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宇：监督法院审判的评判标准只能是“判决是否合法”
·贾宇：中国死刑必将走向废止
“如果药家鑫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如果李昌奎都不死，那中国法律已死……”媒体报道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一路走来，这样的语式表达可说是耳熟能详。
自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引起普遍关注后，网络媒体接着爆出云南昭通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二审被改判死缓的案件，受害者家属表达对云南省高院判决的不满。几乎同时，桂林人梁勇又通过互联网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成女士，并肢解、水煮妻子的尸体，在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之后，也被广西高院改判死缓。一时间，“死缓翻案风”风生水起，莫衷一是。
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中“杀人必须偿命”的传统死刑观念。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涉及死刑的案件一经媒体报道，舆论哗然。视野所及，喊杀声汹涌澎湃，主流意见和被害人亲属一致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事实上，近年来舆论中的喊杀声越来越高，有针对杀人放火犯罪的，有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还有针对交通肇事犯罪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以礼仪之邦而骄傲，暴戾之气从来不曾成为被推崇的主流文化。而今天，不论公众出于什么样的愤怒，在一个和平年代的文明国家里，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喊杀声，让人不能不深感忧虑。
慎刑恤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官方的主流观点。早在我国西周时期的经典著作《尚书》就提出“罪疑惟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注释1)的主张。 先圣孟轲早在2300年前就提出了“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统一论(注释2)。
我们回顾中国古代“盛世”的历史，盛世的缔造者均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明德慎刑，恤刑，所谓“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
先看文景之治。汉文帝以缇萦救父为契机，废除了肉刑。景帝继位后，在文帝基础上对肉刑制度作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减轻肉刑的处罚。
再看贞观之治。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刑法，指示群臣讨论统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大臣封德彝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事慎罚，前王所重”。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几十人。
据《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632）十二月；“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遗，使至期来诣京师”。贞观七年（633）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同上书）由此可见，“大治”是行“仁政”、施“德治”的历史必然。
离我们最近的盛世是康乾盛世。康熙治国，一生勤政、慎政，主张仁爱宽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四十人”。
在我们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二，又一次走向伟大复兴的时候，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开创盛世的时代，人文复兴同样值得期待，民众的平和宽厚之心更有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不是相反。
注释:
1、《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基本含义是，在处理两可的疑难案件时，宁可偏宽不依常法，也不能错杀无辜。源自西周，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防止错杀无辜，凡是疑难案件，都采取了从轻处断或赦免的办法。号称是古代中国疑罪从无的名言。
2、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解：孟子拜见梁襄王，出来，对人说:“远看他不像国君，到跟前也不见到威严的所在呀。突然问我说：‘天下怎么能安定？’我回答说：‘平定于统一。’‘谁能统一它呢？’回答说：‘不嗜好杀人的能统一它。’‘谁能跟随他？’回答说：‘天下没有不跟随的啊。大王知道那禾苗吗？七八月之间天旱，禾苗就枯槁了呀。天自然布起云，滂霈下起雨，那禾苗兴盛地长起来呀。它像这样，谁能抵挡它？如今天下的国君，没有不嗜好杀人的啊。如果有不嗜好杀人的，那天下的民人都伸长脖子而盼望他呀。果然是这样啊，民人归附他，如水的顺流而下，滂沛浩大的谁能抵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