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变成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40年的时间里让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70%。减贫规模之巨、力度之大，令世界好奇。“中国式”减贫究竟是有怎样的密码呢？9月18日，“2018·北京人权论坛”以“消除贫困：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印度、荷兰、巴西、埃及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200多位人权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和相关机构负责人参加，大家聚在一起共商人权保障的大事。与会嘉宾在惊叹中国脱贫成效的同时，更关注中国是怎么做到的。中央电视台2018年9月25日晚《焦点访谈》栏目以《保障人权从脱贫开始》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在京参加“2018·北京人权论坛”的我校人权研究院朱继萍教授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一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图上可以看到，贫困发生率走出了一条漂亮的下行线。贫困发生率1978年高达97.5%，1995年下降到60%左右，2005年下降到30%左右，而2017年已经下降到了4%以下。中国在40年时间里让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减贫规模之巨、力度之大，令世界好奇。中国式减贫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呢？
9月18日召开的“2018·北京人权论坛”以“消除贫困：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印度、荷兰、巴西、埃及等近50个国家、地区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200多位人权高级官员、专家学者、驻华使节和相关机构负责人参加，大家聚在一起共商人权保障的大事。
英国上议院议员纳尔·福布斯·戴维逊勋爵说：“让7.4亿人口脱贫很了不起。这证明了中国政府在治理相关问题上是非常仔细，且有衡量的标准。”
与会嘉宾在惊叹中国脱贫成效的同时，更关注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印度Age Care India人权组织主席戴瓦拉亚普拉姆·拉马沙米·卡西克扬表示：“中国经验可以成为一个模式，为全世界甚至于发达国家来借鉴，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可以说消除贫困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杨明海是贵州省余庆县葛旁村村民，4年前他还在外地给别人打工，听说村里在重点发展特色产业，还成立了合作社，他就回来和乡亲们一起加入了合作社。
葛旁村是国家级贫困村，这里以前交通闭塞，主要农作物就是玉米，村民们极少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想发展产业，连启动资金都没有。自从脱贫攻坚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特色产业发展规划、政策，为贫困地区提供发展机会。“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向连片特困地区投入农业基本建设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1220亿元，安排林业基本建设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1160多亿元。
有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配套资金的支持，葛旁村就用得到的近300万元，把这里的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发展壮大，建起了2000亩的丹参种植基地，每年收获的丹参由一家中药材企业收购。葛旁村146户贫困户全部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并且还可以到种植基地来务工赚钱。本是个好上加好的差事，但是大家干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论作物长势如何，拿到手的钱是固定不变的。慢慢地，有些村民开始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今年初，葛旁村合作社决定，把1000亩土地以同样的价格重新流转给十多家农户，由农户进行精细化管理，合作社负责回购丹参。经过认真管护，眼下农户们自己打理的丹参长势明显比基地里的要好。
贵州省余庆县构皮滩镇党委书记白万勇介绍，现在挂靠合作社的农户自己来种，除去成本以后，每亩的收益可以达到2300元，另外合作社的分红依然没有变，这样算来每亩可以增加收入500元。
同时，合作社还从企业那里承接了部分中药材的粗加工业务，农户、合作社、企业走向了更好的良性发展。
目前，当地正在研究，将农业产业的利益联结和分配机制继续优化，根据贵州土地大多不连片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更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争取农民利益最大化。
保障贫困人口生存权，中国政府创新扶贫模式，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扶持特色产业脱贫。精准扶贫就是要因地制宜，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存在着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情况。
背靠大山，三面临崖，落差高达100多米，这里是云南省会泽县火红乡格枝村老鹰岩村民小组，村里张姓和莫姓村民就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23户、98人分布在直线距离两三百米的两个山梁上。这里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房子就地而建，耕地几乎是从悬崖上的石头缝里抠出来的。
因为坡度太大，无法蓄水，村民们一直都是靠天吃饭。雨水足了，庄稼收成会好一些，遇到降雨少的年份，很可能就绝收了。受制于这里的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要想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实属不易。虽说当地政府也想法子退耕还林，帮助村民种植经济林果，搞养殖等等，但都收效甚微。
云南省会泽县县委书记谭力华说，这里生存环境异常艰辛，绝大部分属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要实现脱贫，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易地搬迁。
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包括边远高寒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十分薄弱、地质灾害频发等6类区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需要通过科学规划、合理选址，还需要加强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投入。来自2016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数据：2012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404亿元，撬动各类投资近1412亿元，搬迁贫困人口591万人，地方各级统筹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80亿元，搬迁580多万贫困人口，有效拓展贫困地区发展空间。
会泽县火红乡工作组队员来到老鹰岩小组，向村民们解释搬迁工作的具体内容，今年之内，老鹰岩小组的10户人家要完成第一批搬迁。按照规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人均补助建房资金2万元，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
在会泽县城区以礼社区，第一批易地扶贫搬迁的群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会泽县安置居民孙桂香说，搬到这里来好多了，地方平，路灯亮，开个小商店，一个月还有几千元的收入。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李云龙介绍：“易地扶贫搬迁对人权的改善，特别直接、特别巨大，‘十三五’期间党和政府决定，大幅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对他们的生存权的改善，是十分直接、特别见效的一个措施，当然，国家投入也是相当巨大的，大概到2020年之前，要投入6000亿元人民币来做这件事情。”
特色产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保障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那么，人们解决了温饱以后，有病怎么办呢？
今年52岁的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村民徐连英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在今年5月份的农村妇女“两癌”筛查中被检查出疑似乳腺癌。
在贫困地区，不少妇女一旦发现病情往往是晚期，不仅治疗费用高，治愈率也较低。通过“两癌”筛查，像徐连英这样早发现、早治疗，不仅治愈率变高了，费用也大大降低。
从2017年开始，山西省将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列入了6件民生实事之一。
《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定群体中的贫困人口是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优先扶持政策力度，切实保障这些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等各项权利。自开展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以来，每年为全国1000万适龄农村妇女进行免费宫颈癌检查，为120万适龄农村妇女进行免费乳腺癌检查，已覆盖532个贫困县。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朱继萍说：“我们把妇女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特别强调她的健康权，保障她们的健康权，特别是避免了她们的家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也说明我们国家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有一个新的发展。”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村减贫战略项目主任本杰明·戴维斯表示：“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这种做法是中国对全球的贡献，因为这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在中国减少贫困的同时，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繁荣，所以这属于对全球的贡献。”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最大的困难就是消除贫困。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既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也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既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也是对国际人权事业的推动。而“中国式减贫”也将给其他处于减贫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启迪，促进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