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人民的直接作用”

  • 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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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人民的直接作用”

——来自“民主多样性:各国制度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的声音

作者:记者 李曾骙《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6日 12版)

  世界各国国情各异,民主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与制度必然不尽相同,该如何看待民主制度的多样性?11月24日,来自中国、德国、土耳其、阿根廷、意大利、南非等国的20余位学者齐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指导,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中南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民主多样性:各国制度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围绕“各国民主制度与实践比较研究”“多元民主和谐共存之道”两个议题展开热议,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经验,深入探讨了民主多样性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民主理念、道路和实践,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多样性提供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可资参考的经验。

没有哪一种民主模式能够通行世界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实践丰富多彩,民主的表现形式、实现路径不尽一致。如果在全世界强制推广某一种民主模式,本身就不是民主的。”中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在发言中强调,一国的民主制度应服从于本国治理的政治需求和现实条件。不应该让本国国情去适应外来民主模式,而应该是将民主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应避免将一种民主模式奉为圭臬,去评判其他民主模式。评判一国民主制度好坏的标准,应该是其在国内是否促进了人民民主、促进了良好治理。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梳理了当代西方族际民主中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结盟民主等几种主流模式,分析了其中的主体、程序、制度、价值等内涵,进而认为,不存在一种到处适用的西方民主模式,西方国家也会根据自身国情、针对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民主模式,这体现着民主本身具有的多样性。

  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张师伟表示,西方作为民主政治的原型提供者,并不能阻挠民主走向世界后在共同性内容层面上的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民主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了创新发展。这种创新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特殊国情,并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民主形态,又在民主的特殊性中包含了民主的共同性内容创新。中国由此在民主的共同性层面上作出了独特的理论及政治贡献,既给人类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探索各自独特的民主道路。

  “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人民的直接作用,以及改善党的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各种因素的共存和协同作用。”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律研究所主任法比奥·马尔切利认为,“中国人权行动计划明确,目标之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畅通和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玛丽亚·弗朗西斯卡·斯塔亚诺认为,人类作为一个共生的关系和负责任的共同体,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不仅是国家层面,而且首先是全球层面决策的最终接受者。全球问题与国家行动之间的本体论分歧不断质疑国家行动,这只能通过采取共同行动和国际合作来克服,不再基于国家之间的“敌对”思维,而是基于人民的“共同”意愿。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来的真正创新。

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有效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制度,是多数人统治的制度,是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意愿、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要求、充分保障最广大人民合法权利的制度。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罗会钧说:“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是基本政治制度。这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制度全面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人权保障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其中,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涵盖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和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它在制度上保障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充分有效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最有效地保证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心副教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明认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程序要素和实质要素的统合。从民主的程序看,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环节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宏观民主程序。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程序是宏观性的民主程序,是相对于西式民主而言的,西式民主的民主程序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的环节,即每隔几年的国家或地方主要领导人的投票选举。马克思曾经揭示过这种投票选举的本质,无非是每隔几年在资产阶级内部换个人上台而已。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在民主选举环节规定了相关的民主程序,而且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环节也规定了相关的民主程序。通过对民主过程五大环节的程序进行规定,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

  刘明表示,与西式民主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了很多实质性的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追求过程的民主性,还追求民主结果的有效性。

  (光明日报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李曾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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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客观要求党亟须加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以及国内外交往等方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需要从“指导伟大的革命”“建设伟大的党”的高度培养“最好的干部”。同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着眼于从“苏区与红军的党”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变化,明确将“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战略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将理论学习提升到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鉴于党内干部存在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以干部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为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要求,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明确化、规范化、全面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育工作“第一位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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