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见义勇为的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 2019年12月10日
  •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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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路遇抢劫 出手相助不留名 面馆老板娘为表感谢 承诺为整个学院学生“免费加面” 原来——

见义勇为的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西北政法大学有支以公安学院学生为主力的政法反扒志愿者大队

面馆老板娘夜遇抢劫幸遇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两学生 写寻人启事表感谢

见义勇为者虽未找到,却让更多人知晓西北政法有个反扒志愿者大队

这是一起寒夜中见义勇为的故事:两名学生帮路人夺回被抢走的手机,路人获救后为表示感谢写下寻人启事,虽然,两名学生还没找到,但却让大家意外知道了西北政法大学还活跃着一支反扒志愿者大队。

寒夜里见义勇为

面馆老板想感谢

王女士在西北政法大学附近开了一家面馆,夫妻俩在此经营已有9年时间。12月6日晚,走到家门口的王女士发现没带钥匙,就返回店里拿,路上她一边走一边玩手机。

走到府东一路路口拐弯处时,一个男人上来就抢手机,还逼问她身上是否有钱。“现在大都用手机付钱,身上也就100来元现金。”王女士说,当时她都懵了,大喊时手机被对方抢走,自己则吓得瘫坐在地。这时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追了上去,把行凶男子摁倒在地。一个男孩过来扶她时,抢手机的男子趁机挣脱。两位好心男生把惊魂未定的她送到家门口后才离开。

“事发时是周五,当时连报警都忘了。”王女士说,当晚她曾再三追问对方姓名,两名男生只说是政法大学公安学院的,别的都不肯说了。缓过神后王女士和老公商议,希望找到两个男生表达谢意。

俩男生还没找到

感动却很暖

经常在王女士店里吃面的西北政法大学射艺队教练穆老师与夫妻俩较熟,王女士就托付穆教练寻找那两名男生。王女士和丈夫还写了一封“你勇擒扒手我管饭到饱”的寻人启事,里面写道:“……为了答谢两位同学,也为了支持匡扶正义的公安学子……即日起,凡是来我店就餐的公安学院的同学,只要你说需要加面,我们会给你加足够的面,不多收一分钱……”

穆教练大学时代就加入了政法反扒志愿者大队,如今留校当教练,但还在反扒队中。12月8日晚上,穆教练受王女士委托,把寻人启事发到群里,表示对两名男生的感谢。

群里纷纷点赞,同学们也在积极转发,一传十十传百,学校官方微博微信也都发布此消息了,网友和同学们留言很多,“去年冬天有一段时间,学校里丢手机的特别多,后来小偷在餐厅被抓住了,也是公安学院的同学和保安大叔一起抓的。”

事发三天了,两名做好事的公安学院学生还没露面,大家反倒知道了西北政法大学一直有一支以公安学院学生为主力的政法反扒志愿者大队,还有一个“政法无贼”的传奇故事。

“政法反扒”

希望能让“政法无贼”

政法反扒志愿者大队负责人、公安学院经济侦查专业大三学生许同学,和华商报记者聊起了他们的反扒队。他说,“政法无贼”是反扒队所有人的希望,日常他们通过微信群联系,主要是保卫校园安全,如果哪里常出现小偷,同学们会去盯梢蹲守,一旦对方再次出现,大家就会召集起来联系学校保安,快速把对方扭送到学校保卫处或派出所。

据华商报记者了解,政法反扒志愿者大队大约是2010年前后成立的,建立初期,队员们在校内食堂、教室、球场进行反扒,有时还到学校外的公交站、西崔巷子、华润万家超市进行反扒。后来志愿队一度因学生毕业不再进行反扒。但到目前又有了108人的规模。

据介绍,有一年,学校里来了一名惯犯,老去操场和宿舍偷手机,还来骚扰女生,后来反扒队员蹲守跟踪,终于让再次准备作案的惯犯落网,后来公开审理此案的庭审场地就设在学校模拟欧陆法庭。

因为这件事,有同学创作了“政法无贼”短片小说,第一篇说有人在政法偷东西发现公检法都是政法的人,如今有了王女士找公安学院学生的寻人启事为灵感的第三篇。一位政法同学说,这件事是“政法无贼传奇的进化版,扩展到校园周边了。”

安防系统保卫校园安全

学生主要配合巡逻

如今学校的监控密布,对不法分子震慑力很大,校园安全更有保障了。“我们就是配合保卫处巡逻布控,特别时期,我们就蹲守在监控死角,基本上贼进来就出不去了。”许同学说。今年新生开学第一天曾发生手机失窃案,有人在学校食堂附近盗窃手机,8月28日,男子再次进入学校,学校安防系统立刻报警,很快就抓到此人移交派出所。

西北政法大学公安学院大二学生李同学是学校国旗护卫队的队长,他告诉华商报记者,政法反扒队是第一届国护队(公安警备队)队长创立的,主要是公安学院的学生组成,反扒队也有很多是国护队队员。

王女士说,真诚地感谢帮助她的两名学生,没想到这件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也担心曝光后会给同学带来麻烦。而两位做好事的同学选择不露面,穆老师表示理解,“可能是担心曝光后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吧。”穆教练说,学生们外出时见到力所能及的事应该帮忙,“当然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报警。” 华商报记者 李婧 摄影 邓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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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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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当前常见毒品主要分三类。第一类传统毒品包括海洛因可卡因等天然植物提取物,第二类合成毒品如冰毒摇头丸等化学制剂,第三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俗称实验室毒品,是人工改造化学结构制成的策划药,具有更强致幻麻醉效果。 新型毒品,像合成大麻素“上头电子烟”、笑气、伪装成电子烟的毒品等,与传统毒品相比区别很大。首先,它们大多是化学合成的,常伪装成电子烟油、小钢瓶、饮料等日常东西,特别隐蔽;其次,它们伤身又伤脑,吸了容易让人极度兴奋、产生幻觉或者昏沉,精神依赖强,更容易引发暴力或自残。它们常打着“时尚”“无害”的幌子在娱乐场所出现,更容易诱惑年轻人上当。 华商报:毒品的危害是什么?成瘾的生理与心理原理是什么? 褚宸舸:对于个人,吸毒成瘾属于复发性的脑病,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导致人格扭曲,引发自伤、自残、自杀等行为或易感染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对于家庭,吸毒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家庭功能退化和破裂。对于社会,消耗巨额社会财富,易导致肇事肇祸,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毒品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直接干扰大脑正常的神经递质功能,短期内产生强烈欣快感或幻觉,但导致神经细胞损伤、认知功能下降及精神障碍。长期滥用会引发脑部病理性改变,形成强烈的生理依赖和心理渴求,并伴随耐受性增加。同时,毒品全面损害心、肝、肺、肾等脏器功能,摧毁免疫系统,显著增加罹患各类重症及传染性疾病的风险,最终导致劳动能力丧失与生命缩短。 毒品成瘾的核心在于其劫持了人脑的“奖赏系统”。生理上,长期吸毒导致神经适应性改变,形成耐受性和强烈的生理依赖;心理上,毒品创造病理性记忆,引发强迫性觅药行为,使人明知有害却无法自控,最终发展为一种慢性脑疾病。 上海“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共同应对毒品的起点 华商报:毒品最早是怎么产生的?以及毒品从古至今的流传史。 褚宸舸:毒品的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人类对野生植物的药用探索,地中海东部山区的罂粟被古埃及和古希腊用于镇痛。唐代阿拉伯商人经丝绸之路将罂粟制品“底也伽”传入中国作药用。明代万历年间,鸦片吸食法从东南亚传入,从皇室扩散至民间形成滥用。18世纪英国为平衡贸易逆差,系统性向中国走私鸦片,引发鸦片战争。 20世纪化学的突破催生了新型毒品。1806年德国提纯吗啡,1874年英国合成海洛因,二者通过皮下注射加速传播。20世纪进入合成毒品时代,安非他命、冰毒相继出现,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建立毒品工厂强迫种植罂粟。现代毒品以化学合成为主导,形成“植物提取—化学提纯—人工合成”的演变链条,无需天然植物即可隐秘制造,极大改变毒品生态。 中、美、英、法、德、日等13国代表(共41人)召开的“万国禁烟会”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国际禁毒会议,于1909年2月1日至26日在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此次会议标志着全球联合禁毒的开端,对国际禁毒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是中华民族抗争毒祸的转折点,也是人类共同应对毒品威胁的起点。 家长应明确限制子女出入高危场所 华商报:哪些群体是染毒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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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商报】对话西北政法大学 党委书记赵万东、校长范九利 科研平台建设从『数量扩张』阶段转入『质量优先』阶段

    >>深化“三个年”活动 聚力打好“八场硬仗”   持续深化三个年活动 聚力打好八场硬仗 书记校长的“实验室” 奋进新征程,实干谱新篇。当前,陕西正以“三个年”活动为牵引,聚力打赢高质量发展“八场硬仗”,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陕西篇章的征程上阔步前行。“八场硬仗”中,高校担负着重任,那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要聚焦科教协同育人、产学研用融合及科技成果转化,破除教育、科技、人才互动的制度障碍,发挥陕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优势。 陕西高校如何以“硬担当”助力“硬仗攻坚”?又如何以“新作为”回应“时代之问”?华商报推出“书记校长的‘实验室’”专栏,对话省内高校领航者,探寻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的实践路径,了解高校如何为陕西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从陕北公学到西北政法大学,经过近90年的变迁与发展,西北政法大学已成为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大学,被誉为培养政法人才国家队的“五院四系”之一。当前,学校正向着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目标前进,在陕西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努力创新。 近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走进西北政法大学,对话校党委书记赵万东、校长范九利,带大家感受这所高校的红色热血和昂扬奋进。 主动对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服务 华商报:西北政法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辉办学历史和纯正红色基因的学府。在学校大的战略定位上,如何清醒地找准坐标,把学校的优势、特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从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方面找准发力点和作出贡献? 赵万东:在学校近90年的发展进程中,从陕北公学延续而来的红色血脉一直贯穿学校兴学育人始终。为了更好地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校构建了“三位一体”战略定位: 一是立足自身红色资源优势,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活动内容,拓展实践载体,推动红色文化和法治文化深度融合,打造红色文化育人高地。二是主动对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科技成果转化等法律服务。同时,作为“枫桥经验”理论研究的重镇,依托“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与法治实务部门开展“能动主义司法模式”研究、“人民调解的福田模式”研究、延安新时代“十个没有”研究等,打造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实践高地。三是依托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培育基地,推进与中亚地区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成立中国-中亚法律查明与研究中心,开展中亚国家的法律查明、科学研究与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等,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智库高地。 华商报:近年来,学校选择在西汉张汤墓遗址为新生讲授法治教育课,这一地点的选择有何特殊文化寓意?在依法治校实践中,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 范九利:张汤作为汉武帝时期的司法大臣,主持制定《越宫律》等重要法律,奠定了西汉法律体系的基础。张汤墓遗址的发掘与保护,使汉代法律实践具象化为可触摸的历史场景。 学校将张汤墓遗址作为传统法治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对话场域,能够使新生在历史场景中直观感受中华法治文明的悠久脉络,思考法治文明的古今嬗变,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逻辑与法治精神传承价值。 同时,我们以张汤墓遗址为支点,系统梳理张汤等历史人物的法治思想,分析其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并结合实地讲解、文物观摩、情景剧表演等形式,引导学生在历史纵深处理解“法治信仰、中国立场”的育人理念,使法治信仰培育从知识传授升华为情感共鸣,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依法治校的精神动力与制度资源。 加强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领域智库平台建设 华商报:今年初,陕西省委专门召开了西北政法大学的专题会议,研究支持学校的建设发展情况,这或许是西法大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专题会议,对全校师生都是巨大的鼓舞,也为学校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对此如何理解呢? 赵万东:省委专题会议为学校发展锚定航向,既是信任厚爱,更是期待嘱托。会后,我们迅速制定工作方案,以“奔跑者”姿态推动各项任务落地,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法治人才培养上,学校自获批博士点后,完成学科与专业方向设置,57个博士招生指标蓄势待发;主动“敲门”走访实务单位,邀请一百多名实务专家走进课堂,开展庭审进校园等特色活动,拓展实习实训“朋友圈”;推进双向挂职,选派教师赴最高检等单位“取经”。 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领域,携手西安外国语大学推出多语种联合培养项目,聚合西安仲裁委、上海海事法院、青岛中级人民法院等优质资源,协同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我们主动扩大西北各省招生规模,引导、鼓励、培育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领域智库平台建设,积极助力法治工作部门政法人才素质提升。 就业“出口畅”促进生源“入口旺” 华商报:作为国家队“五院四系”之一,如何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人才需求变化,完善“就业—招生—培养”联动机制,促进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赵万东:学校顺应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需求,依托教育部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检测、教育统计管理信息系统平台,以产业端人才需求和就业端评价反馈为指引,全链条优化培养供给、就业指导、求职招聘、帮扶援助、监测评价等服务,扎实构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为有力推动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一方面,我们开展新设学科专业人才需求论证、存量学科专业就业状况评估,找准人才培养和行业需求的结合点,立足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内涵建设、实践能力提升、产教融合协同等维度,努力推动形成就业“出口畅”促进生源“入口旺”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学校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目标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及法律等领域布局新增新文科专业,强化法商结合、法管结合、法新结合、法文结合,打造“法学+”“+法学”特色育人模式,构建理实并重、德法兼修的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服务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 推动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融合发展 华商报:陕西省的“八场硬仗”中包括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这对复合型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陕西省6所具有A类学科的省属高校之一,学校在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上计划如何突破传统框架,强化实践能力和跨学科视野?特别是在法学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方面有什么创新举措? 范九利:高等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龙头,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为了更好服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学校聚焦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推动法学和经济学、管理学、新闻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形成“箭头效应”。 学校主动融入并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校企、校地合作,健全常态化、规范化的法治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深化与最高人民法院及其第六巡回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的合作,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成立“检察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与陕西省法院、检察系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等,形成了覆盖中央和地方“校院合作”“校检合作”的法治教育协同育人平台。 在国家深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新型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学校加强高水平应用对策性研究,务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率先在陕西省开设“法学+德语”“法学+俄语”“法学+日语”联合学士学位人才培养项目,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贡献力量。 华商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革,信息技术革命的迭代加速,对于政法高校带来不小的冲击和挑战,传统的教学模式、管理方式和人才培养的目标都面临着变革,作为一所文科院校如何应对挑战,教育教学改革如何尽快深化,科研创新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 赵万东: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文科教育的冲击,学校瞄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求,加强各学科、各学院深度交叉协同,依托企业合规研究院、立法研究院、知识产权研究院等特色优势研究力量,积极构建“需求导向、开放协同、动态优化”的科研生态。 学校鼓励师生积极参与行业企业重大项目、大团队协同创新,对参加专项课题的师生加大支持力度,在科研资源上进行倾斜。强化各法学院之间的沟通连接、资源对接,加强项目过程管理、科研方向创新培育。经过持续不断地建设,科研成果从“书架”到“实际”、助力陕西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有了大幅提升。 已形成层次分明、梯度合理、稳中求进的科研平台架构 华商报:在“产学研用融合硬仗”背景下,学校如何推动法学研究成果向地方治理和产业需求转化?是否有典型的校地合作案例? 范九利:在推动法学研究成果向地方治理和产业需求转化方面,学校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实践。 首先,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以来,举办多场高规格专题研讨会,产出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承担了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研究”、中央依法治国办“习近平法治思想方法研究”、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陕西法治政府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等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成果丰硕。 其次,以重点建设国家级研究基地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学校的科研平台建设逐步从“数量扩张”阶段转入“质量优先”阶段,目前形成了由3个国家级科研基地、18个省部级科研基地、10个省级科研团队、32个校级科研机构构成的层次分明、梯度合理、稳中求进的科研平台架构。各机构通过与地方政府部门、司法机构的紧密合作,深入研究地方治理中的实际问题,以法学理论和专业优势为基础,提出兼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为地方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另外,立足学科特色优势,不断推进成果转化,积极推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学校致力于发挥智库作用,更好服务西北地区法治政府建设,先后与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开展合作。学校专家学者直接参与了《陕西省秦岭保护条例》《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多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省人大法工委报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关于修改完善〈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相关条款的建议》等有关报告50余篇。 优化对省部级基地的组织管理 推动申报更多国家级智库 华商报:陕西提出以“八场硬仗”推动高质量发展,学校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如何将服务全省攻坚任务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 赵万东:学校积极作为、勇担时代使命,将服务全省攻坚任务纳入“十五五”发展规划,以科研布局对接全省战略。 一是瞄准“大目标”。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引导、鼓励、培育法学与其他学科跨学科门类的交叉研究。加强国家安全、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法治实践研究,加强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领域法律制度供给研究。 二是搭建“大平台”。以现有国家级研究基地为基础,优化对省部级基地的组织管理,推动申报更多国家级智库,不断提升研究基地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充分发挥重点研究基地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三是组建“大团队”。通过实施创新研究团队计划,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学术引领能力,有效提升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能力,形成更强调团队整体成长的科研评价模式。 四是开展“大服务”。加大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涉外法治研究基地等高端智库建设力度,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加强智库成果知识产权运用和管理,积极服务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五是产出“大成果”。紧紧围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产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高水平理论成果,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李明 任婷/文 陈团结/图 【华商报】对话西北政法大学 党委书记赵万东、校长范九利 科研平台建设从『数量扩张』阶段转入『质量优先』阶段 http://ehsb.hspress.net/shtml/hsb/20250624/725065.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399L4LyiavcwHt26Ad1RuQ

    2025-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