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政法大学社区举办母亲节插花活动 5月10日,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花香送祝福,献爱母亲节”主题插花活动,社区近百名母亲们参与活动。 活动现场,专业的花艺老师为大家讲解了鲜花的挑选,养护等基本的花艺常识,逐一介绍了插花备用的康乃馨、香水玫瑰、向日葵、雏菊等花材所代表的花语。 志愿者还上门看望慰问社区的独居老人和失独家庭老人,把插好的花篮送到她们手中,把关怀和温暖送到她们的心坎上,用美丽的鲜花表达对母亲深深的爱意和温馨的祝福。
2023-05-152023年5月4日, 是五四运动104周年。 时光荏苒, 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砥砺前行, 唱响了一曲又一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新时代新征程, 朝气蓬勃的陕西广大青年, 正在三秦大地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2023-05-11
第二期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张志鹏)5月8日,第二期全国青少年法治教育研修班在西北政法大学开班。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基层关工委、政法、教育、共青团等部门有关负责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同志参加培训。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青少年的法治素养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西北政法大学坚持服务法治建设大局,深入宣传与青少年成长成才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持续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为重点,以提高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着力点,推动新时代青少年法治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关工委办公室主任陈江旗在开班式上指出,长期以来,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广大青少年法治素养明显提高。希望大家通过培训切实增强青少年普法工作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不断推动青少年普法工作取得新气象新作为。 据了解,本期研修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提高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为目标,采取理论授课、专题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进行培训。研修班还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教授解读青少年相关的法律法规。
2023-05-11
“传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红色基因 推进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举行 5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西安市高陵区委员会、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政府和西北政法大学共同主办的“传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红色基因 推进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西安高陵举行。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任宗哲,省司法厅(省委依法治省办)二级巡视员任颖,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高宝荣,省法学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一级调研员樊志来;高陵区委书记张水利,高陵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邹晓刚等高陵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副书记郭武军等校领导出席活动。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主持开幕式。 任宗哲在讲话中表示,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鲜明红色基因的高等院校,学校的办学光辉历程就是一部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历史。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好红色血脉,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推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到实处。要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作用,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新时代的“红色熔炉”,引导青年学生不断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孙国华在致辞中表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四年的办学历史,在学校办学历程中有着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学校将不断强化使命自觉,努力将传承红色校史、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事业发展贯通起来,把学校的红色传统转化为提升立德树人成效的独特资源,把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重要使命,把实施红色基因育人行动计划作为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战略举措,进一步挖掘、传承、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并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忠实践行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不断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张水利表示,此次研讨会和签约仪式的举行,与省委要求的“把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一脉相承。希望双方继续深度合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资政育人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陵实践、承接西安“北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学校与高陵区委签署了合作协议,举行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前身)旧址、西北民大研究院、西北政法大学高陵区干部培训中心、西北政法大学党性教育教学点、西北政法大学乡村振兴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省委依法治省办、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法学会、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西安市高陵区委、西安市高陵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革命先辈亲属代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老学员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该校青年教师及学生代表等一百余人参加研讨会。 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博物馆。 5月7日下午,与会代表分三组,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红色基因传承与光荣传统弘扬研究”“中国红色法学教育传统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研究”“红色基因融入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研究”为主题进行交流研讨。(张志鹏 通讯员 张佼)
2023-05-11
专家学者“沉浸式”体验峥嵘岁月 研讨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张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西北政法大学86年栉风沐雨的办学历史中,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4年办学实践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5月7日,一场以“传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红色基因 推进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博物馆的“初心学堂”拉开帷幕。革命先辈亲属代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老学员代表、陕西省内外1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师生代表汇聚一堂,在这血脉相连的地方“回溯时光”,“沉浸式”体验那段峥嵘岁月。 会议现场。西北政法大学供图 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正门前方,立有一块方形石碑,碑文脉络清晰地陈述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演变而来,又向西北政法干部学校、西北政法大学发展的历史。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范九利表示:“我们这所流淌着红色血脉的学校,一定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校史利用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养更多德法兼修、理实并重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刘进田教授谈道,在“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传承、运用好学校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并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把学校的红色传统转化为提升立德树人成效的独特资源。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以自己的办学实践,生动的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孙国华表示:“学校将强化使命自觉,努力推进传承红色校史、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事业发展贯通起来,让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
2023-05-10
西北政法大学:“初心学堂”砺“初心” “无论我们走的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在西北政法大学86年栉风沐雨的办学历史中,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四年办学实践有着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义。5月7日,一场以“传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红色基因 推进新时代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博物馆的“初心学堂”拉开帷幕。革命先辈亲属代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老学员代表、省内外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师生代表一道,在这血脉相连的地方“回溯时光”,“沉浸式”体验那段峥嵘岁月。 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 1949年,为了培养适应新中国政权建设所需的各类干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大学从革命圣地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学校的办学目标很明确,就是‘培训青年,改造旧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李敷仁的侄孙李晓龙说,“在这个红色熔炉的熏陶下,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热情的迅速成长,都希望成为建设新中国事业中的突击手。” “近四年时间,学校主要任务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延安大学曾鹿平教授认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在直接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延安大学的优良传统下,胜利完成了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与特色。 今天,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旧址正门前方立有一块方形石碑,碑文脉络清晰地陈述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由陕北公学、延安大学演变而来,又向西北政法干部学校、西北政法大学发展而去的历史。 坚守初心兴学育人的重要节点 在马明方、李敷仁、刘端棻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领导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继承了延安大学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经验,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孕育了思想改造育人、一切围绕教学、课堂讲授少而精等教学方针和理念。 “你看,这博物馆展柜里陈列着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近代世界史》,就是我们当年的教材,看见它们真亲切。”70多年弹指一挥间,西北民大三部三期学员马笃信忆及当年,仍心潮澎湃。 “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每个人都渴望成为建设新中国的突击手。”崔醒初老人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一期三部的学员,他回忆说,“经过半年培训,我们的思想普遍发生了变化,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毕业典礼之后,都服从组织分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成立在西安,办学在高陵。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这个“红色熔炉”熏陶下,一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迅速成长,满怀激情地奔赴西北五省开展工作,有力支援了西北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政权建设。 学校校长范九利谈道:“我们这所流淌着红色血脉的学校一定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校史利用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培养更多德法兼修、理实并重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光荣精神传统赓续传承的重要节点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继承延安大学优良传统,逐步树立起“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独特校风,这是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光荣传统的核心内容。而今,“政治坚定、实事求是、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的老延大优良传统,已经深深植根于“西法大”这片土地,流淌在一代又一代“西法大”人的血脉之中,转化为推进高水平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陕西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长刘进田教授谈道,在“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挖掘、传承、运用好学校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并弘扬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把学校的红色传统转化为提升立德树人成效的独特资源。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以自己的办学实践,生动地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学校党委书记孙国华谈道,“学校将强化使命自觉,努力推进传承红色校史、培育时代新人、推动事业发展贯通起来,让弘扬革命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
2023-05-09
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生命健康,救在身边”主题应急救护培训 5月8日是第76个“世界红十字日”。当天,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联合雁塔区红十字会,在社区内广场开展“生命健康,救在身边”主题应急救护培训,以此提高群众知晓率,增强救护意识,提高救护技能。 活动现场,雁塔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员王荣鑫向大家介绍了“世界红十字日”的背景知识,讲解了生活中常见的溺水、异物卡喉等突发意外情况的紧急应对方式,并实施现场模拟救助。居民们则在救护员的指导下逐一演练胸外心脏按压、海姆立克等紧急救护措施。 (记者 李知愚 通讯员 金山)
2023-05-09中华法系展现良法善治多维图景 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揭示出法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检察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有力支撑。检察机关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与首要任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法律监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国是世界著名古国,法制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伴而生,是中华民族卓越法律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对中华法治文明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揭示出法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规律,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良法善治反映了中华民族缔造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 “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善治是有效、有序、健全的治理,它建立在法治秩序之上,以良好的立法、执法、司法及普法等为重要支撑。良法善治有着深厚的法文化基础,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善于从容应对层出不穷的艰难险阻,迎难而上,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善于以理性务实的态度和举措,谱写适合实际国情、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恢宏篇章,不断丰富具有深厚人文关怀的良法与善治实践。在对善治蓝图的描绘中,孔子的大同理想对国家治理和民族心理影响最为深刻。在孔子的构想中,天下为人民共有,而执政者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政治才干;人人讲求信用,各展其长,不仅能尊老爱幼,善待亲人,也能发散爱心,参加公益,使弱势群体得到安抚。如此则邻里和睦,社会安宁,国家大治。大同世界的政治图景蕴含了民主公正的法治秩序、和谐友爱的社会关系、诚信敬业的个人品质等,是超越时空的人类文明共同追寻并努力实践的治理目标。 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高度关注“人事”,知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形成了一条以民为本的“敬鬼神而远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在法律起源上,皋陶造律广为流传。皋陶是舜帝时的司法官,他在审案时,从案例中总结普遍性经验,再转化为法律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从实际出发的传统。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公开、法令统一、立法简明、缘法而治等深入人心。在法律观念上,既隆礼重法,又追求无讼,以德礼预防在先,以法律制裁在后,而又不尚重刑,明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在于案结事了、民安国治。在法律形式上,以律为核心的诸多法律形式不断发展,令、格、式、典、敕、例在不同时代调整着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各种法律关系,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法律体系日渐成熟。在法律内容上,捍卫道德伦理、维护公平正义、重视农业生产、矜恤弱势群体成为立法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立法,综合发挥法律的惩治与教育功能,在化民成俗、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古代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建立在治国理政和生产生活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一价值追求具有跨越时空的历史影响力和穿透力。 中华法系以良法促善治的多维图景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制定良法方面,中华法系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勾勒出良法善治层次分明而又和谐统一的整体样态。 (一)立严整统一之法,促国家富强之治。内容科学、结构整齐、系统完备的立法,既是卓越法律思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集中呈现,也是实现富国强兵、天下大治的有力支撑。历史上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都有良好的立法作为依托。尤其是唐律奠定了大唐盛世的法律基石,维持了长期鼎盛局面。唐律的代表《唐律疏议》在中国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唐律疏议》具有许多亮点:一是内容完整,覆盖全面。《唐律疏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涵盖多个领域的法律关系,对当时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规范。二是结构严整,自成体系。《唐律疏议》有序,有正文;有总则,有分则。500余条规定有序排列,形成了一个科学体系。三是逻辑严密,层次清晰。《唐律疏议》内容设计合理,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内容居中,诉讼程序置后,做到了实体法、程序法相统一。 作为盛世之法,《唐律疏议》不啻为一部治国理政法律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在促使唐代综合国力极大提升的同时,也成为各国竞相效仿的典范。如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效仿唐代,建立本国法制,加速了东亚地区的政治开化与法制进步。 (二)立循变协时之法,促社会和谐之治。法律贵在稳定,方能取信于民,显其权威。时势的演进,往往带来法律关系的变化,固定的法律条文需要及时修订,才能保证其适用性和影响力。早在《尚书·吕刑》中,便有“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大司寇》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韩非在概括法治发展规律时进一步指出:“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这说明法律是与时俱进的,只有根据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条文内容,法律才是有生命力的良法。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历代开明统治者均强调在制定法律时从法制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使新立之法成为治世之良法。明太祖朱元璋在权衡之后,决定以唐律为蓝本进行修律,不仅邀请儒臣和刑官每天讲解二十条唐律律文,而且不厌其烦地讨论律文的质量,使之成为确保新律条文轻重适当的参照。 (三)立明礼弘德之法,促百姓安宁之治。我国传统社会治理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该宗旨经历了历史锤炼,体现出中华民族珍贵的理性思维,成为一道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铁律”。《易经·系辞》称,天地之大德曰生。百姓的幸福首先是生存无忧、生活有序。古代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惩治犯罪,更在于教育罪犯及世人,使人明德礼、近良善、远罪恶。以民为本,重民、爱民,要以法巩固教化、宣扬道德。因此,历代立法,无论谋篇布局,还是内容设计,都显示出对德礼的推崇和贯彻。《唐律疏议》开篇便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既是贯穿唐律始终的基本原则,也是对德法互补、共同为治方略的呼应。 为了明礼弘德,裨益百姓,历代立法设计了许多饶有特色的制度。例如,维护孝道的存留养亲制度。该制度以亲情来教化和改造犯人,强化了亲情伦理,凸显了法律对德礼的重视。此外,历代立法中常有矜恤老幼、宽宥残疾、重惜民命的规定,这些内容承载了传统的德礼观念,彰显人本主义的光辉,使法律在德礼的基础上更好地肩负起重视民生的职责,在实现百姓安宁、促进群体和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古代实现良法善治的制度保障 以良法促善治,前提在于制定良法,关键在于依靠贤吏实施法律。为了制定良法,塑造贤吏,历代进行了多方面有益探索。 (一)不断成熟的立法机制。成文法公布以后,我国古代逐步形成了法典化传统。从战国时期的《法经》直至清代的《大清律例》,成文法典不绝如缕,尤其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法典,它标志着中华法系的立法机制臻于成熟。首先,《唐律疏议》贯穿了于礼以为出入、德法互补、立法宽简、法须稳定等指导思想,反映出先进理念对立法的引领。其次,立法活动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唐律疏议》在《永徽律》基础上形成,而《永徽律》及此前的《武德律》《贞观律》均由皇帝直接推动并由一批能臣干吏编纂完成。再次,形成了律疏一体的法典结构,代表了律学的重要成就。《唐律疏议》是秦汉魏晋以来律学的集大成者,对律文的解释、律意的阐明、内涵的剖析、源流的考证等,均呈现出律学家在法律研究方面的杰出智慧。 尽管我国古代长期以成文法典为主导,但并不排斥判例、习惯法等法律渊源。秦汉就有运用判例的活动,唐宋时期的《龙筋凤髓判》《名公书判清明集》等,无论拟判还是实际判例,均强调司法经验的总结提炼,重视情理法的统一。至明清两代,判例汇编进入高峰,律学家对判例、条例的研究直接推动了立法的改善。清代律学家薛允升的《读例存疑》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 (二)治吏为要的法制建设。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官吏是实现良法与善治的重要力量。历代为了拔擢良吏,罢黜恶吏,在重视官员的铨选、任用之外,建立并强化了考课和监察制度。考课与监察同为“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法律传统”,二者紧密衔接,相辅相成,在澄清吏治、提高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秦汉以后,考课法令持续充实,考核的时限、标准及赏罚政策不断改进。至唐代,考课制度已臻完善,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亲自考核,其余内外官员由吏部统一负责。清代进一步形成了考核京官的“京察”与考核外官的“大计”制度。 此外,为了提升官员的法律素养,历代均强调官吏法律知识的培养。尤其是明清两代,律典中均规定了“讲读律令”条,要求官吏熟读国家律令,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将官吏讲读律令的情况,纳入监察考核范围。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影响力,也为红色法治文化的发展和当前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法文化支持。 (一)重视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是法治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法系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古代历史经历了一个因革损益、继往开来的过程。历史上的著名盛世,无一不是在充分吸收治国理政经验、总结法败国乱教训、结合新的时代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诞生的。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优秀文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红色政权的动力源泉之一。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同中华法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一脉相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政策、法律、道德等手段,瞄准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破解阻碍革命进程和人民安定的现实问题,经过多年综合治理,取得突出成效。 在红色法治的探索进程中,高度重视重大案件的审理,尤其重视有效裁判对干部素养的塑造。延安时期的黄克功案就蕴涵了从严治党的理念,体现了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精神。此后,各级党员干部均以自觉遵循党的政策、厉行红色政权的法律政令为风尚。 (二)以检察工作现代化促进社会主义良法善治。检察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有力支撑。检察机关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把握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与首要任务,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智慧,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加强法律监督,充分运用法治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聚焦办案主业。依法办案,最能释放良法的效能。针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坚持问题导向,本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坚持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治理作为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注意总结案件产生、发展的规律,从个案研究和类案分析中发现法律和制度漏洞,通过提出检察建议、出台法律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等方式,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形成良法指导司法、司法反哺立法的良性机制。其次,发挥监督主责。实践证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得越好,人民检察事业就发展得越好。检察机关应继续坚持“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持续推进各项监督,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再次,彰显服务本色。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更是检察事业为民、便民、利民的体现。应加强检察信息化建设,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推动检察工作提质增效,实现标本兼治。最后,把握平安主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要力量。对百姓而言,案结事了,诉愿得偿,生活恢复平稳安康、和谐有序,是数千年积淀的民族心理;对检察机关而言,秉公任事,依法办案,推动形成清风正气、良法善治,是检察履职的应尽之责。检察机关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诉源治理,主动融入社会治理格局,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平安和谐贡献力量。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副教授。文章详见《人民检察》2023年第8期。)
2023-05-08
赵馥洁:尊德性 道问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陆航 通讯员李志瑾)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京大学校园,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门就“价值观”同青年学子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来形容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对自己民族文化优势的坚定信任,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实信念,以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光明前景的坚强信心。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和强盛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走进西北政法大学,采访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的赵馥洁先生。赵馥洁先生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赵馥洁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价值思维”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代表著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专著,请问您为什么要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赵馥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实践的要求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化,价值哲学研究在我国兴起。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探讨价值文章和著作。 特别是北大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论》(《学术研究》1985年第7期)、《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论文。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并在在文章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价值范畴。我受了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启发,特别是张岱年先生的论文的直接启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问题。通过研究,我觉得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以往的中哲史研究,未对这些思想予以关注,没有被重点开拓,从此我就明确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文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观》。该文是为1987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会后收录于《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之后,我相继发表了《价值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哲学动态》1988年第8期)、《儒家哲学的价值论》(《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儒家的价值目标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论<易传>的价值观》(《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等论文,展开了系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1989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研究》,获准后了于1991年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西方哲学重视对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比较而言,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体系?它们的意义何在?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赵馥洁: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提出价值理论基本上包括两个层次(或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原理,或叫价值的原理论,它探讨价值的本质、特性:分类:评价等一般性问题,重在解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多种多样价值的共同本质问题;二是价值规范理论,它研究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在面临着许多价值对象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人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具体选择。 西方哲学比较重视的是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则不太关注价值原理,而是关注价值规范,也就是说,不重视讨论价值是什么,重在讨论怎样才有价值,重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活动。以此而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原理论部分相对薄弱,而规范理论部分却十分丰富。 虽然,“可欲之谓善”、“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富有之谓大业,曰新之谓盛德”、“和为贵”等命题,都是对价值的一般本质的规定,在价值分类、价值评价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深湛的论点;对主体需要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哲学家们的主要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而是着重论述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追求什么才有意义,应该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之,提出了如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等价值规范,进行分析、比较,确定选择方向。 重视价值规范这种现象与整个中国哲学不太着力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而特别关注现实生活实际问题这种致思趋向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提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即:①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②价值观的演变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等价值;③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力、维系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当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您认为,我们民族价值观的演变会不会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赵馥洁: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以人们的利益和需要为依据的,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同时,上层建筑内部其他因素的变化对价值观念也有影响。 价值观集中表现着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和支配能力,即集中表现着人的主体性,价值观念的演变其实质是民族主体性的演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宋以前是强化过程,宋至清是弱化过程,辛亥革命以后是复兴过程,并逐渐趋于强化。在这一历程中,中华民族价值观演变所表现主要特征是: 1.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中华民族不执迷于宗教的彼岸价值,也不执着于物的价值。价值观演变历程上的每个环节都可视为对人的价值的某一侧面的探求和弘扬。因此中国人在近代以前没有发生过人的价值的失落。 2.价值观的演变的主题基本上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 3.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和民族生命力的维系。使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命维新”。 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当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民族价值观必然会随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相融通的特征,具体指什么? 赵馥洁: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是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自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之特质,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我通过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也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新看法。我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文杂志》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这些观点,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观点概括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特质。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所谓“应然”原则指论述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融合相贯通的。 “必然”(包括“实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会贯通,既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是其理论建构的范式。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贯通性。无论是建构本体沦、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论,还是建构其它哲学理论,都将其与价值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也就是将“应然”的原则贯注于“必然”原理之各个论域,使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人生、价值与认识相融通。 一、本体存在与价值境界的融通 二、历史规律与价值追求的融通 三、认识过程与价值意蕴的融通 四、自然生命与道德价值的融通 上述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生命相互关系的理论表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理论思维,乃是一种典型的融通性思维。正由于这 几个方面的融通,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价值类型 论中,也体现着各类型间相互蕴含、相互融通 的观点。儒家以善统真、美,凡是善的价值即是 真的、美的;道家以真统善、美,凡是真的价值即是善的、美的。虽然,儒家祟善,道家贵真,价值取向不同,但其融通真、善、美的思维路径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对我们认知自我、认识社会、了解世界有哪些现实的指导意义? 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必然”与“应然”相融通融的特质有着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它所蕴涵的思维经验和哲学智慧,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特征的突出优点是克服了价值与事实、“实然”与“应然”相割裂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多数哲人,几乎都赋予客观事实以价值意义,都赋予事实判断以价值含义。他们融通价值与事实的方法主要是将主体人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因素如情感、意志、信念、理想、德性、情操、美感等等直接投射到客观事物之上,从而使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如果说,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哲学家,是在承认事实客观性和肯定价值主观性的支点上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开来的话,那么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在把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 的基点上将价值和事实相融合相贯通。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由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的所谓“休谟问题”! 二、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大意义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宗旨。中国哲学没有孤立的宇宙本体探索,没有单纯的客观知识追求,也没有“怪力乱神”的宗教旨趣,实现人的价值是它的最高宗旨。其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其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其方法论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其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 三、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要作用是锻铸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中国哲学形上之道、抽象之理、玄远之思等“必然”原理,固然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和意义,但归根结底最终都服务于实现“应然”原则的实践活动。《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形上的必然之道意义在于,指导人的“继之”、“成之”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的目的即是实现应然之“善”。这种“继道为善”“成道为性”的理念,乃是中国哲学的突出优势。所以可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乃是“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的经典命题。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的最大的缺陷是将价值泛化,以“应然”遮蔽“实然”。即以价值存在掩盖客观事实甚至取代客观事实,以价值评价制约事实认知甚至代替事实认知。然而,这种价值思维的突出优势是追求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请您结合“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内涵,谈谈您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生自身价值定位的建议? 赵馥洁:在张载关学系统而丰厚的精神体系中,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是其纲领,“民胞物与”的宏伟价值理想是其核心。张载就是这样一位自觉实践着自己哲学使命和认真建构了自己哲学体系的真正哲学家。 一、所谓“为天地立心”, “人之心”就是“天地之心”。既然如此, 那么,“为天地立心”…的实质就是“立人”——“立人心”。 立人之心就是开发人的智慧, 升华人的道德, 使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达到与宇宙法则 (“天理”) 相统一的精神境界。从而使人成为天地之心。 二、所谓“为生民立命”, 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 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三、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就是继承和发扬被异端思想所中衰了、中断了的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四、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 总之,“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其含义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世界观,为民众确立合理人生观,为民族建立承传不绝的道统——文化观,为社会绘制万世太平蓝图——社会观。 “横渠四句”作为张载自觉的崇高哲学使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担当,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启示。 1.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具有优良素质,应肩负崇高使命。 2.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应该负使命,尽责任。 3.一个人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 4.大学生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应该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担当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以传统格律诗的方式,对《庄子》进行了深刻、透彻、新颖的诠释,完成了《诗感庄子》这一极富哲学意蕴的诗集。请您谈谈对古体诗歌创作的感悟? 赵馥洁:自童年时,先君以《千家诗》启蒙以来,至今逾七十年。七十年间,与诗结缘,未尝一日离也。每于学业学术之暇,常耽于学诗学词之乐。 人以诗言志、抒情、说理,实乃人内在精神生命之感发也;人对诗之阅读、吟诵,写作,皆是诗对人内心世界之美化也。诗以人而提升境界,人以诗而美化精神。人创作诗,诗美化人,双向互动,循环往复,使人生与诗境共趋于真善美也。 静致斋诗稿乃余平生诗作之汇编也。所选之诗,其题材或绘人世之景、人间之态,或叙人物之品、人际之谊,或抒人伦之情、人生之感,其主题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鉴赏,有对古代哲人精神境界的赞美,有对学术著作的题咏,有对学界交游的述怀,有对亲情友情的抒发,更有对人生形上姿态的追求。故七十多年来,其学其行,其游其遇,其情其志,其感其悟,皆在诗中有所吟咏。 诗感庄子是以中国传统诗的七律体式,感悟《庄子》一书的思想、观念和意境的组诗。是我于2008年3月至9月期间创作的,当时我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而重读《庄子》,当我读到《天下篇》中庄子说他的思想不能用“庄语”---庄重而严肃的语言表达时,忽然悟到,庄子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是超越逻辑语言的“思”,而这种“思”正是“诗思”“诗意”。于是就决定用诗来诠释、表达庄子的哲学。这正是我在《跋诗》中写的“庄语已难明道意,精华最好入诗弦”。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阅读、构思,到写作、修改,我完成了这组诗的创作。“诗感庄子”组诗共35首,第一首为序诗,最后一首为跋诗。其间按庄子一书的目次顺序,每篇用一首诗感悟、诠释。全书33篇,写诗33首。这些诗力求用独特的方式、诗的语言,表达庄子的哲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赵馥洁:我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前,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和研究;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以后,转为从事中国哲学义的教学和研究。 我大半辈子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治学必须耐得寂寞。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后记中曾经说过:“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 我认为“寂寞之道”包含了三个要素,即静心、平心和乐心。人思考时心态要安,心情要静,才能思维。所谓“平心”就是要以平淡的态度看待名利和功利。而“乐心”是一个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我认为,一个人自己能够心态快乐,那就是学术研究当中寂寞之道的重要内涵。乐在其中,一个人才不会屈于任何外物,才不会受外在利益的诱惑,从而自得其乐。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能体现人类的一种真善美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成果当然有社会意义。把人类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保持一种静心、平心和乐心。
2023-05-05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以良法促善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传统西方中心主义法治叙事难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国以恢宏的法治实践和独特治理效能,为法治文明对话提供了新视角。提炼并讲好中国法治故事,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的必然之举。立足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分析其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探索法治实践深化与法治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时代呼唤中国法治叙事 全球化使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主题。有学者提出,“文明冲突”并非历史必然,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文明对话”才是人间正道。“叙事”作为传递价值理念、塑造集体认同、解释实践逻辑的核心载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法治领域,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塑造为“唯一成功叙事”,非西方世界的法治探索则被视为例外或偏离。然而,金融危机、地缘冲突等暴露了西方治理模式的深层矛盾,其法治叙事的光芒日渐黯淡。中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法治现代化道路不止一条。系统提炼中国法治实践经验,形成既能解释自身成功之道又能与世界沟通的中国叙事,是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制造新的话语霸权,而是丰富人类法治文明,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参考与可能。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 中国法治叙事的内在逻辑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体现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卓越成就。 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法治叙事的核心所在。其一,明确了根本保证,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确保了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有效避免了陷入“党争纷沓、决策僵局”的治理困境。其二,确立了价值旨归,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超越了形式法治的局限,追求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其三,体现了系统观念,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展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系统性。其四,具备了全球视野,提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是以法治实践构建中国叙事。新时代以来,中国法治建设成就是中国叙事最可信的素材。在法治国家层面,宪法权威得到有力维护,宪法实施和监督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立法成果斐然。司法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司法责任制、互联网法院的先行探索以及智慧法院的全面建设等,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和效率。 在法治政府层面,“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各级政府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优化了政务服务流程,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行政决策的程序法治化有效遏制了“任性用权”。 在法治社会层面,新时代“枫桥经验”焕发活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完善,诉源治理成效明显。“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围逐渐形成。这些全方位、开创性的法治实践构成了中国法治叙事。 中国法治叙事面临的挑战 我国拥有丰厚的法治实践基础,但中国法治叙事融入全球对话仍面临挑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问题。 “他者”视角的误读与偏见。国际舆论惯用“民主—威权”二元框架裁剪和评判政治、法律实践,忽视了中国法治道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蕴含的治理逻辑与显著效能。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叙事传播。 “自我”叙事能力的短板。概念话语“翻译”困境突出,如“全过程人民民主”“诉源治理”等概念的翻译难以准确对应西方法学话语,直译易致误解。叙事方式有时较生硬,缺乏具体、生动案例,以贴近对象国民众习惯的叙事话语与方式传递理念和价值的叙事能力较弱。学术、政策与传播话语转换融合尚不充分。 对话平台的“西强我弱”。多数国际学术平台、主流媒体仍由西方主导,中国设置议题、传播理念常处于被动回应地位,较难掌握话语主动权。 构建中国法治叙事体系 要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法治叙事体系。理念层面:坚守“文明对话”的平等与包容立场。倡导互学互鉴,尊重各国法治多样性。既要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又要提炼应对人类共同治理难题的普遍规律,以引发共鸣。 内容层面:提炼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挖掘中华法系“礼法共治”“德主刑辅”等精髓,赋予其现代内涵。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国际法治规则,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外空治理等新兴领域提出中国方案。选取典型案例,通过具体故事传递中国法治理念。 方法层面:创新叙事传播的路径与方式。推动叙事主体多元化,鼓励专业人士和社会公众通过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民间交往等多渠道讲述中国法治故事。搭建利用多边平台,主办高端论坛、民间对话,推动中国学术与法治文化“走出去”。精通话语转换,培养深谙中国法治精髓、通晓国际传播规律的专业人才队伍,创新策略与方法,借助社交媒体、文化产品等形式,增强叙事亲和力。 法治文明对话不应由一种声音垄断,中国以成功的法治实践为全球对话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这一叙事源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扎根中国实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平等交流。只有坚持守正创新,提升法治叙事能力,才能阐明中国法治道路、展现中国法治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这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更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责任。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译介与传播研究”(2022K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法治叙事为全球对话注入新动力
Since 1999, a Philippine military vessel built during World War II has been grounded at the Ren'ai Jiao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ays that by doing so, the Philippines gravely violated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What is the vessel? And why it is there? CGTN reporter Zheng Yibing explains. 【中国国际电视台】我校潘俊武教授接受CGTN采访 解析仁爱礁争端法律实质 https://news.cgtn.com/news/2025-06-19/Dark-side-of-the-grounded-Philippine-ship-1EkvduLK8j6/p.html
3月13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学术研讨会暨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与会学者深入解读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创新与时代价值。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赵万东表示,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连接抽象的法理与具体的生活,连接厚重的历史文本与鲜活的社会实践,为国家发展与公民的切身权益搭建桥梁,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宣讲团的成立,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实践,是我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投入《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和研究的重要举措。宣讲团要坚持研以致用,深学细讲,争取产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生态环境法典》旨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郭武军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通过,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全面法治化的新阶段。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雅丽表示,《生态环境法典》为陕西省统筹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及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的工作要求,聚焦法典落地实施,扎实推进相关地方性法规的专项清理完善,做好配套立法修订完善工作,全力推动地方立法与《生态环境法典》无缝衔接、同频共振,确保法典精神在陕西落地生根、贯彻实施。 会议由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西北政法大学等单位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北政法大学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成立
为深入落实新时代网络安全治理要求、推进网络犯罪防治工作,西北政法大学讲师董昊赟指出,坚持党建引领是做好新时代公安工作、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保证。唯有以党建为核心牵引,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治理效能,深入推进网络安全技术与现代治理机制系统性变革,才能持续优化网络空间环境,更好履行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的责任使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网络安全屏障。 党建领航定向,夯实公安网络治理政治根基 董昊赟认为,党建引领是公安机关激活新质战斗力、推进网络犯罪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党的领导贯穿网络犯罪治理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她提出,要把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引导公安民警增强网络犯罪治理的政治、思想与行动自觉;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数据泄露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将党建工作成效体现在打击犯罪、守护民生的实际行动中,确保公安网络犯罪治理工作沿正确政治方向前行。 党建赋能提质,构建警务发展新形态新体系 针对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公安工作新挑战,董昊赟表示,需以党建引领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推动党建与警务模式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技术革新、机制优化与人才建设。 各级公安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联建、支部共建打破警种壁垒、整合内部资源,引导党员民警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中攻坚克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建网络犯罪侦查、技术防控党员攻坚突击队,推动警务工作实现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静态管控向动态治理、粗放作业向精准打击的转变,构建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精准打击的全链条防控体系,全面提升网络犯罪治理专业能力。 党建融合数智,推进主动警务模式提档升级 董昊赟强调,智能化、数智化是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建设的关键支撑,党建引领为数智融合驱动公安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与动力源泉。 各级公安机关要推动党建与数智化建设深度融合,将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数智化警务发展优势;强化民警数据赋能意识,把数据采集、分析与应用能力纳入党员民警教育培训和考核体系,引导党员民警带头学用数智化技术;以党建引领推动防范关口前移,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阻断,从源头遏制网络犯罪,让数智化成为提升警务处置能力的核心抓手。 党建聚力协同,织密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面对复杂严峻的网络犯罪形势,董昊赟指出,仅靠公安机关单一力量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要求,党建是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协同治理的核心纽带。 公安机关党组织要主动牵头,与网信、工信、金融、司法等部门开展党建联建共建,建立跨部门党建协同机制,打破信息壁垒、推动资源共享,搭建数据共享与智能化研判平台;以党建凝聚全社会治理力量,消除防控漏洞,构建公安机关牵头、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的综合治理格局,织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域网络风险防控体系。 董昊赟总结,网络犯罪治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核心任务,公安机关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激活新质战斗力,推动警务工作转型升级,将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网络犯罪治理实际效能,为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公安保障。 【中国日报网】董昊赟:坚持党建领航 筑牢网络安全治理根基:https://cnews.chinadaily.com.cn/a/202603/11/WS69b1213da310942cc49a295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