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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日报】【法治网】新版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法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新版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法学学科建设的意义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国家学位和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这是我国自实行学位制度以来颁布的第五个学科专业目录。新版目录有许多重大变化，在体例上合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于同一学科门类，一改过去后者只是前者附录、补充的做法，强调两者的地位同等重要；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安学六个一级学科之外，增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两个一级学科；在法律硕士、社会工作硕士、警务硕士之外，增设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两个硕士专业学位和法律、社会工作两个博士专业学位。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还设置了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两个一级学科。与以往相比，新版目录中法学学科专业的设置，积极回应了学科发展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要，纪检监察学学位授权层次一步到位，法律硕士在举办27年后提高到法律博士，变化尤为显著。 新规实施后对法学院校的影响，一是建立专家组织，组建学科团队。此次新设学科专业都需要以新设、转设或归并等方式成立相应的学科评议组或专业学位教指委。这项工作虽由国家学位主管部门负责，但需要法学专家的参与。法学院校也要组建配置相关学科专家团队或教学组织，而参与其中的专家也需要重新安排个人的学科专业方向，法学院校也要对此进行统筹规划和综合考虑。二是制订或修订学科专业标准化规范性文件，包括学科专业简介、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核心课程指南、学位论文要求等。这项工作由学位主管部门部署，有关学科评议组和专业学位教指委承担，并需要法学院校管理者和教师参与和支持。三是根据新版目录与管理办法以及有关学科、学位管理政策组织开展有关学位授权点建设和申报准备。这项工作因不同高校授权学科条件的差异而会有所不同。从现行制度和实践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在已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的范围内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位点，或在有学位授权的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专业领域或专业方向。此次新规废止了过去目录内和目录外的设置办法，明确只要有相应的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学位授权，就可自主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但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名称，原则上不得与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领域的名称相同，且不得超过规定字数。 其二，在已有目录范围内设置某个尚无一级授权的二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硕士点或博士点，这里具体有两个办法：一是在国家学位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一般性学位授权审核时，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申报并取得学位授权。目前规定这项工作每3年开展一次。二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这项制度是2014年试点2016年全面推行的，其核心是在不对学位点做增量的情况下，以建立学位点名额动态补偿机制的方式来解决高校优化学位授权无抓手、“僵尸学位点”无退出机制的问题；高校主动撤销一个硕士和博士点，包括一级学科点或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点，则该校可保留一个学位点名额设置其他学科点，俗称学位点“置换”。当然动态调整增设的学位点，必须符合该学位点准入的基本条件。动态调整每年一次，操作成本低，成效显著。近年山西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南大学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是通过此种方式。 其三，获得自主审核学位授权的高校自主增设学位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是2018年国家学位主管部门为将学位点设置权下放少数特定高校创造的一个新概念，即具备一定条件的高校（有20个以上一级学科博士点、年授予博士学位500人以上等）申请获批自主审核学位点权力，不参加一般的学位授权审核而自行审核学位点，包括目录已有和未有的学科专业。获此授权的高校必须遵循两个条件：一是要制定出高于国家同类学科专业的设置标准报国家学位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每年增设的博士点数量不得超过该校博士点总量的5%。已有32所高校获此特权。最近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兰州大学获批设立的法学博士点，便借助了此项政策。自主审核目录外的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不含设置专业博士），可采取先试点设置的方式（代码标注“S”），待试办达到一定条件，如试办单位有3家以上、有3届以上毕业生、就业需求旺盛等，可将该试办学科专业编入目录。最近批准的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法律实务”（S0354）等硕士专业学位点，即属此类情形。 最后，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根据需求清单指定设置学科专业。指定设置是设置学科专业的一项新制度，含义是规定国家学位主管部门有权直接指定某单位设置某个学科专业，属于试点设置范畴，并借助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这个概念工具予以实现。清单突出包容性、灵活性，不求系统完备，不拘泥学科专业常规口径，也不强调学界成熟共识度，所列学科专业突出体现国家意志，聚焦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文化传承和民生急需的重大人才布局，每年调整一次。清单制度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普通目录之外的特殊目录，在目录运行方式上结合了“看不见”与“看得见”两只手，本质上体现了学位授权的国家意志和政府调控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国家学位授权制度的资源再分配。

  2022-09-28

• 【法制日报】杨宗科：探索社会治理研究创新的“西北特色”

  原题：学科资治 人才强治 探索社会治理研究创新的“西北特色”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杨宗科   杨宗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宣示了“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和“中国之治”的发展方向。“中国之治”的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关键是实行良法善治。不断提升包括社会治理在内的“中国之治”的效果，离不开社会治理学科的支撑和社会治理人才的保障。长期以来，西北政法大学围绕社会治理问题，在学科资治、人才强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社会治理离不开法治保障 法治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治理方式，法治和治理的关系十分密切。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可以说，依法治国本来就包括依法管理社会，但是，具体到社会治理当中，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曾经在一个时期，我们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其中并没有法治保障的内容。对此，我校的专家学者敏锐地认识到，缺少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并不完整。我们围绕社会管理与法治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法学杂志》等专业刊物发表了《创新社会管理的立法机制》《社会管理创新与司法能动》《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等系列学术论文。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法治保障》的研究报告。 2011年5月5日，“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贾宇教授（原西北政法大学校长、现任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作了题为“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专题报告，明确指出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是走向法治化，并分析了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法治保障的基本任务和应当把握的主要问题。 同年，中国法学会将西北政法大学申报的《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研究》课题确定为“2011年度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重大课题予以立项。随后，我校研究团队推出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经验与实践探索》《中性政府、法治理念与共同富裕》《西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变迁及启示》等一批学术成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法治保障”的观点在全国学界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明确了法治保障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理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说，在社会治理理论创新之中，凝聚着西北政法大学的贡献。 创建社会治理学科平台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自2005年开始，西北政法大学与浙江诸暨市合作开展以“枫桥经验”为代表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工作。汪世荣教授担任主编、十多位教师参与撰写的《“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第1版）》于2008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全国政法系统和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2018年，“西北政法大学基层社会法律治理研究团队”再度与诸暨市政府合作开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一次性推出3本研究专著：《“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证研究》《人民调解的“枫桥经验”》和《“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第2版）》，形成了关于新时代社会治理研究的系统化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打造了一支专注于社会治理问题的科研队伍，搭建了“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科创新平台。 此外，西北政法大学还与甘肃陇县，深圳福田，陕西王益、富县、汉阴、留坝、榆阳等地合作共建了一批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地，对“能动主义司法模式”“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红旗经验”“两说一联”“321基层治理工作法”“院坝议事”“十个没有”等基层社会治理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形成了一批高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和智库成果，既促进了社会治理学科体系的创建，又为推进社会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培养高素质社会治理专门人才 治国安邦，人才为要。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色和优势，积极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人才培养规律，形成了从本科层次到硕士、博士层次的全方位社会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其中，本科层次主要培养法学、公安、反恐、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类型的社会治理专门人才，以满足“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需要的纠纷调处化解人才、社会治安人才、公共安全人才、基层治理人才、国家安全人才。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方面，目前承担着全国法学学科唯一的“服务西北大区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法学博士人才培养项目。高素质社会治理人才培养的教育改革成果《法科研究生科研能力协同培养机制的探索——以“枫桥经验”十三年研究为参照》荣获“陕西省2019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多年来，西北政法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社会治理人才，在促进国家法治建设和西北地区的稳定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

  2020-07-09

• 【法制日报】姬亚平：疫情期间要严格执法但不应思维僵化

  近日，某地一药房进价0.6元的口罩以1元价格卖出，因涉嫌哄抬价格被处罚。媒体报道后引发热议。经查，该药房销售一次性口罩3.8万个，购进价格0.6元/只，销售价格1元/只，其购销差价额高过该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新冠肺炎防控期间有关价格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理的指导意见》规定的15％标准，涉嫌哄抬价格。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14210元，罚款人民币42630元。 疫情当前，强化行政执法对于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哄抬物价、维护人民权益、尽早取得胜利至关重要。但是，执法机关不仅要严格执法，还要善于执法，张弛有度，而不能思维僵化、“一刀切”地执法。对于涨价一律从重处罚，既不符合法律精神和原则，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造成南辕北辙的局面。所以，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行政执法应坚持几个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这里的事实不仅仅是查明销售商的进货价和销售价，还要搞清制约价格的因素，产品的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供求情况、运输成本等要素。尽管当地市场监管局规定了购销差价不得超过15％，看似处罚有据，但是，这个标准只是一个指导意见，是否可行，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销售商的各项成本是多少，差价控制在15％之内销售商还有多少利润，执法机关要搞清制约销售价格的各个因素，房租、劳动力、综合销售业绩等。 保持执法理性，处罚公平公正。特殊时期，理性治疫要求依法治疫，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处罚公平公正，具体标准是过罚相当，即处罚措施要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处罚的力度大小要考虑违法行为的动机、情节和违法所得的多少。有关部门在制定和执行规则时，要在销售商和消费者的利益之间、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坚持比例原则，既不能执法不力，也不能执法过度。 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指行政执法要合法合理，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社会效果是指执法要促进社会公正和谐，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促进人民福祉。与法律效果相比，社会效果的实现更有意义，也更难以把控。如果正规渠道不再销售口罩，生产商和销售商将口罩交给黑市，由于黑市违法成本很低，所以，在黑市消费者可以买到大量口罩，但却付出了更高的价款，而且质量无法保证。由于黑市的隐蔽性，执法机关查处难度更大。 树立科学的执法观念。行政干预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需求剧增导致供不应求，通过价格传导信息，激励生产者提高产量，能更好地解决供需矛盾，这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口罩是基本防护物资，供需紧张没有完全缓解的情况下，应该允许紧缺物资的价格在消费者能够承受的幅度内上涨，从而增加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润，刺激生产和流通，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同时抑制过度消费。还有一种观点，将严格执法与一律从重混为一谈。严格执法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蕴含，要求准确适用法律，重重轻轻，即重的违法行为重罚，轻的违法行为轻罚，反对滥用执法权；而一律从重则是机械执法，构成滥用执法权。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

  20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