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指向

  • 2019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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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也是我们党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前提基础。

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何以重要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九大聚焦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对新时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丰富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体现了我国发展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的统一。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让历史照亮未来,积聚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新的“赶考”征程中,不走“老路”“邪路”,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顺应历史潮流中,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动力源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理论强党的历史,诠释着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成长的基因和底蕴、品格和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了党的建设目标任务和总体布局,为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与时俱进加强理论武装,激发党的生机和活力,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在“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锻造和磨砺中,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需要。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大势所趋。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等现象不断出现,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社会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亟须破解,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正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登高望远,以战略全局高度和宽广历史视野,清醒把握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世界发展大势和大事,不断增强妥善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审时度势,乘势而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方法要求

从历史镜鉴中坚定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党内集中教育都在推进理论武装、坚定政治信仰上下功夫,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引领方向,使我们党在经受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基础上,保持了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把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焦人民幸福和复兴伟业,标定了党的崇高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要求我们时刻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持奋发有为精神状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

于攻坚克难中保持战略定力。面对新时代新矛盾,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消除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营造健康政治生态,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以党的建设观照党的事业,宣示了党的境界和胸怀,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既要在发展中看到问题,更要在发展中看到底气、韧性和潜力,从战略高度增强政治定力和发展定力,以战略定力谋求战略主动,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在推动发展中勇于开拓创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拓创新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敢于创新的典范。进入新时代,推动新发展,需要认真总结党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坚持和发扬党的创新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要求我们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这些目标,是以创新为动力和条件的,意味着伟大工程要开创新局面,党员队伍要提升新境界,经济发展要创造新业态,服务群众要力求新作为,正风肃纪要焕发新气象。

3.“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实践路径

加强理论武装。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统筹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影响力、凝聚力、战斗力。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切感受其真理说服力、价值感召力、情感凝聚力和行动引领力,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学用结合中指导实践。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把学习效果体现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上来。在创新方法中务求实效。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带头作用,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系统整合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资源,利用新媒体、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守初心、担使命浓厚氛围,增强学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感染力。

坚持问题导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既是坚持问题导向的结果,也是增强问题意识的抓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把问题意识贯穿始终,把发现和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高标准找问题。要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把问题找出来找准确、把自己摆进去摆到位,认真整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让群众看到变化和成效。对接新要求找问题。要清醒认识新时代新矛盾,在时代需要和实践发展中聚焦经济发展新常态,树牢新发展理念,在新的起点上正确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推动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改革发展稳定取得新进展、治国理政开拓新境界。以底线思维找问题。要以宪法法律、党规党纪为戒尺,明列“负面清单”,确定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和红线,时刻保持清醒和自觉,有效防止“跑冒滴漏”。

提高执政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提出了新要求,阐明了我们党长期执政所应具备的各方面素质与能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意味着要练内功,补短板,提高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在学习中提高能力。不断学习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眼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大兴学习之风,以学习补钙铸魂,锻造一流素质,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加强实践锻炼。让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得到历练和提高,把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思考、统筹和布局,以开阔的视野拓展执政的新境界,使党员干部敢于用智慧破解矛盾,善于用执政成效赢取民心。

践行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变化和飞跃的制胜法宝。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核心要义和具体体现,是我们党再铸辉煌的底气和力量所在。以党的优良传统为民谋利。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想群众之所想、忧百姓之所忧,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使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以深化改革开放汇集民智。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极大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面貌。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凝聚起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我们定能把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断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华章。

(作者:康振海、李鉴修,分别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均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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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了成为革命政党的重要规律之一即在于“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实现由革命愿望向革命运动转化的基础在于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训练。1924年5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该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要求。1925年9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形成的《宣传问题议决案》中再次强调办党校的重要性,提出了分级设置党校、分类培训干部的工作方针,并对培训对象、学制、学习内容以及学做结合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说明。1926年7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强调“竭力养成工作人才”,决定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译《革命常识》《党务常识》“初级党校(训练班)教授方法”等教育教本和教学大纲。1931年4月出台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把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苏区各中央分局中心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指出,随着革命高潮的向前发展,由干部需要增加和干部缺乏引起的“干部恐慌”现象,“万分迫切的要求全党加以最高限度的注意,采取最有力的办法求得解决”,“干部是党的中心枢纽,实际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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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学人员构成方面,自1924年起,中共中央局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抽调大批干部回国,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任弼时等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共产党人分批回国,分别赴中央、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和党校教育等活动,并成为党校教育教学的骨干成员。并且,党的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积极参与教学授课活动,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张闻天、李维汉等分别在中央训练班、苏区中央局党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多次讲授过课程。其中,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党校系统培训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不仅围绕党校建设工作多次发出指示批示,还直接参与到党校、训练班的建设、组织和授课工作——他在湖南区委举办的训练班中,多次讲授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在革命根据地转战时讲授过阶级斗争、革命发展、土地革命、政治决议等相关内容;在延安时期,在中央党校多次举行专题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整顿党的作风》等党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均是其在这一时期的党校报告内容。除上述人员经常参与各省组织的党校和训练班授课外,各省、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通过参与授课,及时传达党的各项政策以及革命斗争经验。并且,范文澜、柯柏年、艾思奇等一批专家学者参与了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思想认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教学内容方面,呈现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走向,并涵盖了加强党员建设、组织队伍建设、工农革命队伍建设等实践内容。早期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为主体,通过综合指导开展党建、工会、学生、妇女等各类工作的方法,辅以开展知识传授和文化教育,推动工农阶级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斗争本领。例如,沪区党校结合上海工作的实际讲授党的方针政策,前期开设有“政治问题—注重实际”“上海联合战线”“职工运动”等相关课程专题,后期根据授课反馈意见和工作成效,进一步加强了开展“怎样做宣传工作”“怎样鼓动、训练群众”“罢工战术”“工会的策略及运用方法”等具体业务的授课。随着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逐步稳定,出于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的需要,除了党的政治理论与革命实践工作外,还增加了关于经济建设、自然地理常识、军事训练、语文等相关课程。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向全党发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要求普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列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940年1月、2月,中央书记处分别发布了《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主要内容均是加强全党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用。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体上,各级党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线,在课程设置上都涵盖了党的建设、哲学、中共党史、中国问题等相关内容,突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教育导向和实践价值。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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