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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李伟弟 1935年10月，中央党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资料图片 202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时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不断予以加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发挥思想更新和教育转化功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革命品格的党员干部的实践过程，二者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在党建立的初期，由于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相关教育培训制度尚未建立，一般党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纲领政策不熟悉或认知不透、缺乏实践经验和工作方法以及个人主义倾向等诸多问题。陈独秀在总结工作时指出，首先需要批评的就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 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客观要求党亟须加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根据地建设以及国内外交往等方面的工作广度和深度。对此，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需要从“指导伟大的革命”“建设伟大的党”的高度培养“最好的干部”。同年10月，他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着眼于从“苏区与红军的党”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变化，明确将“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作为党的战略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指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将理论学习提升到党的根本目标的战略高度。鉴于党内干部存在将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毛泽东以干部教育为突破口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为提升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中央及相关部门相继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要求，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明确化、规范化、全面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干部教育工作”是全体教育工作“第一位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09-22

• 【法治时代杂志】承前启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

  编者按：高素质法治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202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则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正式建立。 本期封面主题聚焦“建设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特邀请法学专家、国家法官学院和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围绕我国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实践，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对《指导意见》进行权威解读，旨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助力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 202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正式建立。作为我国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建立，为构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最终进入法律职业领域任职执业完整的制度体系大厦圆满完成了最后一个施工环节。它是新时代推进法治工作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对于完善中国特色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引导和推动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和法学院校改革、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是加强法治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全面作出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把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和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作为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两大重点工作任务。“健全”意味着要在2001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基础上，按照新时代新要求对考试制度，包括法律职业范围、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考务管理等方面全面进行完善和升级；“建立”则要在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后和正式入职从业之前创设一项过去没有的新制度，即专门的职业适应性训练制度。这两项任务在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得到了贯彻落实。该意见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首次正式界定了法律职业的概念，明确了法律职业人员的类型范围，规定从业者必须以通过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方式取得从业资格，并在实际入职从业之前参加统一组织的专门培训。该意见根据对法律职业人员类型的界定，将司法考试制度调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同时明确了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基本原则、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工作的基本制度框架。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把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作为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市县两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工作机制的一个必要环节，要求高级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针对职业特点和岗位需求，按照“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的原则，统一对招录人员进行职前培训；招录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按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办理任职和登记手续；未通过培训考核的人员不予录用。这是建立新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后，法检两院在招录新人过程中对于统一职前培训要求的首次运用。 2018年1月，经中央政法委批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与职前培训“一体两用”的组织领导机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职前培训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的建立。根据司法部2018年发布的《关于成立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的通知》，该委员会的成员单位包括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国务院法制办、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公证协会以及10所全国主要政法院校，主任由司法部部长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共有4项，其中两项有关职前培训工作：一是负责确定职前培训考核标准，统筹协调全国职前培训管理工作；二是指导、督促、检查各部门实施职前培训工作。该通知还规定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从以上出台文件和举措的进程看，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我国的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对从事律师的人员实行统一的准入资格考试制度起，到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修改，我国建立了初任法官、检察官、律师三大法律职业必须参加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再到2015年界定和扩大法律职业人员范围并将统一司法考试升级为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后历经30多年探索和实践，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建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时，法学教育界和实务专家就设想提出建立统一法律职业管理制度和培训制度，要求在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设过程中，实现从“凡进必考”到“同考同训”的过渡。当时提出“同考同训”设想的主要理由是：法学学科教育与法律职业素质和职业要求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和脱节；必须在法学学科教育、法律职业准入标准和法律职业培训要求之间建立一种制度性联系。“同考”的问题伴随2002年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施得以解决；而“同训”的问题仍在继续探索，在历经20年的实践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终于得以确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制度的基本内容 《指导意见》是依据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制定的。中办国办的意见中单列“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一个部分，明确建立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统一职前培训的内容和方式、加强职前培训的组织保障三方面内容。《指导意见》则对上述内容予以落实和展开。全文由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健全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管理机制（协调机构、责任分工、实施机构）、建立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运行机制（培训对象、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考核）、完善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保障机制（培训大纲和教材、培训师资库、培训档案）、加强对职前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强化保障）五部分组成，共17项具体内容。归纳起来，解决了为谁训、谁来训、培训谁、训什么、怎样训五方面的问题。 （一）为谁训 “为谁训”关系建立和实施职前培训的目标方向、根本遵循和工作原则。《指导意见》明确建立实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必须遵循“一个坚持”和“三个贯彻”，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使用了“深化法治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这在有关法治工作文件中比较罕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是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工作中的一个术语，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指导意见》用供给侧的概念不仅恰当地描述了解决法治人才培养供需之间矛盾的意义和建立实施职前培训的必要性，而且这个表述本身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命题。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统一职前培训应当遵循四项工作原则。第一是党的领导要贯彻体现在职前培训组织实施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第二是突出政治标准要求，加强对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方面的考核培训，并把政治标准放在考核评价的突出地位，确保法律职业人员绝对忠诚可靠。第三是强化能力训练原则，按照职业素养、职业能力、职业操守的要求，重点解决知识运用方面的问题，实现从知识型到能力运用型的转变。第四是作为组织实施职前培训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加强分类指导原则，其核心是“统一标准、分系统实施”以及“先选后训”“谁选谁训”。就是说，这里所谓“分类”的“类”，主要指不同法律职业领域归属的各自的管理系统或主管部门。这个原则的确立，解决了“谁来训”的问题，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的人才需求，特别是不同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法律职业人才需要间的某种差异的客观实际，也便于在现行法律职业主管部门权力分配体制下开展相应的职前培训工作。需要强调的是，以法律职业类型化差异为基础的职前培训的分系统实施，前提是“统一标准”，离开这个前提，也就无所谓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了。 反映和体现“为谁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实施职前培训制度的发展目标。从《指导意见》的表述来看，职前培训制度将是一个从建立到不断健全完善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目标就是按照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使参训人员达到从业所需要的初任标准，成为合格的法治人才；其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推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为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谁来训 健全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管理机制，核心是要明确组织实施和承担职前培训工作的责任主体以及参与此项工作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解决“谁来训”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职前培训管理工作抓总的机构。《指导意见》明确由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的职前培训管理工作，指导和督促各部门实施职前培训工作，负责职前培训考核标准的确定等大政方针。指导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承担，该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等部门共同做好职前培训的统一标准等相关规范工作。 第二，按照分系统实施原则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责任分工。《指导意见》对中央和地方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职前培训工作中的任务作了原则规定，即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的组织管理、统筹协调等工作；地方各级法律职业用人部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在本系统上级部门和本地区组织部门的指导或者领导下，配合做好本系统本地区法律职业人员职前培训相关工作。 第三，确定培训机构与培训师资。以上两个层面都是职前培训由谁负责和管理的问题，除此之外就是职前培训最终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对于哪些机构可以承担职前培训工作，《指导意见》并未直接作出具体规定，而是分两种情形对怎样确定培训机构作出授权性规定。一是具备条件的培训机构，主要指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的职前培训机构。至于需具备条件的具体内容，则分别由各系统主管部门各自规定。二是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具体指省级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可委托市（地、州、盟）行业自律组织承担职前培训实施工作。关于培训师资，根据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本系统的职前培训师资库，同时抄送司法部并在司法部网站公布，供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共享。各系统开展职前培训时，应优先在师资库中选择师资。 《指导意见》关于职前培训实施方式和培训机构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三）培训谁 我国已经明确法律职业人员的范围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法律顾问、仲裁员（法律类）和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员均应在入职从业前参加职前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不过从《指导意见》的规定看，目前对职前培训的对象并未采取整齐划一的要求，而是分情形作出了刚性和弹性两种处理办法。一方面，对于凡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初任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法律类）以及申请律师、公证员执业的人员，规定均应参加职前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准予从事相关法律职业；另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法律顾问的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规定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职前培训这项工作。行政机关推进职前培训的途径是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委托培训。对于已经从事相关法律职业或已经参加职前培训合格的人员，如果遇到转换法律职业或变更法律职业岗位以及其他类似情形的，规定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参加职前培训。 （四）训什么 职前培训的内容与形式均以职前培训的目的为设计依据，核心是使参训人员达到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初任标准，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忠诚、干净、担当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围绕这个目标，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法律实务知识，满足特定需要的少数民族语言法律知识和国际法律实务，以及法律职业岗位操作能力方面的训练内容，具体就是在实务导师指导下，以从事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辅助事务的方式进行审判、检察、律师、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案件办理等业务实践，旨在提升参训人员的政治能力、养成参训人员职业品格和专业精神、增强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包括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重大风险防控能力、复杂事件处置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最终使参训人员尽快实现从熟悉法学理论知识到熟练掌握法律实务技能的转变。《指导意见》特别概括出了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和法律实务方面的内容要点和相关要求。 （五）怎样训 按照规定，职前培训采取集中教学与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结合的方式进行。集中教学阶段以不少于1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政治理论、职业道德和法律实务知识，采取集中脱产、现场模拟诉讼、远程视频教学、网上学习平台自学等线下和线上结合的形式进行。岗位实习和综合训练阶段则在实务导师指导下，通过从事审查案件材料、草拟法律文书等辅助事务，参与审判、检察、律师、公证、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案件办理等业务实践。实训阶段的时长和具体安排由法律职业用人部门自主确定，但《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初任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法律类）以及申请律师、公证员执业的职前培训的最低时间，两个阶段总计为1年。 职前培训的科目和课程设置以及相关要求，皆以职前培训大纲分别加以规范。培训大纲分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科目的大纲由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并编写培训教材。专业科目的大纲和培训教材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编写。培训考核由培训实施机构负责，按平时学分制和集中测试考核结合的方式，对集中教学和岗位实训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核、合并计算成绩。实习实训期满，实务导师应向考核部门提交书面鉴定报告，作为对参训人员考核的主要依据。考核合格的，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或有关行业自律组织颁发培训合格证。此外，《指导意见》还对培训档案管理以及组织实施保障等内容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并提出了要求。 三、推进实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注意事项 《指导意见》已就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安排和部署。然而，统一职前培训工作要从纸面上走向实际行动，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 第一，研制培训统一标准，编写培训大纲和教材。司法部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局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等部门制定职前培训统一标准，研制职前培训共同科目培训大纲，组织编写共同科目培训教材；同时协调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系统法律职业人员特点，编写本系统专业科目培训大纲和培训教材；此外还要组织开展满足培训需要的教学类、实践类案例库建设。 第二，完善培训制度。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指导意见》，制定完善本系统职前培训工作规范和工作方案，细化培训措施，完善管理工作流程，做好与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制度的衔接。 第三，确定培训机构名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职前培训机构名单；省级有关行业自律组织委托市（地、州、盟）行业自律组织形成培训实施工作方案。 第四，建设培训师资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标准和程序确定本系统的职前培训师资库并抄送司法部，由司法部网站公布和共享，供培训机构选择师资。 第五，有序推进行政机关应当开展的职前培训工作。探索和推进跨地区、跨法律职业部门共同开展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的统一职前培训工作。 第六，开发培训信息化管理平台。研发职前培训工作管理和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职前培训教学、学习、考核全过程电子化管理，建立承担培训的机构（包括有关行业自律组织）与法律职业用人部门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培训档案资料报送工作机制。 第七，引导和鼓励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有关学理和应用研究。包括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的规律和特点，统一职前培训制度与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关系，以及统一职前培训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关系、统一职前培训与高校法学教育的关系、统一职前培训与在职培训或继续教育的关系等。 随着我国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推进实施的不断深入，期待有更多法律职业领域对各自职业领域已有的职前培训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对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展开全方位、各领域、各环节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作出贡献。 （本文载于《法治时代》杂志2023年第9期 作者：王健，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2023-09-20

• 【主题教育】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领导班子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8月31日上午，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领导班子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肖道远到会指导，学院党员班子成员参加，其他班子成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赵玎玎主持。 会前，学院领导班子持续开展理论学习，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全面梳理检视问题，认真撰写剖析材料，于8月27日开展会前集中学习和安排部署，为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做好充分准备。肖道远对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领导班子及学院正处级领导干部对照检查材料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审核，并提出反馈意见，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了基础。 会上，赵玎玎通报了2022年度学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准备情况，代表学院班子作对照检查。班子成员逐一作对照检查，深刻检视问题不足，认真进行党性分析，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务实提出改进措施，达到了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增进团结、共同提高的目的。 肖道远对此次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学院领导班子要进一步完善加强党的领导的工作机制，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强化党员意识，为学院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同事业发展紧密结合，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发挥学院特色，积极主动作为，自主创新开展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狠抓落地见效，把主题教育和民主生活会的成果落实到推动学院事业发展上来，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赵玎玎在总结中表示，学院党委将更加坚定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下真功见实效，坚定政治忠诚，强化责任担当，着力提升作风能力，切实推进问题整改整治，以主题教育和民主生活会成效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 【供稿：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

  2023-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