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的学术使命,也是张载的人生理想。特别是其中的“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描绘美好社会的蓝图,并探索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张载为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和实际努力,依然闪耀着不灭的精神光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 张载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和所选择的治世方略,一方面仍然遵循着儒家的“大同”“仁政”“礼治”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针对他所生活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对北宋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一些有志之士力主改革,张载也是其中之一。但与坚持现实主义路线的王安石不同,张载主张以夏商周“三代”为榜样,确定治世方略。1069年,张载受诏回朝与宋神宗讨论治国方略时提出:“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明确表明了他“法三代”的治世思路。 第一,推行“井田”。通过实行“井田制”解决土地的日趋集中问题。张载主张“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授一方,养民之本也”。他晚年回到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一方面与弟子们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仍体察民情,试验井田制,为广泛推行井田制积累经验。 第二,实行礼制。张岱年曾说:“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张载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重视礼的教化;二是崇尚古代的礼制。在礼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把“礼”和“德”贯通起来,由“崇礼”引申到“贵德”。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主张实行礼制,确立治世之道。他说:“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司马光曾评论说:“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 第三,恢复宗法。张载还主张推行古代的宗法制,他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他认为宗法制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世代祖先,从而通过宗亲关系凝聚人心,并通过世系传衍继承传统美德,淳厚民间风俗。 第四,推行德治。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张载继承孔子的治世思想也主张推行德治。他说:“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了推行德治,张载从哲学高度论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他在《西铭》一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人与我、物与人,都属于天地所生,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这种“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纲领。 太平之世的价值目标 张载提出的治世方略,并没有停留在急功近利的手段上,而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长远思考。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曰富。张载认为井田制有两大优越性,首先是“足民”。所谓“足民”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他说:“为政者在乎足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民是儒家提出的重要社会价值。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之”作为治国的基本要素,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都把“富”作为太平之世的重要标志。张载继承了这些思想,也把“富”作为“为万世开太平”的重要价值目标。 二曰均。张载认为,井田制的第二个好处是“均”。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均平”也是儒家追求的重要社会价值之一。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也是张载主张推行井田制的用心所在。 三曰安。张载的井田制、礼制、宗法制、德治等治世方略的选择,其中都内含着一种秩序性的价值诉求,而这种秩序价值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就是平安、安定。在张载看来,礼是天理秩序性的现实展现,礼制具有安立社会秩序的实用价值。张载说:“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他之所以倡导宗法制,也在于宗法制具有明世系、凝人心、厚风俗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 四曰和。“礼之用,和为贵”,推行礼制,可以实现和谐价值;实行德治,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对于社会的意义,更是和谐。张载在哲学上追求至高无上的“太和”境界,主张“太和所谓道”。张载称“太和”为“道”,从本体和价值的统一上赋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和谐,就是张载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张载看来,世间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种至高无上的宇宙和谐体现在社会上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美好的道德才能实现。而道德上“民胞物与”的境界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好途径。为了做到“民胞物与”,他提出每个人要培植“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就是说人应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做到“体物未尝遗”“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就会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道德情怀,就能遵循“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道德原则,就能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从而使社会真正实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境界。 总之,张载设计的上述治世方略,是由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导引的。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等价值目标,也即是太平之世的构成要素和确立标志。富而平谓之“富平”,均而平谓之“均平”,安而平谓之“安平”,和而平谓之“和平”,合而言之,即是“太平”。在张载看来,这几个具体的价值目标达到了,社会就实现了“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的理想状态,此即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突出特点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术”与“道”的统一。张载提出的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属于“术”,而它追求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则属于“道”。我们对它的评议,既不能只着眼于“术”,也不能只看其“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术”与“道”的统一,以治世言,治世之“术”由治世之“道”来指引,治世之“道”由治世之“术”来实现,两者不能割裂。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也体现了“术”与“道”的统一。 其二,“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张载的治世方略包括井田制、礼制、德治、宗法制等,都是传统儒家主张的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治世经验,以此作为北宋时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确有“药方只贩古时丹”的保守主义色彩,而企图用这种方案来实现富有、均平、安宁、和谐等美好的价值目标和万世太平的宏伟理想,只会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的理想体现了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 其三,“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历史传统和时代意识的结合。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并不只是张载个人的独立宣言,而是历史上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崇尚的社会最高评价标准。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南巡会稽时,命李斯“立石刻颂秦德”,其中曰:“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吕氏春秋·大乐》篇认为,先王定制音乐,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娱乐,其宗旨也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美好社会理想。《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述了班彪对周成王的赞美:周成王年幼时受到周公等人的良好教育,所以他主政后“天下旷然太平”。温庭筠在诗作《长安春晚二首》中赞美他所处的唐代社会是“四方无事太平年”。“太平”,不但在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一直是美好的社会赞词,而且到了北宋时期更广泛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的流行词汇。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6年登基后,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公元977年后,赵光义还下令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几部大书。于是,“太平”就成为表达一种时代意识的话语,为人们所熟悉。关心朝政的知识分子们几乎莫不谈“致太平”之道。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一文中说:“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北宋思想家李觏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他阐发《周礼》思想写成《周礼致太平论》,希望以此用于实际,实现大宋太平。可见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性兼备的突出特点。 总之,张载用“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他的学术使命和社会理想,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而是具体切实的殷切表达。尽管同历史上其他哲学家一样,张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的社会价值目标,却是合理的,他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也是十分崇高的。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的按语中所写:“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赵馥洁,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光明日报】赵馥洁: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哲学审视https://app.gmdaily.cn/as/opened/n/2eaa90cc4ef6437da7dafc04942f008b
2024-04-01整理者按: 1978年8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关于恢复设立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78法司字第82号),两校迅速筹备复校并计划于1979年开始招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 1979年4月,西北政法设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着手当年的招生工作。同年8月,在当年报名的54名考生中(实考49人)正式录取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张振伯、胡家戍、卫云棠、张大军和哲学专业王干才、刘本炬共6名研究生,是为西北政法学院校史上首次招收研究生。1980年8月又录取了田文昌、叶裕琳、龚明礼(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忠槐(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主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余向栋(从事律师业)5名刑法专业研究生。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学研究生教育由此起步。 首批刑法专业研究生在郭怀都、周柏森、解士彬老师指导下于1983年毕业,随后又在西南政法学院进行了申请硕士学位的答辩。1983年刑法专业第二次招生,录取贾宇(本校法律专业79级应届毕业生)、余欣喜(黄石师范学院政教专业应届毕业生)两名研究生。 1984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次学位授权审核中,西北政法学院的刑法专业获批硕士学位授权,学校随之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6年贾宇、余欣喜完成学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成为本校颁发的1号、2号硕士学位证书获得者。 之后,1986年法学理论(1984年招生)和哲学,1990年法制史(1987年招生),1993年经济法(1984年招生)、国际法(1984年招生)、民法(1986年招生)和政治经济学,1995年诉讼法(1992年招生)和宪法与行政法学(1992年招生)、1998年环境法学等包括法学、哲学、经济学三个门类11个学科专业相继获得硕士学位授权。截止到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结束(此前为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与实践的初创期),学校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共计102名(见附件名录)。西北政法大学早期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开展,为后来学校事业发展,特别是重点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4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办研究生教育45周年和获批硕士学位授权40周年。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我们特请第一届刑法专业毕业生田文昌先生对当年在校攻读研究生的情形进行回忆和讲述,以存校史,并为今天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历史借镜。田文昌先生拨冗口述录音,亲自校订个人简介,并校正录音整理文字,为这项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西北政法大学授予的第一位法学硕士学位获得者,现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对早期研究生教育的某些细节给与了认真的指导和说明。同为首批由本校授予法学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余欣喜,提供了他个人珍藏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图片,允许本文使用,在此谨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有关此项校史挖掘整理中的不完善、缺漏甚至讹误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并请在丰富和扩展线索方面予以宝贵指导。 口述人 田文昌 1947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后迁居辽宁省抚顺市。1968年下乡插队,1971年回城。早年做过中学教师、建筑公司维修电工。1980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成为该校首批刑法专业研究生,1983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中国政法大学,曾任法律系副主任。1995年辞职,创办京都律师事务所,专事律业。 现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顾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终身荣誉会员。 田文昌律师教学、研究和办案成果丰硕,发表论文、译文、专著和教材数百万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实话实说》《三百六十行》《面对面》《人物》《第一线》等栏目先后多次对田文昌律师进行专访报道。被评为“CCTV2013年度法治人物”。 整理者 王健 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现任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自学考试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五届),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在西北政法读研的那三年时间,有些故事,有些做法,有些回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学校肯定都没有过的事儿。这是很值得记录一下的。先说这么几个事儿。 师生关系 我们这几位导师都不错,郭怀都老师对我们亲切、关怀,平易近人,当时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一开始接触得比较多,后来少一些。后来接触比较多、受益比较深的,主要就是周柏森和解士彬这两位导师。 我们和这两位导师的关系,经常是到他们家里去请教、学习。他们也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基本上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特别的密切,特别的平等,特别的自由。 周柏森教授指导刑法学研究生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有次周老师的小女儿(好像在西安交大读博士,或者读硕士,我忘了,反正在读研)跟我说一件事儿。她就跟我说:很奇怪,你怎么跟我爸的关系那么好,那么平等,在我们家里,说争就争,说讨论问题,一点儿没有地位之分。她说她跟导师说话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不能随便乱说,思前想后,毕恭毕敬地。没想到我们几个跟她父亲的关系这么平等,这么亲切,这完全是没想到的,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不是我们做到的,是你爸爸做到的。因为你爸爸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才能这样对待他。这就是我们当时读书的例子,很典型。解老师就更不用说了,解老师年轻,跟我们在一起经常是无话不谈。这种师生关系,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 另一个更值得说的事儿,就是我这两位导师胸怀的博大。在我接触的中国学者中,我没有遇见第二个。 什么意思呢?我在西北政法读研的三年期间,曾经游学全国,周老师、解老师都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认为西安信息比较闭塞,于是两位导师主动轮流帮我写信,写给全国刑法学界的专家。我带着他们的信,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拜遍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刑法学专家。 除了“五院四系”,还有社会科学院、公安大学。可以说,当时能够拜访的刑法学家,我基本上是一个没落,包括国际刑法的、比较法学的那些学者。除了刑法学家以外,还有法理学专家、经济学专家、哲学专家,我拜访了几十个,有的人是一次,有的是多次,高铭暄老师、马克昌老师、王作富老师、曹子丹老师都不止一次,是好几次地到他们家里去求教,真是做到了博采众长。 而这种活动起源和成行,全是这两位导师支持的结果。你想一想,有自己的导师主动给你写信让你去拜访别的老师求学,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吗!所以我想这体现了周老师、解老师的太难得的胸怀。 正因为这两位导师这样的胸怀、这样无私地支持我,所以我在调研期间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面拓宽了很多,而且不同的观点也接触了。我记得,当时条件也差,寒暑假时间也有限,经济条件也不行,买不起卧铺,夜里头坐着硬座,白天拜师求学,有时候就吃一顿饭。 虽然很艰苦,但是收获特别大,以至于我毕业到政法大学工作以后,很多我拜访的老师都还记得我,好多年了一提起来,都问我怎么样,关注我的进步,关注我的发展,而且随时有情况,都能跟这些老师请教。所以我认为这段历史是非常值得记录下来的。这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 还有就是他们对学问的求真、求深和对学生指导的倾心。 再举个例子,我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初稿写成了,在修改的时候,解士彬老师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头改了一整夜,给我详细地指导,改了几个来回。首先他给我改稿子,我三万多字的论文初稿,他看了以后基本上变成了红色,用红笔改的部分甚至超过了我的原文。特别是字写得非常小,又很漂亮,写得满满的,连空都没有了。这才使我知道什么叫写论文,原来我自己以为我的文笔不错,洋洋洒洒用了很多辞藻。后来经解老师这么一改,才发现路子不对。解老师在我的宿舍里头搞了一整夜,给我一边讲一边改,后半夜实在累了,说你让我闭上眼休息上十几分钟,然后接着再弄。于是我们俩都坐在那,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然后起来再修改论文。 一个导师对学生做到这个份儿上,我认为也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我受益非常深,不仅是学问上,在做人的问题上,一个导师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所以后来我当了教师,我从导师身上学到了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这不仅是一个学问的传承,而且也是一个精神的传承,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很多做人的原则、做学问的精神,对待学生的态度,都是从我的导师那儿学来的。这种指导、这种提升是非常难得的。 学位论文答辩 再说个答辩的事儿。毕业答辩,由于当时西北政法学院还没有取得授予学位的资格,所以后来我们和老师、学校领导,选择到西南政法学院去答辩。当时的答辩非常有意思。我已经到中国政法大学报到工作了,又回过头来,我们四个人(按:首批刑法研究生有田文昌、叶裕琳、龚明礼、陈忠槐、余向栋共五人,叶裕琳因故未参加答辩)由解老师带队,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答辩。 当时西南政法学院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叫邓又天。答辩的时候呢,我亲身感受到西南政法学院的学风,那种最好的学风。我后来说,那种答辩值!那种气氛,那种庄严,那种严格,是其他学校没法比的。 答辩在大礼堂,几百人旁听,在当时的那种条件下,还有录音机录音。那种场面很吓人,也把你搞得很紧张。后来我听到、看到的答辩,就一个小教室,一个答辩委员会,没有几个人旁听,很随便,也很放松,跟当时西南政法那个答辩场景完全不一样。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点紧张。 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我国刑罚的目的》,题目比较大,理论性比较强,比较抽象,争议也比较大。当时导师组一研究,把我的答辩放到最后,让我压轴。所以他们几个说完以后,第四个我来答辩。 不出所料,答辩的时候非常激烈。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答辩组里有个年轻教师,叫康松林。他当时才四五十岁,是最年轻的,也比较冲,我们两个就激烈地争论起来了。因为论文里面既有刑法问题、法理问题,又有哲学问题,有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容量比较宽。康老师跟我就在几百人面前争得非常激烈,不说面红耳赤吧,但也到了白热化程度。我开始也紧张,争论起来后倒是放松了,我就像跟其他人辩论一样。 最后呢,结局非常好,我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后来胡云腾跟我讲过(胡云腾和江必新当时是西南在读的硕士生,他们就在旁听的几百人当中),他们当时就议论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口才这么好,思维这么清楚,将来是当律(师)的材料。果然被他们说中了。 由于答辩特别激烈,他们科研处的处长,事后还专门跟解老师表示歉意,说康老师的这种提问太过了,有点不应该,对学生压力太大。解老师当时就很潇洒,说没问题,这种做法一点儿也不过,应该这样做,这才是对学生的一种真正的考核。我当时也说一点问题没有,千万用不着道歉。我觉着康老师的这种提问和治学非常得好,所以最后皆大欢喜。 答辩结束后,又和答辩组的所有老师、在校的研究生搞了个座谈,邓又天老师、伍柳村老师(我记着他后来到了成都的四川大学),还有董鑫在座,我记得最核心的就是这几位导师。康松林最年轻,还有一个老师叫什么我忘了,最后在一块座谈。他们对我的评价都特别高。我记得解老师说,他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规律,就是自学考试的人,往往水平更高,比科班出身的水平还高。好像他们那边也有个自学考试的。 所以这一次答辩,也反映了我们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的水平。在这之前,我们在五所政法学院里边排到最后,很多人瞧不起我们。但是这场答辩,不仅是我,他们三个答辩也很精彩,都引起了轰动。所以说当时这个答辩,是给西北政法争了光的。我们回来后,解老师汇报以后,周老师和学校领导也都非常赞赏,非常兴奋。 关于学位论文 再说一点关于我学位论文的问题。当时我这个论文题目,难度比较大,争议也比较大。因为研究刑罚的目的论,我是第一个。当时我对刑法总论问题比较感兴趣,就选了这么一个题目。 选这个题目呢,老师们为我担忧。因为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谈惩罚。我们当时的观点,刑罚就是教育、改造,是继承苏联原来的一些老的观点。而且没有参考书,国内的参考书根本就找不到。 这一点,我非常感谢高铭暄老师。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高老师多次。有一次让我最感动、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去他家,高老师腰椎间盘突出犯病了,躺在床上下不了地。我很不好意思跟他谈。结果老先生跟我谈了两个来小时。我要走了,不让我走,说没谈完,谈得非常深。 最后高老师指着家里的书,书架子上的两本俄文专著,一个刑罚学,还一个什么书,让我做参考。很厚的两本书,我全文复印,后来就用这两本书做参考。这两本书除了用做参考,也提高了我的俄语水平,我基本把这两本俄文原文书都通读了,做了好多重点批注。后来主要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又零星参考了其他一些资料,最终形成了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写成以后,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就通不过。不是解老师、周老师通不过。解老师、周老师都没问题。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少,我们的论文系主任要看,院长要看,院长是王陆原。当时的系主任亲自跟我谈了好几次。他们的想法比较保守一些,就认为这观点不行,通不过。周、解两位老师都替我捏把汗。 最后是高(铭暄)老师、马(克昌)老师,我得到了他们的指导,论文又请教了一圈,有四五个老师都写了评语。其中高老师、马老师的评语都非常的肯定,特别是高铭暄老师,写了将近三页的评语,对我的论文充分肯定。当时要没有高老师的充分肯定的评语,这论文通过与否都是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儿上,我特别要感谢高老师。 还有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故事,去年高老师学术馆在浙江成立的时候(按:2023年4月7日在浙江省玉环市举行了“高铭暄学术馆开馆仪式暨高铭暄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也去了。 图片来源:新华网 很大一个学术馆,居然在一层最显著的展柜位置,摆出了我的《刑罚目的论》手稿。那不是我论文的手稿,是我毕业之后,在论文基础上出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很薄的专著,叫《刑罚目的论》。我写那个书的时候,请高铭暄老师作序。当时条件很差,全书是手抄本、工工整整的,我记得还是我朋友帮我抄的,非常工整的魏碑体,一大本子,高老师给我写的序。这么多年我都忘了,高老师居然保留着,我都没有这个版本了。高老师在他家里找出了我这个原稿,放到他的展柜里边,而且把他写序的经过、改过的最原始的手稿也附在一起,让我特别地感动。 当时记得他的学生姜伟呀、胡云腾呀,还有很多人都很“嫉妒”,说高老师展柜里面,六十多个博士,展出的文章,都没几个,最显著位置的却是我的论文,还有贾宇的论文也在那放着。他们那些学生,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简直是“喧宾夺主”。所以对高老师而言,我不是亲学生,却胜似亲学生。回来以后,我又找到了当时高老师借我的那本俄文刑罚学,把复印的书稿送给了高铭暄学术馆,现在在学术馆里也展出来了。 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西北政法的老师带研究生的严谨。当然我这里边谈的有些个保守观点,那都是时代所造成的。高老师对我这么有争议的文章居然也通过了,这其中也更得益于我的周、解两位导师的全力支持和充分肯定。所以写论文的这个过程很有故事,包括通过论文答辩的过程,都有很多故事。 余欣喜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 1986年刑法研究生论文答辩现场 【中国法律评论】田文昌口述:西北政法早期的研究生教育 https://mp.weixin.qq.com/s/WgDEwqKrjH0GKwtiW4m4uQ
2024-03-30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者石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1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边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反恐、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交流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具体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何晓娜表示,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促进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郭淼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认为,中国构建了一套既符合宪法精神又尊重人权的反恐法律体系,在开展反恐行动时,中国始终坚守宪法规范的基础,并将人权保护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新华网】中外专家交流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f3e02e7cd24889f98e1ded4ae8b5a171×tamp=78074
2024-03-19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遵循。五年来,学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六个强化”为遵循,打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组合拳”。 强化统筹实施,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锚定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出台《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等,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组织协调,校内各单位和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工作机制。认真落实校领导听讲思政课制度。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进课堂,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为形成“大思政课”一体化育人格局按下“加速键”。 强化严管厚爱,激活“大思政”育人源头活水。全面提升思政教师素养能力,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为要求,结合严把入口关、强化考核评价、职称评审单列单评、设置专职岗位津贴等一系列措施,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选聘相关学科专业教师、行政人员等担任兼职思政教师,聘请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红色基地讲解员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来,打造“多元化、多样性”的教师队伍。 学校研究生新生同上一堂思政课 强化一体贯通,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思政课堂。坚持“八个相统一”,建强思政课主渠道,开设《党史教育》《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解读》等课程,四门思政课列入学校金课建设。推出14 个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出22 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整合“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研指导中心”等平台资源,将法学特色融入思政教育大格局,深挖“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理念下的“思政+法学”教育范式。 强化守正创新,探索“大思政课”路径。成立“课程思政研究中心”,探索“行走的思政课”“师生同台”“专题+艺术”“实践研修+现场教学”等教学新模式。组织本硕博一体化的“红色法治研习之旅”,开展“开学第一课”“教学名师第一课”“上好新生第一课”等特色思政活动,着力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用好庆祝建党百年及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生动的思政“案例”,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推动虚拟仿真技术和新媒体技术融入思政课建设,形成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深度统一的良好育人格局。 《黄河大合唱》大型音乐会在延安举行 强化校史赋能,为思政教育注入“鲜红”底色。启动红色文化育人模范大学创建工作,设立重点教改项目“红色基因融入本科实践教学的探索”,与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及延安新闻纪念馆合作开展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史研究,与西安电影集团共同开发电影党课,不断打磨具有鲜明红色底蕴的“大思政课”品牌。打造红色校史文化品牌,连续举办七届“法治文化活动季”,排演《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大树下的课堂》等红色法治教育类原创话剧,举办《黄河大合唱》专场音乐会,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经典诵读大赛,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鲜活性、感染性和实效性。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强化价值引领,在实践教育中培育时代新人。五年来,学校组织百余支社会实践团队、数千名青年学生走向基层、走向农村、走向西部,以寻访革命足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为主题开展社会调研及公益服务。在理论和实践深度结合的过程中,青年学子树立了“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的理想。深入开展与基层村委、社区、中小学及各类企业的合作,致力于打造一批优质实践教学基地和一批志愿服务团队,有力推动“大思政课”教学实践、社会实践、自身实践的融合统一。 【陕西省教育厅】西北政法大学:以“六个强化”为遵循 打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组合拳” https://mp.weixin.qq.com/s/410O3JO48N7u3lt7hSxwiQ
2024-03-16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五年来,在时与势的变革中,西北政法大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内容上“学深”、形式上“用活”、效果上“做实”,一体贯通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全面提升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学校深刻把握“八个相统一”原则,依托陕西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化实践教学环节,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开展“红色法治研习之旅”实践活动,组织研究生、本科生前往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等地学习考察,使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深刻感悟红色法治文化的独特魅力。每年组织十余支社会实践团队赴革命老区延安以及贵州、云南等地开展主题调研并进行公益服务,使青年学子在实践中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通过参加活动,深受教育和启迪。”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田睿鑫表示,将志存高远,勤勉好学,以坚韧不拔之姿,奋力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壮丽篇章。 一部作品的创排,就是一堂鲜活的思政课。学校创新育人载体,用文化艺术涵养思政教育。“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1939年,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学校前身“陕北公学”的礼堂中首次演出,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84年后,学校举办专场音乐会,让《黄河大合唱》再次响彻革命圣地延安。“站在延安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出时,更加深刻感悟到革命先辈敢于牺牲、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2022级学生周甜甜是此次音乐会的参演人员之一,通过这堂“文艺党课”,她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到了奋进的力量,从红色文艺中寻到了前行的方向。 同时,学校复排演出了《庄严的审判》《人民法官马锡五》《大树下的课堂》等原创话剧,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巧妙地融入艺术形式之中,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红色校史跨越历史时空,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学校深入挖掘红色校史,编印系列校史图文资料,拍摄红色校史宣传片,定期组织“传承红色基因重走校史路——‘寻根之旅’活动”;组织新入校学生前往校史馆等校园“红色打卡处”,了解学校的红色故事,以红色文化认同感提升时代责任感。“经过红色文化的教育熏陶,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时代大学生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23级新生孔梦婷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西北政法大学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通讯员 张佼) 【西部网】西北政法大学:“小切口、大情怀” 促进实践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 https://toutiao.cnwest.com/data/sxtt/share/news/2024/03/15/content_2746554.html?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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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的发展导向,持续提升辅导员队伍内涵式发展质量,以“四个坚持”为抓手,持续赋能做功,积极推动新时代辅导员队伍转型升级。 坚持党建引领,增强队伍建设的政治性。学校党委高度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构建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工作体制,成立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辅导员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相继出台《西北政法大学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实施细则》《中共西北政法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相关制度,将党的领导贯穿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全过程中,构建规范科学的选聘、培训、管理、考核与转出机制,着力打造专职辅导员、青年教师兼职辅导员、校外兼职辅导员三支队伍,并通过“一站式”学生社区成长导师、本科生导师、实务导师等形式,协调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专业课教师、杰出社会人士共同发挥育人功能。学校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党史学习教育,专门制定学工系统工作实施方案,系统组织开展政治学习、专题培训、理论宣讲、专业竞赛等各类活动,深化党建教育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辅导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 坚持提升效能,增强队伍建设的专业性。学校积极推进“岗前-常规-专项-研修”的培训体系,围绕党建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疏导、网络舆情管理等方面开展各类培训,分批选派辅导员赴国内知名高校考察学习交流。实施“辅导员导师制”,选聘优秀学工干部担任青年辅导员导师,对近三年新入职辅导员进行全员覆盖,充分发挥“传、帮、带、教”作用,提升辅导员队伍整体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每学期组织开展“学工干部讲业务”、“形势与政策”集体备课会、辅导员沙龙等活动,增进以学正风、以学求实、以学促行。组织举办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形势与政策”课讲课、思政微课、辅导员工作案例等相关比赛,形成“比、学、赶、超”的积极氛围。近3年,连续3名辅导员荣获陕西学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思政课程“教学标兵”称号,建设有“正心学风建设”和“法苑之声”等2个陕西高校省级辅导员示范工作室,“正心学风建设”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情况受省委教育工委通报“建设成效较为突出”,不断增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示范引领力。 坚持法治管理,增强队伍建设的纪律性。充分发挥学校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管理特色,坚持制度筑基、纪律固本,不断提升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先后围绕新时代辅导员队伍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管理、学生纪律教育暨深化校风学风建设、思政专项(辅导员工作)研究项目管理等方面出台管理办法,确保辅导员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组织汇编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辅导员工作案例等资料,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连续组织开展“法暖万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持续增强辅导员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与意识。完善工作奖惩机制,将辅导员工作纳入到师德师风考核、岗位年度考核、院系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体系中,制定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负面清单,建立辅导员工作核查追责机制。在学生意识形态管理、心理危机防控等工作重落实法治化原则,注重开展工作的实效性、规范性和纪律性要求。严格落实辅导员“日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处置学生安全稳定、舆情化解、疾病送诊、心理危机等突发情况,扎实扎牢校园安全稳定一线。制定《辅导员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辅导员职业行为十不准》,强化辅导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守则。 坚持管培并重,增强队伍建设的成长性。学校党委将辅导员队伍建设纳入到纳入干部培养的重要方面,通过晋升晋级、评优评先、考核聘级、干部交流、挂职锻炼、访问学者等形式,不断增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责任感和荣誉感。学校定期组织开展校级优秀辅导员评选工作,对荣获省级各类比赛突出成绩的选手予以单列指标,择优推荐省级“十佳辅导员”“优秀辅导员”人选。积极推动辅导员职务、职称、职级三线晋升政策落实落地,2023年择优晋升10名副科级辅导员。优化职称评审办法,制定符合工作实际的评审量化指标,按照10%的比例设置正高级职称岗位,按照25%的比例设置副高级职称岗位,推动辅导员职称评审单列计划、单设标准、单独评审。鼓励支持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学术素养。学校大力推进辅导员队伍有组织科研,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各级各类辅导员工作研究课题和精品项目立项,通过专家评审、考核、答辩等环节,严格把关科研过程和成效转化。近3年,辅导员主持或参与校级及以上各类课题231人次,发表包括核心期刊在内的学术论文103篇。 作者:李伟弟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陕西省教育厅】西北政法大学:“四个坚持”扎实推进辅导员队伍建设https://www.sizhengwang.cn/a/dxjy_sxjy/240313/1742157.shtml http://jyt.shaanxi.gov.cn/jynews/gdxx/202403/14/138938.html
2024-03-1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推进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和重要战略部署,持续巩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大力弘扬新风正气,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极大地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2023年,全国共审计2.1万多名领导干部,各项审计发现并移送重大问题线索7200多起,涉及2200多亿元、1.1万多人。这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严重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我们对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要有清醒认识,对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有清醒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以“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的坚韧品质,以史为鉴,弘扬廉洁文化,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百年大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理论是党员干部增强政治定力的精神补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年轻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出要求,强调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理论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思路方法。通过学习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和反腐败斗争经验,党员干部可以更加深入理解腐败的根源和危害,掌握腐败的基本特点和表现形式,了解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找到有效防治腐败的办法。同时,通过理论学习,党员干部能充分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增强对廉洁、正义等价值观的认同,坚定反腐倡廉的信念,涵养真实、诚信、公正、廉洁的浩然正气,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 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到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再到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这些制度性成果激发了更大治理效能。2023年12月,中共中央纪委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围绕重要节点持续巩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有力彰显了作风建设永远没有休止符、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的坚强决心。党员干部要持之以恒净化政治生态,锲而不舍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不断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胜利,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征程上,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百年大党定能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陕西日报】李贵: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https://esb.sxdaily.com.cn/pc/content/202403/11/content_8610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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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在第61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联合西安雁塔区中医医院、明德门派出所、盛远物业和陕建五公司等单位开展了“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文明新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群众提供多元化便民暖心服务。 一大早,志愿者们手拿夹子、垃圾袋等工具,分工协作、积极配合,捡拾地面烟头、白色垃圾,擦洗健身器材、清扫便民设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怕脏、不怕累的雷锋精神。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为居民开展磨刀、理发、修理小家电和维修室内开关、插座、换灯泡,反诈、消防安全知识宣传和健康义诊等服务。每个便民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便利与温暖。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今后,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将继续用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携手志愿服务,弘扬时代新风,续写新时代雷锋故事,共同建设和谐美好家园! (通讯员 金山) 【陕西网】传承雷锋精神,弘扬文明新风 ——西北政法大学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https://www.ishaanxi.com/c/2024/0305/3086310.shtml
2024-03-06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深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党中央同意,自2024年4月至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继2023年12月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集中性、系统性、纵深化发展的党纪学习教育,也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党中央对《条例》进行第三次修订后,面向全党发出“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警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无疑是对这一战略性问题的生动回答。 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光荣传统和鲜明特色。在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党在明纪律严执纪、立制度定规矩、重垂范抓具体等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内集中性纪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载体,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凸显了在不同时期的主题下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党员人数在曲折艰苦的长征中已骤减到原先的十分之一。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同志指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伴随着中共中央吸纳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党员数量和军队人数得以迅速扩增。但彼时党的干部队伍素质与革命斗争发展需要之间存在直接矛盾,新、老干部在能力方面都暴露出较大问题——“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特别缺乏”。其中,新进党员未经系统规范的纪律教育培训,对于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熟悉了解,党性修养和纪律意识亟待提高。一部分党员干部放松政治警觉,衍生出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党员干部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想倾向造成根据地内部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纪律松散、贪腐严重等问题,对根据地政治社会稳定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干部的品质,所关就已经不是一事之成败、一地之得失,而乃是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了。”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党纪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纪律教育,其直接目的就在于在全体党员中以党纪统一思想、以党纪锤炼党性、以党纪淬化精神,深化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要性和忽视党纪、违反党纪问题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全体党员遵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准确破解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重点、关键点问题,促使全体党员自觉融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来。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实效性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以强化党的纪律为首要任务。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严明党的纪律和统一。同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的论述中明确提出加强党内纪律教育的问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此,中央专门成立党内教育管理机构,如干部教育部、高级学习小组和学习委员会等,积极创办了干部学校、高级研究班、在职干部培训班,并在课程中增加了诸如“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等内容,中央党校课程中还开设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等专题。1940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相继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进行系统性安排部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深刻认识。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其主要指向在于通过整顿党内作风强化党的队伍建设,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的党员干部重点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采用逐字逐句地读,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地读,联系党的历史、路线的读等方法,并通过组织漫谈会、小组谈论会、支部谈论会、答疑与考试等形式将个人自学与集中讨论结合起来,是这一时期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探索。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作为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强化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要求的思想认识,促使党的纪律成为全党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警示性 延安时期党纪学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辅相成,总的实践倾向是坚持从重惩处、树立典型、形成震慑,促使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针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的情况,1938年8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将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盗窃侵吞公有财物等10项行为定为贪污罪。1939年1月至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分别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一系列法规条例。它们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作为重要内容。根据上述相关法令,1939年5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向全党通报了开除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刘力功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发出后,党中央要求各机关组织党员开展专题讨论活动,从刘力功案例中接受警示教育。陈云对此强调,“不仅在课堂上要教育党员遵守纪律,而且要在每个具体违犯纪律的问题上给以纪律的教育”。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在《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题的决定》中规定:违纪党员,不论出身如何,党龄长短,贡献大小,一律依纪严惩不贷。1942年1月15日,林伯渠亲自处理了边区税务总局科员冯维贤与现役军人郭树华贩藏烟土一百七十五两的案件,将其依法撤职查办。林伯渠指出,“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并希望通过这一案件“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曾是八路军合作社副主任的赵文源对婚姻问题缺乏正确态度,结婚时不报告党组织,婚后虐待妻子,雇工人打窑洞时扣工人工资,结婚私用公款四百二十元。党组织在进行谈话教育无效后对其进行处分。1943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总支委员会发出《关于开除赵文源党籍的决定》。再如,肖玉璧在担任陕西省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时,与他人合伙做生意,甚至将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贪污公款三千零五十块大洋。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其死刑。通过法治实践,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推动党内形成知敬畏、严纪律、守规矩的清风正气。 强化党纪学习教育的规范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完善组织建设,为党纪学习教育的长期性、稳定性、规范性奠定了坚实基础。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组织机构、职责任务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尤其强调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纪律约束;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根本的组织纪律,规范了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以及纪律制度。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巩固党内团结和组织纪律。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关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同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明了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具体表现,指出党内要严格遵守“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1945年5月,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 延安时期的党纪学习教育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意义。重视党纪学习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成效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保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这是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的必然之举,也是我们持续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有效手段。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法院报】李伟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实践经验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4-05/10/content_239693.htm?div=-1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在日内瓦举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3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研究会14日在日内瓦举办“《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三十年:中国探索与经验”主题边会。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就宣言和行动纲领的中国实践、生存权与发展权理念、人权国际合作以及少数群体权利保障等议题展开研讨。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不仅符合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宣言和行动纲领精神的发展,必将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锦宇指出,人权文明的中国形态是人权文明多元论的具体表达与实践,其核心内涵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以合作促发展,塑造人权文明多样性。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院院长何志鹏说,中国在发展和促进人权的历史上,长期高度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实现和保护。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发展是解决包括人权在内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赵健舟说,中国在人权领域推进的非政治化议程追求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人权交流。在国际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时,非政治化的人权话语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弥合分歧。 在关于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发言中,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说,无障碍环境建设立法是中国立法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生动体现。 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申天娇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契合宣言和行动纲领宗旨,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规划和指引全球人权治理。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少数民族发展权保护、脱贫攻坚对保护人权的意义、中国人权教育发展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新华社日内瓦3月15日电(记者石松)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5届会议期间,“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主题边会15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边会由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办,邀请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脱贫攻坚、荒漠化治理、反恐、残疾人体育权利等议题,交流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范九利表示,中国通过不断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切实提高了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水平,可以将中国经验分享给更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全球人权事业不断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方强认为,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法律研究和人权对话增进相互了解,通过对话与合作共同探讨人权法律保障的具体实践。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马成表示,从构建完整的脱贫攻坚法律体系,到最新出台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持续为减贫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来自摩洛哥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何晓娜表示,中国对扶贫、经济发展和法律改革的承诺,证明了其韧性、适应性和致力于促进人类尊严和福祉的奉献精神。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郭淼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通过环境政策、环境义务及责任立法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予以保障。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讲师杨博文认为,中国构建了一套既符合宪法精神又尊重人权的反恐法律体系,在开展反恐行动时,中国始终坚守宪法规范的基础,并将人权保护作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姝琪表示,近年来,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法律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成就显著。 【新华网】中外专家交流人权法律保障的中国经验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f3e02e7cd24889f98e1ded4ae8b5a171×tamp=78074
4月15日,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联合西安市雁塔区司法局长延堡司法所、西北政法大学社区、航天六院社区、紫郡长安北社区和雁南中学等单位共同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10周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普及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西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教育宣讲团学生宣讲员和社区工作者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工地、学校、超市,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专题讲座和网络宣传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宣讲与普法宣传活动。 在社区和商超宣讲活动中,宣讲小组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介绍了国家安全法律法规,防范电信诈骗,就大家关心的法律难题进行了专业解答。 在企业和建筑工地现场,宣讲小组详细讲解了安全生产知识,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并重点强调了施工现场常见的安全隐患及预防措施。宣讲小组通过生动的案例分析和实用的操作指导,帮助建筑工人们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对于个人和企业的重大意义。在雁南中学,宣讲员围绕学生关心的“网络安全”进行专题讲解,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通过活动的开展,西北政法大学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居民群众深刻地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增强国家安全使命,营造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金山) 【群众新闻网】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七进”宣讲活动 https://www.sxdaily.com.cn/2024-04/17/content_10657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