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严存生的学术之路

  • 2019年11月11日
  • 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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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步行5000公里重走长征路;退休后,每天坚持锻炼,笔耕不辍,每年发表论文少则三五篇,多则七八篇……严存生看似默默无闻,但他不但培养了诸多法学法律人才,还开创了我国法的价值研究问题的先河。

因大学老师的一场宣讲,他选择法学,从此与之相知相伴。他看似默默无闻,却是谢晖、葛洪义、王敬波、刘作翔、陈金钊等法学名家和尹伊君、贺小荣等司法实务界优秀工作者的大学老师。《今日中国》杂志“中国法治建设特刊”将他列入“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百位法学家”,他叫严存生。

严存生生于1940年,陕西大荔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理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他有什么突出贡献?《今日中国》杂志说,他是“当代中国对法的价值、多元和人性基础进行独创而系统研究的学者”。

弟子谢晖说,严存生毅力坚韧,年轻时,曾步行5000公里重走长征路;70多岁,仍每天早晨在学校操场上做操、打太极拳、拉单双杠,是西北政法大学操场上的“一道风景线”。曾师从他的学生葛洪义研习法理学的贵州医科大学副教授李晓辉说,他“是西北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一宝”。

但他说:“我只是一个教书匠,顺便做做科研,写点东西。”

重走长征路背后的学术养成

重走长征路是怎么回事?这要从严存生的学生时代说起。1960年夏天,严存生高中毕业,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因看到前往中学宣讲的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前身)教师“年轻,有朝气,有激情”,就报考了它,后被录取。

严存生说,他是西北政法大学由西北政法干校改建为大学后招收的第一届法律系学生。那个年代,国家对大学生有特殊优待,可以少受一点饿。相对优越的环境,让严存生读了不少书,并养成了终身受益的读书习惯。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1964年,严存生被分配到刚复校的华东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前身)工作,到上海郊区参加两年“四清运动”后,受学生邀请参加了“重走长征路”长征队。他们一行6人(2名青年教师、4名学生),从上海出发,坐车先到韶山,再从江西萍乡步行经井冈山到瑞金,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步行5000多公里、历时3个月,最终到达贵州遵义。

在前往遵义的路上,他们一边赶路,一边参观、搞宣传、进行社会调查。有时一天走120公里路,许多人脚起泡、腿发肿,非常辛苦,但严存生说非常有趣。他们曾在广西一个苗寨调查1周,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

多年后,再忆这段时光,严存生说,重走长征路,不但让他体悟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了许多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而且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魄。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难得的机遇、特殊的开端。“从此以后,我有一个好的心态和身体,能踏实工作,不怕苦,不怕累。”

严存生说,如今他仍能坚持学术研究,且很少生病,与他重走长征路关系密切。1972年,严存生重返校园。同年,华东政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他被分配到公共理论课哲学教研室工作,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教书育人生涯。为了能胜任工作,严存生成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一名常客。

4年后的1976年6月,严存生以援藏教师身份前往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任教。他们一行几十人,坐汽车从青藏公路的起点柳园出发,经敦煌、格尔木,穿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山口,夜宿不冻泉、沱沱河、安多、羊八井,历时半个月时间,赶到了拉萨。

到拉萨后不久,西藏自治区宣传部组建了政策宣传队伍,严存生被邀请撰写理论文章,先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了七八篇理论文章。这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写作基础。多年以后再回首,严存生说:“这是一个激发我学术研究的机遇。遗憾的是,我没有学会藏语,没有交到知心的藏民朋友,因而未能对西藏作深入的研究。但复旦大学是我教师生涯的开始,拉萨是我学术之路的起点。”

学术研究转向

1978年6月,严存生结束援藏工作回到上海,被复旦大学安排到虹口分校(现上海大学前身)担任政治系教学秘书。这让他很失望,“我的兴趣在学术研究,不在行政职务。”1979年,恰逢华东政法学院恢复重建,严存生借此辞掉了复旦大学的行政工作,调回华东政法学院任哲学教师。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吹遍大江南北,严存生的学术研究生涯也悄然进入“黄金期”。除给《解放日报》撰写探讨民主、法治、人权的系列文章外,他于1979年、1980年分别在《复旦大学学报》《法学研究》发表了题为《要区分两种实践观》《法律·意志·规律》的学术论文。至此,严存生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法学,研究能力也达到了新层次。

1981年,严存生以讲师身份回到母校西北政法学院任教,从事西方法律思想史教学工作,并继续其法哲学研究,陆续发表了《法律·利益·规律》《犯罪与阶级斗争》《公民与公民意识》等论文。

当时,国内哲学界开始“价值问题研究”。他锐敏地捕捉到这个新动向,在法学界推动了对“法的价值问题”研究。1987年,严存生出版了专著《法律与自由》;1988年9月发表的论文《‘法律价值’概念的法哲学思考》被誉为开启了国内法的价值问题研究的先河。在此后的10多年里,他专注“法的价值问题”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法律的价值》(1992年)、《论法与正义》(1997年)等,2002年,他把其汇总为《法的价值问题研究》一书出版。这使他成为我国法的价值题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严存生在其他方面也可谓收获满满。

1989年,严存生组织国内5所政法院校、4所大学法律系的有关教师编写出版了全国性大学教材《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后来,由他主编的国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法律思想史》正是在此书基础上形成的,其多次重印、再版。

1992年,严存生组织翻译的《原始人的法》出版。也正是借助于该书,他于1993年获得了公派留学机会,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访学半年。期间,他概要地阅读了大量西方法律思想史著作,带回来几大包复印资料,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文化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

进入21世纪后,严存生的学术研究再次迎来重要的收获期,相继获得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司法部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各1个。他开始研究法律全球化、法治国家与政党政治、法律的人性基础等问题,撰写、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于2008年出版了《法的“一体”和“多元”》一书。

目光敏锐,乐于耕耘。这让严存生收获了诸多荣誉。1995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1998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2001年至2011年被聘请为陕西省政府参事,2011年被评为二级教授,2013年被陕西省法学会评为“陕西省资深法学家”等。现在,他仍兼任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名誉理事、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和法治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退而不休,学术养生

2012年2月,严存生“到点”退休,但他退而不休,老骥伏枥,仍笔耕不辍,退休4年出书6本,其中4本获得全国性大奖(2个钱端升三等奖,吴玉章优秀奖、方德法治二等奖各1个),每年发表论文少则三五篇多则七八篇。

2015年以后,严存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再次调整:从研究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实践,转向我国古代法治思想。他试图以史为鉴,关怀中国当下法治问题,寻找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基因。为此,他撰写、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并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2017年,他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题为《〈管子〉:我国古代的“君主论”——兼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比较》的论文。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管子》一书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君主及其治国理政的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它比西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早了2000多年,且其立意之高、论述之全面、深刻,都是其无法相比的。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宋海彬说,严存生以法的价值为核心的法哲学研究及退休后的“管子治理思想研究”,让人感叹学术生命才是一个学者真正的生命力所在。他编著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对该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稳固确立和长期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谢晖说,严存生终生淡泊明志,“面对某些不公正待遇,他谈及时一笑而过,决不枝蔓纠缠。面对可能影响学业的事,即便在别人看来这可能是一本万利,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他毫不为动,弃之如敝屣。”谢晖认为,严存生著作等身,与他淡泊名利、心境宁静、心胸宽广有关。

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常聆听严存生讲课、现在常跟随严存生到基层调研的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张永林说,在学术研究上,严存生认真、严肃,十分严格。“每次去调研,严老师都会拿着笔记本非常认真地边听边记。”

李晓辉说,至今仍记得严存生告诫他们“学法理的最好也精通一部部门法”。

但严存生说,“我与西北政法大学相伴成长。”他是西北政法干校、西北大学法律系合并改为西安政法学院后招收的第一届法律系本科生,“西北政法大学培育了我,又为我的教学科研活动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我应该为它做贡献。”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张永林说,年近80岁的严存生老师,不但每天坚持运动和思考,而且思维特别敏捷,在课题调研中总是很谦虚地认真学习,他“生动向我们展示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他是我们青年学子学习的榜样”。

但年逾古稀的严存生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得有规律。学术研究也可以养生。我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常常从中寻找乐趣和自信,体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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