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4月9日，省民宗委举办法律知识专题讲座，特邀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常安教授作专题授课。省民宗委副主任周艺主持，委机关及委属事业单位全体干部参加学习。 常安教授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立法背景与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及条文解读、法律实施中的重点问题四个方面，对法律条文进行系统阐释、精准解读。授课内容逻辑严谨、重点突出，既立足法理深度解析，又紧密结合民族工作实际，为全体干部准确把握法律精神、规范履职行权提供了清晰指引。 参训人员认真学习，一致认为此次辅导精准把握了法律的立法价值、创新亮点与实践路径，论述主线鲜明、定位精准、体系完整，有效厘清了工作思路，牢固树立了法治意识。 周艺强调，要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法律学习宣传贯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官网】省民宗委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讲座

4月2日，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西北政法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举行。双方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实务实践、成果转化等方面达成合作，并共同为实践基地揭牌。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冯超、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出席活动。孙昊亮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合作是贯彻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推动理论与实务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为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冯超指出，西北政法大学是全省知识产权法学人才培养的重要高地，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作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承担着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维权、协同保护等职能。此次战略合作是构建校地协同保护机制的重要探索，希望双方在人才培养、课题研究等方面形成可落地的合作成果。 随后，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李铨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党雷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保护中心四名实务专家受聘担任西北政法大学校外实践指导教师，深化协同育人机制。 签约揭牌后，双方围绕人才协同培养、课题研究、实践平台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明确了常态化对接机制和下一步工作重点，表示将推动合作事项清单化、项目化推进，确保早日落地见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西安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地球的最南端，南极洲以一望无际的冰川、凛冽的极风和长久的静谧，被世人称为“第七大陆”。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国的考察队前赴后继奔赴南极，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探寻生物栖居与全球治理的答案。 在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中，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王泽林作为考察队一员，成功完成了在长城站的调研任务，为极地研究贡献了“西安智慧”。 为极地科考寻找法理支撑 王泽林与极地法学结缘，始于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学习的一门课程。 “当时，国内极地法学研究仍有待拓展，北极航道法律制度课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碰撞，给了我很大启发。在导师鼓励下，我将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论文出版后获得了广泛认可，也为我此后从事极地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王泽林回忆道。 1985年，中国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第一座科考站——长城站，由此开启了南极科考之路。40年来，一批批科研人员往返于祖国与极地之间，不辞辛劳开展研究，逐步揭开了南极的神秘面纱。2025年11月，中国第42次南极科考正式启航，作为极地法学学者，王泽林于2026年1月6日至17日随队赴南极调研考察，也成为西北政法大学首位登陆南极的教师。 “南极是国际协作的舞台” 《南极条约》生效后，对南极的所有主权声索均被冻结，各国依据以《南极条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在南极开展活动。随着极地研究不断深入，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障规则有效实施，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之一，中国通过制定法律规范、开展科学研究等方式参与南极秩序构建，为南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抵达南极后，王泽林随队驻扎在长城站，实地考察南极科研协作模式与法律运行情况。 为更深入地理解《南极条约》体系的运作机制，他跟随科研人员深入野外，全程观摩生态采样及生物多样性调研的操作方法。 “南极景色很美，我们去的时候正是夏天，气候温和，海天相接，一望无际。这里的企鹅、海豹等野生动物也很亲人。但南极地形复杂，调研途中稍有不慎就会坠入冰裂缝，往往需要众人通力协作，才能化险为夷。” “即便环境艰险，科研人员也始终严格遵守《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相关规范，产生的垃圾均按规定分类打包、压缩处理，沿途发现遗弃的垃圾也会随手捡拾。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大家依然坚守规则意识，这也为极地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王泽林告诉记者。 调研期间，为深入了解各国参与南极治理的不同路径，王泽林还在长城站与来自智利、葡萄牙、厄瓜多尔等国的学者深入交流，并随队走访了韩国世宗大王站和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目前，长城站已搭建起了国际化科研协作平台，经常开展学术交流等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考察站的学者参与研究，我国南极科考“朋友圈”也因此不断扩大。在跨国界的学术对话中，王泽林系统地了解了南极常态化国际科研协作模式，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跳出理论框架后，我真切体会到，严谨治学与恪守法律边界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为科研提供了规则保障，而严谨治学本身也是推动法律落地实施的路径之一。极地研究是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人员往来互动不仅为科研提供了新思路，也促进了国际规则的交流与探讨，这些经验将为我后续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王泽林说。 做“南极精神”的践行者 科考期间，王泽林还调研了长城站的文化建设工作。目前，长城站已形成以“爱国、求实、创新、拼搏”为核心内涵的“南极精神”，与法律条文互为补充，为南极科考注入精神动力。 在长城站，队员们不仅专注于科研，还参与南极旅游接待、医疗救护等工作，共同守护这片纯净大陆。工作之余，大家还一起收看新闻关注国内动态、共同开展体育联谊活动，丰富的文化生活让长城站成了队员们的“小家”，有效缓解了大家远离故土的孤寂感。长城站办公楼内也随处可见各国文化元素，墙上悬挂着小学生们创作的南极主题绘画，宛如一座迷你地球村。 “在长城站，我还和队员们一起下厨，我们一边做饭一边聊天，气氛很热闹。”王泽林笑着说。 其间，王泽林还受聘担任“南极大学”长城站分校讲师，为队员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国际法与极地条约体系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国际法准则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行为规范，引导大家在极端环境下坚守规则底线、秉持人文关怀，做“南极精神”的践行者。 南极科考也为王泽林的法学研究带来新启发。我国即将出台首部南极环境保护专项法律，对我国公民在南极的相关活动作出规范。王泽林表示，他将系统整理科考期间收集的资料并开展深入研究，争取为国家立法提出好的建议。 为极地研究贡献西安智慧 多年来，我国极地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目前已在南极建立起三座沿海常年考察站和两座内陆夏季站，跻身全球极地研究的“第一梯队”，也为各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搭建了广阔平台。 西安持续为极地研究注入力量、贡献智慧。近年来，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人员往返于西安与极地之间，在海量文献与皑皑冰川间寻找答案。极地建筑研究已成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西安工业大学青年学子成功研发“电磁曙光”智能救援系统，为极地救援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物理观测、建筑研究、极地法学研究……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国极地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也为提升南极治理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长期的极地法学研究中，王泽林始终密切关注国家极地政策与科研动态，同时也鼓励学生们关注时事、保持学习热情，以开阔的视野开展国际法学习与研究。“极地的壮美与多元价值难以用语言概括，唯有永葆好奇之心、常怀对自然的敬畏，才能在研究道路上行稳致远。” 调研期间，王泽林手持西北政法大学校旗在南极长城站合影留念，定格下学校服务国家极地治理的历史瞬间。“南极调研的结束也是新征程的起点。我将继续在涉外法治研究道路上深耕不辍，努力为极地治理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文/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卜安冬 图/受访者提供 【西安日报】西法大教授参与南极科考为极地研究贡献“西安智慧”

■常安受访者/供图 ■严庆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陈雅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该法共65条，采用“序言+七章”体例。为深入解读这部法律的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西北政法大学法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常安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严庆。 完善民族工作立法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哪些空白？ 常安：这部法律有助于更好明晰民族工作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神圣使命。该法全面关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民族工作立法更全面。在政策法治化层面，该法将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理念、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与实践经验，转化为国家法律规范，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法治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前历史方位下，出台这部法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庆：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迫切需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主体的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大团结，旨在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因此，制定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要通过法律的引导与规约，让民族团结进步成为全国、全域、全员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律首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写入，这在制度设计上是如何体现的？ 常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首先体现在立法宗旨的根本确立上。该法序言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总则第一条更是直接明确规定，立法目的就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立法层面的核心定调。其次实现了政策到制度的转化，这部法律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党中央关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大理念和论断，从党的文件转化为国家法律，成为推进民族工作的法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如何理解“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这一重要原则？ 严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方法论，也是这部法律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基本遵循。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差异性是补充、是特色。“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是各民族都要加强、恪守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价值和精神层面。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文化多样、事务繁杂，更要注重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包得住、容得下，才会凝心聚力。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主要是指尊重合法权益、包容合理多样性，包括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语言文字使用权利，尊重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 以法治激活民族团结内生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规范化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严庆：统一的多民族国情决定了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要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发端于基层、成熟于实践、推进于官方、受益于社会，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近年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国家民委出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命名管理办法》，发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测评指标体系》，起到了良好的引导效应。地方上也出台了一些条例、规划给予积极响应，如《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云南省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规划（2021—2025年）》等。《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规范日益重要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有助于地方创建工作对标对表、锚定主线，实现创新有据、走深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应如何细化落实举措，真正让共有精神家园理念深入人心？ 常安：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这部法律最突出的内容，核心是通过多方面工作，让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全方位、全覆盖的宣传教育。 首先是教育体系的全覆盖，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干部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体系，干部、青少年、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对象，实现了教育无死角。其次是教育内容的明确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放在突出位置，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核心是实现各民族的“五个认同”；同时将中华民族发展史纳入“五史”教育，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在文化建设上，明确要发展、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打造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完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要强化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让各民族的沟通更顺畅。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国在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有哪些鲜活可感的具体实践，能让各族群众真正实现共居共学、共事共乐？ 常安：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这部法律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都是基于全国多地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新时代以来，各地在这方面创造了很多丰富且有效的实践案例，尤其是在多民族城市社区，各地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融入区域环境建设，打造了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比如，各民族群众邻里互助，子女同校就读，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活动，日常的交往让各民族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为民族地区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既有政策引导性条款，也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在落实过程中，应该如何平衡“引导”与“约束”？ 严庆：这部法律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倡导性与禁止性规范相结合、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统一。法条中使用“应当、鼓励、支持、推动、倡导”等字眼之处，体现了对相关内容及行为的正向引导、鼓励促进；而使用“禁止、不得、严禁”等字眼之处，则是对相关行为、现象进行刚性约束，划定底线红线。这体现了法律条文刚柔并济的力量，既以倡导凝聚共识、激发自觉，又以禁止划清底线、防范风险。在落实过程中，对于引导性的指向要积极实践、努力作为；对于约束的内容要自觉不做、不碰，并监督他人不做、不碰。 《中国社会科学报》：怎样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是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严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变为了法律规定。这部法律标志着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从政策主导向法治引领的演进、从分散治理向系统治理的转变、从经验治理向科学治理的转型，在民族事务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宪法为核心、民族区域自治法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双轮驱动的中华民族建设法治体系，有助于把新时代的民族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随之提升的是风险防控能力、协同共治能力、精准施策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民族团结的建设，最终还要落到发展上。这部法律如何为民族地区发展保驾护航，实现以发展促团结、以团结保发展？ 常安：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重视各族人民的民生福祉，是我国在民族事务治理制度设计方面的制度初心，也是我国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来一以贯之的立场。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核心是精准帮扶+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一方面，国家在发展规划、资源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给予民族地区更多倾斜，完善区域协调机制、差别化支持政策，持续落实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帮扶机制。另一方面，引导各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好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借助共建“一带一路”，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民生保障上，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重点改善边疆民族地区村落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在发展中推进移风易俗、公民道德建设，普及法治和科技知识，既实现物质富裕，也打造现代文明新风尚，让民族地区的发展更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律的落地实施离不开全社会的协同发力。社科界应如何充分发挥自身学术优势，为法律的有效落实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常安：社科界在推动法律贯彻落实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一是强化理论研究，加快推进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基础性问题，阐释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让全党全社会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和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二是做好人才培养，民族工作的研究和实践归根结底靠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社科界要承担起民族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职责，为法律落实和民族工作发展储备力量。三是践行与宣传并重，社科界工作者要身体力行，做践行民族团结进步的表率。四是加强国际传播，通过国际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民族工作。 同时，还要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方面，民族学界、法学界都应从服务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方略、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来推动。要从学科资源配置角度，进一步加强分类管理与精准施策，在智库培育、交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充分发挥相关行业类院校在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领域的长期积累与研究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生根、深入人心，需要做哪些工作？ 严庆：需要围绕知法、依法，进一步开展解释宣讲，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就有关条款展开精准解读与循证。建议在具体的法律宣传中，将禁止类内容改编为顺口溜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围绕懂法、践行，社会各界要立足本职，自觉思考、查找相关法律条文中的要点，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与行动融入经济文化活动、社会生活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法治力量夯实民族团结根基——学者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近日，西北政法大学推出创意视频，韩非子、商鞅、张汤穿越时空，走进西北政法大学“后世之法学堂”，与现代法治文明隔空对话，共续千年法脉，传承法治精神。 视频开篇，后世之门烟霭轻绕，韩非子吟诵“竹简刻下千秋法，孤愤五度笔生花”，以变法之思开启这场穿越之旅；商鞅言道“强秦霸业成，城门立木信为本”，以法治先贤之姿到访西法大学堂。 步入后世之法学堂，先贤们驻足观览、感慨万千：“昔者著于竹帛，今者捐于金石。法自千载，笔意犹存。”面对古今法治载体的变迁，先贤们更深刻体悟到“字好，然法不在石上，在人心”。商鞅忆及当年变法革新、革故鼎新，虽曾不被世人理解，而今看到校园内外人人习法明法、蔚然成风的景象，倍感欣慰。 校园之中，控辩相争、各执一词，举证质证、层层核验，尽显循名责实之风；一锤定纷争，法度昭然，令先贤们连声称赞。商鞅感叹，当年为徙木立信，扛木满城，如今普法便捷高效，法治深入人心，真正实现“木立一语，信传一城；人在街头，法入万家”。 随后，张汤以御史身份相见，秉持严明法度、整饬吏治之心，坦言“后世褒贬，汤心自知，唯愿法度清明，初心不改”。商鞅赞叹其立法之精，功在千秋，看到学堂法脉绵延，足以慰藉平生。先贤们纷纷表示，后世之人的生活状态远超想象，此行深感无道不孤、薪火相传，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大家一致认为，乱世以法图强，今日依法求兴，时代不断变迁，而法治之心始终一脉相承。 这段跨越千年的法治对话，生动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凸显了西北政法大学作为法学教育阵地，对“法脉绵延、薪火相传”使命的坚守，让观众在古今交融中感受法治文化的传承力量。 【中国日报网】古今法治先贤穿越“串门”西北政法大学 千年法脉薪火相传 【中国新闻网】韩非子商鞅“空降”西法大 AI让古今法学名家“串个门”

3月27日上午，“《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亮教授出席研讨会并致辞，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长江学者韩松，二级教授张师伟等做主旨发言。研讨会由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党雷主持。 孙昊亮在致辞中表示，《国家发展规划法》作为规范国家发展规划制定、保障国家发展规划实施的基本法律，其制定实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十五五”这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国家发展规划法》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治理创新，有利于理清在新形势下如何依法提升国家规划体系的整体效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规范宏观经济调控权运行等前一系列前沿热点理论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韩松在主旨发言中提出，随着《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经济法的时代到来了”。经济法的学科概念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说《国家发展规划法》就是经济法。作为仅次于宪法的基本法，《国家发展规划法》为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新的基础。《国家发展规划法》具有战略性、宏观性、长远性，对经济法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统领作用。《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实施为经济法学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研命题，值得经济法学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应当以《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经济法的学科建设，做好课程建设、教学和科学研究。 西北政法大学二级教授张师伟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颁布施行，以专门基础性法律搭建起中国特色规划法治形态的完整框架，实现了规划治理从政策主导向法治引领的历史性跨越，为规划制度优势固化、权责运行规范、实施效能提升、监督问责强化提供了根本性法治保障。《国家发展规划法》是国家治理中制度优势法治化、治理运行规范化、治理效能制度化的必然选择，其有效打通了规划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通道，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西北政法大学三级教授郑艳馨在系统梳理了从计划法到规划法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代表了我国国家规划法治体系的重构。《国家发展规划法》保障了国家发展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国家发展规划法》对于规划的编制、审查、批准、实施、监督和评估等全流程都进行了法律规制，强调了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国家发展规划法》为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杨军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代表我国经济法学的春天来临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关注国家发展规划之下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地方规划的法治化。西北政法大学肖新喜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是我国经济法体系完善的生动科学实践，是把规划制定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强力举措，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经济法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支撑。西北政法大学杨为乔副教授从经济史观与制度方法论层面解读了《国家发展规划法》重要内涵和指导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孙那副教授结合科技强国的时代背景，从规划法出台的视角谈了对科技立法带来的新思考。西北政法大学许聪副教授针对《国家发展规划法》的亮点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西北政法大学常鑫副教授认为：《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定和实施的关键，不仅在于把规划写进法，更在于将有目标的治理转变为有规则的治理。西北政法大学席晓娟副教授从《国家发展规划法》落地实施的角度出发，对“十五五”规划当中的财税措施进行了系统解读。 本次研讨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主办，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科研处等单位承办，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以及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行政法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交流。 【华商大风经济新闻】《国家发展规划法》: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https://www.ersanli.cn/longtext/detail.html?feedId=226531760758201&type=11&app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