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赵馥洁:尊德性 道问学

  • 2023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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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馥洁:尊德性 道问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陆航 通讯员李志瑾)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北京大学校园,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专门就“价值观”同青年学子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用“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生动比喻,来形容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所确立的对自己民族文化优势的坚定信任,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实信念,以及对自己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光明前景的坚强信心。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发展、前进和强盛的最深厚的精神力量。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走进西北政法大学,采访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理论的赵馥洁先生。赵馥洁先生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赵馥洁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范畴系列”“价值思维”四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他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从而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的代表著作《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专著,请问您为什么要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

赵馥洁: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实践的要求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化,价值哲学研究在我国兴起。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探讨价值文章和著作。

特别是北大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论》(《学术研究》1985年第7期)、《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等论文。张岱年先生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并在在文章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价值范畴。我受了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启发,特别是张岱年先生的论文的直接启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问题。通过研究,我觉得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以往的中哲史研究,未对这些思想予以关注,没有被重点开拓,从此我就明确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发表的第一篇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文章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观》。该文是为1987年11月在西安召开的“价值论与价值观念变革”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会后收录于《价值和价值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之后,我相继发表了《价值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哲学动态》1988年第8期)、《儒家哲学的价值论》(《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儒家的价值目标论》(《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论<易传>的价值观》(《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等论文,展开了系统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1989年我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研究》,获准后了于1991年完成。《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就是这一课题的最终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西方哲学重视对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比较而言,为什么会形成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体系?它们的意义何在?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赵馥洁: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中提出价值理论基本上包括两个层次(或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原理,或叫价值的原理论,它探讨价值的本质、特性:分类:评价等一般性问题,重在解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的多种多样价值的共同本质问题;二是价值规范理论,它研究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在面临着许多价值对象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人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具体选择。

西方哲学比较重视的是价值原理问题的讨论,而中国哲学则不太关注价值原理,而是关注价值规范,也就是说,不重视讨论价值是什么,重在讨论怎样才有价值,重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活动。以此而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原理论部分相对薄弱,而规范理论部分却十分丰富。

虽然,“可欲之谓善”、“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富有之谓大业,曰新之谓盛德”、“和为贵”等命题,都是对价值的一般本质的规定,在价值分类、价值评价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深湛的论点;对主体需要也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上看,哲学家们的主要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此,而是着重论述在现实生活中人应该追求什么才有意义,应该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之,提出了如义利、德力、义生、德智、理欲、公私、群己、天人、真善美等等价值规范,进行分析、比较,确定选择方向。

重视价值规范这种现象与整个中国哲学不太着力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而特别关注现实生活实际问题这种致思趋向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提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演变呈现出三大特征,即:①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②价值观的演变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等价值;③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力、维系了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当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您认为,我们民族价值观的演变会不会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赵馥洁: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以人们的利益和需要为依据的,而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所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同时,上层建筑内部其他因素的变化对价值观念也有影响。

价值观集中表现着主体对客体的主导和支配能力,即集中表现着人的主体性,价值观念的演变其实质是民族主体性的演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演变过程,宋以前是强化过程,宋至清是弱化过程,辛亥革命以后是复兴过程,并逐渐趋于强化。在这一历程中,中华民族价值观演变所表现主要特征是:

1.价值观念演变的基点始终以人自身的价值为本位。中华民族不执迷于宗教的彼岸价值,也不执着于物的价值。价值观演变历程上的每个环节都可视为对人的价值的某一侧面的探求和弘扬。因此中国人在近代以前没有发生过人的价值的失落。

2.价值观的演变的主题基本上是以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为主题,忽视物质财富价值、自然知识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

3.价值观念演变的结果是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和民族生命力的维系。使民族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命维新”。

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演变遵循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普遍的历史规律。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当前,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民族价值观必然会随着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出现新的时代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相融通的特征,具体指什么?

赵馥洁: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是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自五四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之特质,许多学者都有论述,我通过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也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新看法。我先后在《光明日报》《人文杂志》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这些观点,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的观点概括而言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特质。所谓“必然”原理指探讨存在本质、发展趋势、客观过程、必然规律的哲学理论,包括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领域;所谓“应然”原则指论述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价值理想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两方面的内容是相融合相贯通的。

“必然”(包括“实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会贯通,既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是其理论建构的范式。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融合性、贯通性。无论是建构本体沦、认识论、历史观、人生论,还是建构其它哲学理论,都将其与价值论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也就是将“应然”的原则贯注于“必然”原理之各个论域,使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人生、价值与认识相融通。

一、本体存在与价值境界的融通

二、历史规律与价值追求的融通

三、认识过程与价值意蕴的融通

四、自然生命与道德价值的融通

上述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价值与本体、价值与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生命相互关系的理论表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理论思维,乃是一种典型的融通性思维。正由于这 几个方面的融通,决定了中国古代的价值类型 论中,也体现着各类型间相互蕴含、相互融通 的观点。儒家以善统真、美,凡是善的价值即是 真的、美的;道家以真统善、美,凡是真的价值即是善的、美的。虽然,儒家祟善,道家贵真,价值取向不同,但其融通真、善、美的思维路径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融通,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特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对我们认知自我、认识社会、了解世界有哪些现实的指导意义?

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这种“必然”与“应然”相融通融的特质有着其产生的深刻根源,它所蕴涵的思维经验和哲学智慧,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特征的突出优点是克服了价值与事实、“实然”与“应然”相割裂相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多数哲人,几乎都赋予客观事实以价值意义,都赋予事实判断以价值含义。他们融通价值与事实的方法主要是将主体人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因素如情感、意志、信念、理想、德性、情操、美感等等直接投射到客观事物之上,从而使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如果说,西方哲学中的一些哲学家,是在承认事实客观性和肯定价值主观性的支点上将价值与事实分离开来的话,那么与西方哲学的异隔性、分析性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哲学在把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 的基点上将价值和事实相融合相贯通。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由事实判断推不出价值判断”的所谓“休谟问题”!

二、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大意义是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宗旨。中国哲学没有孤立的宇宙本体探索,没有单纯的客观知识追求,也没有“怪力乱神”的宗教旨趣,实现人的价值是它的最高宗旨。其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其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其方法论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其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

三、中国传统哲学“必然”与“应然”相融通的重要作用是锻铸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中国哲学形上之道、抽象之理、玄远之思等“必然”原理,固然都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和意义,但归根结底最终都服务于实现“应然”原则的实践活动。《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形上的必然之道意义在于,指导人的“继之”、“成之”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的目的即是实现应然之“善”。这种“继道为善”“成道为性”的理念,乃是中国哲学的突出优势。所以可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乃是“必然”原理与“应然”原则相融通的经典命题。

中国传统哲学价值思维的融通性特征的最大的缺陷是将价值泛化,以“应然”遮蔽“实然”。即以价值存在掩盖客观事实甚至取代客观事实,以价值评价制约事实认知甚至代替事实认知。然而,这种价值思维的突出优势是追求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实然”的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网:作为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请您结合“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内涵,谈谈您对当下大学教育的认识?对大学生自身价值定位的建议?

赵馥洁:在张载关学系统而丰厚的精神体系中,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意识是其纲领,“民胞物与”的宏伟价值理想是其核心。张载就是这样一位自觉实践着自己哲学使命和认真建构了自己哲学体系的真正哲学家。

一、所谓“为天地立心”, “人之心”就是“天地之心”。既然如此, 那么,“为天地立心”…的实质就是“立人”——“立人心”。 立人之心就是开发人的智慧, 升华人的道德, 使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达到与宇宙法则 (“天理”) 相统一的精神境界。从而使人成为天地之心。

二、所谓“为生民立命”, 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做人的行为准则和人生价值目标。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 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三、所谓“为往圣继绝学”,就是继承和发扬被异端思想所中衰了、中断了的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

四、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指明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

总之,“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其含义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正确世界观,为民众确立合理人生观,为民族建立承传不绝的道统——文化观,为社会绘制万世太平蓝图——社会观。

“横渠四句”作为张载自觉的崇高哲学使命,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和担当,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启示。

1.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具有优良素质,应肩负崇高使命。

2.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应该负使命,尽责任。

3.一个人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

4.大学生应该有人之为人的高度自觉,应该有自觉的使命意识,应该有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的担当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以传统格律诗的方式,对《庄子》进行了深刻、透彻、新颖的诠释,完成了《诗感庄子》这一极富哲学意蕴的诗集。请您谈谈对古体诗歌创作的感悟?

赵馥洁:自童年时,先君以《千家诗》启蒙以来,至今逾七十年。七十年间,与诗结缘,未尝一日离也。每于学业学术之暇,常耽于学诗学词之乐。

人以诗言志、抒情、说理,实乃人内在精神生命之感发也;人对诗之阅读、吟诵,写作,皆是诗对人内心世界之美化也。诗以人而提升境界,人以诗而美化精神。人创作诗,诗美化人,双向互动,循环往复,使人生与诗境共趋于真善美也。

静致斋诗稿乃余平生诗作之汇编也。所选之诗,其题材或绘人世之景、人间之态,或叙人物之品、人际之谊,或抒人伦之情、人生之感,其主题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鉴赏,有对古代哲人精神境界的赞美,有对学术著作的题咏,有对学界交游的述怀,有对亲情友情的抒发,更有对人生形上姿态的追求。故七十多年来,其学其行,其游其遇,其情其志,其感其悟,皆在诗中有所吟咏。

诗感庄子是以中国传统诗的七律体式,感悟《庄子》一书的思想、观念和意境的组诗。是我于2008年3月至9月期间创作的,当时我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需要而重读《庄子》,当我读到《天下篇》中庄子说他的思想不能用“庄语”---庄重而严肃的语言表达时,忽然悟到,庄子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是超越逻辑语言的“思”,而这种“思”正是“诗思”“诗意”。于是就决定用诗来诠释、表达庄子的哲学。这正是我在《跋诗》中写的“庄语已难明道意,精华最好入诗弦”。大约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阅读、构思,到写作、修改,我完成了这组诗的创作。“诗感庄子”组诗共35首,第一首为序诗,最后一首为跋诗。其间按庄子一书的目次顺序,每篇用一首诗感悟、诠释。全书33篇,写诗33首。这些诗力求用独特的方式、诗的语言,表达庄子的哲学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谈谈自己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赵馥洁:我1964年7月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曾先后在西北政法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1979年4月至今,一直在西北政法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我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近50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前,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和研究;第二阶段是在1980年以后,转为从事中国哲学义的教学和研究。

我大半辈子就是读书、教书、写书,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做学问必须平心静气,独立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治学必须耐得寂寞。我在《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增订本后记中曾经说过:“学问乃寂寞之道,著书属寂寞之业。平生治学,创获无多;多年著述,乏善可陈,唯有一点,差可自许,聊以自慰,曰:耐得寂寞。”

我认为“寂寞之道”包含了三个要素,即静心、平心和乐心。人思考时心态要安,心情要静,才能思维。所谓“平心”就是要以平淡的态度看待名利和功利。而“乐心”是一个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我认为,一个人自己能够心态快乐,那就是学术研究当中寂寞之道的重要内涵。乐在其中,一个人才不会屈于任何外物,才不会受外在利益的诱惑,从而自得其乐。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果能体现人类的一种真善美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成果当然有社会意义。把人类的事业与自己的人生价值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保持一种静心、平心和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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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8-07
  •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现了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要求,既是培育符合党和国家政治理念与发展需求的时代新人的客观需要,也是高校在新时代肩负政治使命、文化使命、教育使命的必然要求。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理路 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红色资源既囊括了党在百余年奋斗实践中的人物、事件、物品等物质载体,也包括在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品质、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载体,为高校“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思政教育的具体文本,延展了“大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教学方式。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在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基础上,借助人物感知、理论学习、环境体验、场景触动、情感共鸣、实践参与等环节,不断强化红色资源的价值功能和育人实效。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红色资源有特定的叙事逻辑和话语形式,具有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的重要功能。将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要始终落实政治要求,观照时代特征、融通育人理念,以讲深讲透讲活的话语形式、用心用情用理的叙述载体、做深做实做细的活动方式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凸显新时代党在高校建设中的总体目标和根本方向。 时势与事态相融通。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贯穿历史记忆、映照现实的物质载体和精神线索,以思政课建设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相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相结合、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融合的形式,打破历史与现代、课堂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育人边界,为高校营造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育人环境。 内在与外在相融合。红色资源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将宏大的历史架构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学、可行的教育素材。通过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充分发挥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人的重要作用,为青年学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心理基础、情感归属和价值认同,并转化为长期性、稳定性的行为方式与文化心理。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逻辑表征 高校“大思政课”是党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生成基础的统一性。红色资源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生、发展以及创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高校“大思政课”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形式,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道理、哲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方法在高校场域下的综合运用。二者共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文化根基的共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校“大思政课”提供了精神内核和历史底蕴,以人格塑造、文化认同、家国情怀等形式体现了对“大思政课”建设的价值功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文化内涵要素的话语重构和时代表达。 育人功能的相似性。高校“大思政课”是“思政课”在功能属性、活动平台、育人合力方面的升级改造,在新时代青年学生中具有铸魂育人、举旗定向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通过构建话语体系、实践体系,达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立德树人的目的。 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的 实践路径 健全制度体系。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要以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科学思维进行综合布局。一是夯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领导体制,充分协调教育、管理、服务等职能部门综合运用红色资源的各类要素,使各部门在“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基础上,协同发挥“引水入田”的教育效果——既要确保各部门共同发力,也要协调均衡,避免教育活动的同质化、重叠化。二是通过评估机制、考核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保障机制的协作运行,提高红色资源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中的可行性。 创新育人机制。一是加强学段衔接,促进一体化建设。要将红色资源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注重对大学生在知识层次、学科视角、专业能力、就业取向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实现红色资源与高校课程教学、思想教育、日常管理、就业指导、社会实践等方面的有序衔接,不断增强红色资源在高校教育管理服务中的“黏附力”和针对性。二是拓展育人场域,凝聚教育合力。在坚持发挥高校课堂教学主阵地功能的同时,拓宽以班团建设、朋辈牵引、一站式学生社区共建的生活教育界限,提升以家庭熏陶、家风教育、家长培育为一体的家庭教育水平,构建以场馆建设、资源互补、师资协同配合的社会教育矩阵,建成区域联动、资源联通、优势联合的育人新格局。 激发理论活力。要不断更新叙事内容、优化表达技巧、创新表现形式,拓展红色资源的内涵。通过创设有温度的红色文化育人素材,将党的创新理论、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四史”教育等相关内容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体系中,不断增强新时代红色资源对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做到理性分析、感性触动、柔性驱动。 丰富教育载体。一是加强活动联动联通。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日常教育、专项教育、专题教育充分结合起来,深入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红色元素和思政元素。抓好重大节日、重要节点、重点事件开展仪式教育、体验教育,注重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景感人。二是推进资源共建共享。以校史校情为基本内容,深入挖掘高校攻坚克难的历史史实,重点突出功勋教授、劳动模范、最美辅导员及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典型代表的先进事迹,形成理实并重、情景交融、师生互动的育人材料。深度结合高校所在区域内的红色文化资源,促成校内外资源联动和育人共建,积极打造高校“红色+N(法治、教育、科技、人物)文化之旅”等教育IP。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能力提升研究”(2024A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军政:让红色资源成为“大思政课”的精神引擎 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7149&eid=52017&sid=241462&idate=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7/t20250709_5885356.shtml

    2025-07-14
  • 【中国社会科学网】舒洪水: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这对国家安全立法提出了新要求。2015年7月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是建立在我国70年国家安全工作的经验总结以及借鉴国外国家安全立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维护国家安全、指导国家安全工作而出台的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法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我国国家安全立法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立法体系,形成了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立法模式,初步形成了“宪法+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具体领域专门性立法+散布于各部门法或单行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监督、保障、宣传、教育等多个要素,涉及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通过确立统一的法律原则和价值导向,为特定法律领域提供基础性的规范框架;借助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科学的编排体例,消除规范冲突与立法空白;依托规范表述的精确化和系统化,提升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适应国家安全复杂形势的必要考虑。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权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利器。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促进国家安全立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立法机关通过“基本法+专门法”的协同立法模式,既制定了《反间谍法》《国家情报法》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又前瞻性地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立法,还完善了《国防交通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配套保障性法律法规内容,这一系列立法成果不仅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国家安全法律框架,还提升了各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系统集成度。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有力保障。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以《国家安全法》承接宪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把国家安全工作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法治屏障。 西北政法大学坚持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强化实体学院,支持国家安全法治建设。2016年1月16日,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宣告成立。2019年6月15日,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加挂国家安全学院牌子,学院名称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国家安全学院)。2022年5月20日,学院名称变更为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现有专任教师39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8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37人,主持了100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并积极推动学术交流。 贯通硕博体系,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西北政法大学贯通国家安全法治“本—硕—博”人才培养层次,学院已培养本科毕业生900余名,硕士毕业生600余名,目前在读本科生377人,硕士研究生136人。自2013年学校开始招收服务国家特殊战略需求项目博士以来,学院已经招收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2013年至2020年方向名称为“西北地区反恐怖主义法律方向”,2021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学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向”)54人,其中毕业29人。在政法委员会、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单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扎实理论研究,服务国家安全法治决策。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相关研究,共发表文章400余篇,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60余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核心期刊)40余篇。2016年以来,向国家有关部委、中央有关媒体等中央级单位报送研究报告和舆情信息3000余篇,其中数百篇研究报告或舆情信息受到中央和省部级领导批示,1000余篇被省部级以上单位采用。西北政法大学组织专家编纂《中国国家安全法教程》《中国反恐怖主义法教程》《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反恐怖与去极端化前沿问题探究》等一系列国家安全、反恐专业教材,在全国国家安全法治、反恐怖法治教育教学中走在前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舒洪水:https://www.cssn.cn/gjaqx/202506/t20250630_5883886.shtml以《国家安全法》统领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2025-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