目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内核,结合世界读书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红色经典阅读推广活动、“习近平总书记的读书观”系列讲座等活动,引导学生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院设置“红色读书角”,向师生宣讲《雷锋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等红色故事。以红色经典点亮课堂内外,使青年学子立下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的鸿鹄之志,成为可堪大任的国之栋梁。 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陕西作家陈彦来校座谈,与师生分享《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等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通过活动牵引,让更多学生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时刻铭记“为中华之复兴而读书”,“文化自觉”正一步步走来。 结合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图书专架,定期上架新购专题类图书,方便读者借阅。举办“品读·传承”红色经典图书展,内容涵盖党史教育、马哲理论、人物传记、文学作品等多个方面,吸引众多师生观看。 用好馆藏资源,强化科技赋能 经史典籍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根脉。作为陕西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存藏单位之一,积极参与国家图书馆“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线上巡展活动;利用馆藏木刻本、手抄本等线装古籍、红色特藏等,组织开展“古册遗珍——馆藏特色文献展”主题书展、中国书籍装帧演变史展、传统拓印体验活动等,使广大师生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典籍蕴含的独特魅力,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与推广者。 从图书馆、宣传栏到文化墙……鼓励读书的环境已然构建,崇尚阅读的氛围正变得浓郁。为激励更多的同学走进图书馆,更好地发挥图书馆文献资源作用,学校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等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以“好书飨读者”“法律启迪智慧”等为主题的图书展,为书香校园建设赋能。 以“互联网+”思维加快书香校园建设。学校统筹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增加数字化阅读产品和服务供给,创新运用“师生点单”服务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资源共享,打通“以文育人”的“最后一公里”。 (西北政法大学 张佼) 【全国高校思政工作网】【中国周刊网】看得见法平如水 闻得见书香满园——西北政法大学以书香校园建设提升文化育人软实力https://www.sizhengwang.cn/a/dxjy_sxjy/240513/1780083.shtml http://www.chinaweekly.cn/html/sxzonghe/72205.html
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企业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