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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法治周刊】王健：推进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

  长期以来，在法学教育各种热烈的讨论和丰富的文献著述方面，以法学教材为主题的研究是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领域。按照教育部设立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部署，国家法学教材基地的成立，将在有关法学教材的理论研究、咨询指导服务、交流传播研究成果、吸引和汇聚教材研究队伍、培养专业人才和资源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对根本上改变法学教材研究现状充满期待。 有关课程与教材教法的研究，过去长期仅限于教育学或师范类院校的范围。教育学研究者对于教材问题的关注，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有关教材的理论、方法和相关知识，也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或公共教育经验的层面，较少涉及有关高级专门教育领域教材建设。因此，从教育学的角度讲，基地的设立，必将为拓展传统的教材教法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契机。 国家法学教材基地的设立，是教育主管部门为全面落实教材国家事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把法学教材建设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体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法学教材体系”“推进中国法学系列教材建设”。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具体落实这项重大任务，需要有工作抓手，也就是具体的落实途径和方式。基地的设立，为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提供了工作抓手。关于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这里进行以下几点分析。 一、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事关教材的一系列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把握法学教材建设规律，做好新时代的法学教材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我国法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教材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是学校教育教学、推进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进行国家层面规划，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抓好教材建设。 二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 三是强调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研究“教什么”的问题，也要深入研究“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要把教材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基础工程，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加快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强调教材建设是铸魂工程，统编教材是基础，要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目录制度，要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水平不高、导向有问题的教材不能使用；政治上把握不准确、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简单贴政治标签，不顾教材体系完整、逻辑完备，断章取义塞入政治内容的教材，也要不得。 五是强调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的密切关系，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要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教材体系，总体上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下，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针对我国法学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中一定程度存在的“偏重西方法学理论、缺乏鉴别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明确指出解决这些问题要统筹谋划、整体布局，该坚持的坚持，该改进的改进，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正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尽快把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立起来。 六是强调法学教材建设要处理好法学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首先要打牢法学基础知识，同时要强化实践教学。要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将实际工作部门的优质教学资源引入高校，法治实务部门要选派理论水平高的专家到高校任教，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学，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 七是强调要加强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强化相关部门责任，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集中骨干力量，统筹优势资源，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对于教材编写主体较多、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在教材选用上一定要把好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涉及教材建设的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教材建设的重要举措。2017年，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教材国家事权的重要战略部署，国家教材委员会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的组织机构。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五项重点工作，一是编制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和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共同构建了教材建设的“四梁八柱”；二是继续推进统编教材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以下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建立健全教材建设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教材编写审核机制；四是加强教材研究、宣传和阐释工作，设立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五是加强支持保障和激励机制，把教材纳入高校“双一流”评估、教学评估、学科评估重要指标。其中关于马工程重点教材，按照《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通知》有关要求，一是把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作为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二是把教材使用统一纳入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三是把使用情况统一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检测的基本指标；四是把教材使用情况统一作为本科教学评估、检查的重要内容。至此，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目标 从最根本意义上讲，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的目标服从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从法治和教育两个维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两步走”战略安排，其中，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而未来五年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从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表述来看，教材建设工作目标是分阶段进行设计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提出教材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经过努力，教材建设全面加强，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教材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育人功能显著增强，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开创教材建设新局面。重点在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教材建设体制基本健全，二是教材体系基本完备，三是教材质量显著提升。这是从分阶段实现工作任务目标来设计的。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擘画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发展蓝图、总体要求、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和各项任务。《意见》对于法学教育发展到2025年和2035年的主要目标作了部署，即到2025年，法学院校区域布局与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均衡，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重点领域人才短板加快补齐，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能力持续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更加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到2035年，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相适应，建成一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院校，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专家学者，持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法学理论研究体系。在《意见》的工作原则部分提出五项工作原则，这也是教材建设的工作原则——“把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推进”，与强调教材的国家事权、把教材建设纳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精神完全一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推动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高质量发展”，这既可以作为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法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简练地概括新时代我国法学教材建设的目标，可以表述为加快建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法学教材体系。 三、法学教材建设的主要任务 《意见》提出了法学院校、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三大体系建设任务。法学教育体系建设任务主要对法学学科体系、法学教学体系、法学教材体系和法学教师队伍建设作了安排部署。作为法学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材体系建设任务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通过抓好核心教材、编好主干教材、开发新形态教材等，构建中国法学教材体系。这是法学教材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核心要义是要通过核心教材、主干教材和新形态教材等方式，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穿到现行各门法学教材知识体系之中，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法学教材体系。这方面的工作任务应该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建设工作基础上。无论是法学核心课程教材，还是法学主干课程教材建设，或者新形态教材建设，都要将教材建设建立在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学术化表达、学理性阐述和系统性构建的基础上。这方面的探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用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等教材，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在法学教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时组织更新修订，拓展法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的覆盖面，提升影响力。这项任务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教学体系，开好课程，用好教材的任务。2021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通知》明确指出，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纳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各高校应参照《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年版）》修订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于2021年秋季学期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与此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一书由高教出版社出版，满足了学生学习的需要。在开设课程、编写和使用教材的基础上，今后的任务是要继续拓展开课的范围，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提升学术内涵、完善课程设计、创新方法手段、加强师资培训，推动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等。另一方面是有关马工程重点教材升级版建设工作任务。2022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对马工程重点教材进行全新拓展，从基本要求、重点任务、建设方式、实施安排、保障措施和组织领导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安排部署。目前这些工作任务正在加紧推动进行中。 第三，推进中国法学系列教材建设，充分反映全面依法治国发展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法学教材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和重要实践成果，包括：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总之，凡属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这些方面的内容，都应当及时充分反映到现行法学教学内容当中，使法学教材建设跟上时代发展，体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第四，严格要求法学教材编写人员资质条件，加强教材分级分类审核，把好政治关、学术关。我国已于2019年颁布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对高校教材建设工作的管理职责、教材规划，特别是教材编写、教材审核、教材选用以及支持保障、检查监督做了全面细致明确的规定，为遴选审查法学教材编写人员的资质条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南。按照《办法》规定，教材编写人员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一是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没有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二是学术功底扎实，学术水平高，学风严谨，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熟悉高等教育教学实际，了解人才培养规律。了解教材编写工作，文字表达能力强。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新兴学科、紧缺专业可适当放宽要求。三是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四是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从事教材编写修订工作。对于教材主编，《办法》还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并抵制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二是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本学科领域有深入研究、较高造诣和学术威望，或是全国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在相关教材或学科教学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熟悉教材编写工作，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在程序上，教材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核同意，由所在单位公示。总之，现行的高校教材管理规定满足了新时代严把教材政治关和质量关的要求，为从源头上确保教材的编写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 （作者：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健） （本文系作者2023年11月4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启动仪式暨首届法学教材建设论坛上的发言，内容略有调整。） 【民主与法治周刊】王健：推进新时代法学教材建设https://mp.weixin.qq.com/s/XAnycyDiqYq2AUi1GciHPw

  2024-02-07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法释〔2020〕6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809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决定，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五、将第七条修改为：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六、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七、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八、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九、将第十三条修改为：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十一、将第十六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十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十四、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十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十八、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十九、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二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二十一、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二、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三、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十四、将第三十一条删除。 　　二十五、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十六、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本决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以及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判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第十八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的，人民法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五）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者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有证据证明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超过以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利率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限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施行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本规定。 　　借贷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前的，可参照原告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确定受保护的利率上限。 　　本规定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2024-02-02

• 我校教师应邀出席2023年全国高校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联盟第七届年会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及法律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

  12月16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子商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电商教指委）指导，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承办的2023年全国高校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联盟第七届年会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及法律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在郑东校区举行，我校张荣刚副校长及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教师代表应邀出席。 全国高校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联盟成员单位的学科建设负责人、电子商务及法律领域的理论界与实务界专家，共同探讨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在时代浪潮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不断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拓展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加强专业联盟校际之间的人才培养及科研合作，共同推动专业建设的蓬勃发展。 在“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建设特邀论坛”和“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及法律理论与实践探索特邀论坛”上，联盟秘书长，我校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王卫东教授做主旨发言，与会代表分别从商法融合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教赛一体虚拟平台建设、课程思政进课堂进教材、平台企业反垄断规制等角度，探讨了在专业内涵建设、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知识体系构建、课程与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及内容创新等领域的做法和经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本次会议还进行了全国高校电子商务及法律专业联盟的换届工作，选举出新一届联盟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长。  

  2024-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